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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玄冥之境”说——郭象

——《蒙培元全集·心灵超越与境界》第十四章

更新时间:2022-05-03 07:56:42
作者: 蒙培元 (进入专栏)  

   郭象哲学有两个重要独特的名词,一个是“独化”,一个是“玄冥”。这两个名词之所以重要,因为前者是回答有关玄学本体论的问题,后者则是讨论有关心灵境界的问题,而这两点正是玄学,也是郭象哲学的主题所在。之所以独特,则由于这两个名词所表达的哲学意蕴是其他玄学家所没有,而为郭象所独有的。不仅前期玄学,即使先秦道家,也没有提出这两个概念。庄子曾提出“独有”的问题,但是还没有从更一般的意义上去论述(在庄子那里,“独有”无疑是个人的精神境界问题),至于“玄冥之境”,在庄子哲学中虽然包含着相关的意义,但是还没有形成如同郭象这样的独特理论。汤用彤先生在《玄学论稿》中提出玄学本体论的问题,并且进行了精辟透彻的论述,现在,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对郭象的心灵境界说,进行一些初步探讨。

  

   一、独化与自性

  

   玄学家的本体论,都不是讨论自然界或客观世界的存在问题,而是解决人的生命存在以及精神生活的问题。因此,本体问题同心灵境界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般说来,玄学本体论是其境界说的理论基础,而境界说则是它的完成。但是,郭象的“独化说”,却否定了玄学本体论。他既否定了董仲舒的天人目的论,又否定了王弼以“无”为本的本体论,同时,他也不同意裴頠以有为体的崇有论。那么,他要不要确立人的存在本体呢?他是以何者为本体呢?这正是郭象的“独化说”所要回答的问题。

  

   “独化说”既不讨论宇宙自然界的本体问题,也不讨论因果问题,诸如人和万物的产生,有没有因果关系,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是由于内因还是由于外因,等等。这类问题并不是郭象所关心的。如果从这方面理解郭象的“独化说”,我认为是一种误解。郭象之所以提出“独化说”,其真正目的是立足于一个新的观点解决生命的存在和意义问题,也就是解决人的精神境界问题。

  

   “独化说”首先讨论“有”和“无”的关系问题,因为这是玄学家们共同讨论的问题。郭象作为“崇有论”的代表,只承认“有”是存在的,所谓“无”者只能是虚无,而虚无就是不存在,即存在的缺失,故不能作为存在本体。这很像存在主义的说法。存在主义者认为,存在之外,便是虚无,没有什么别的实体作为本体,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存在是时间中的存在,是“在世”的存在,如果说有本体的话,那也是由存在者显现其本体,由“此在”显现其“在”,不是在存在之外另有所谓本体,不是“实体”意义上的本体。存在者与存在(本体)只是一种显现或呈现关系,不是在存在者(“有”)之外有一个本体(“无”)。“独化说”就是这样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在“存在”的呈现之下,一切人和物即存在者,都是各自成为其自己,而不是别的什么。“独化说”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自性说”,自性说的实质就是使各自成为自己。所谓“独化”,就是“自在”、“自尔”、“自己”、“自然”,没有什么外在的原因或根据“使之然”。这一个就是“这一个”,不是别的什么,每一物都有每一物的自性,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自性,没有普遍绝对的性。“物各有性,性各有极。”[1] 关于“性各有极”,后面还要讨论;至于“物各有性”,并不是指本质或属性,而是生来如此的样子,或存在样式,不是自身之外有某个主宰(比如天)或本体(比如“无”)使之如此。

  

   儒家把天说成是万物的主宰或根源,但郭象认为,天只是“万物之总名”。“天地以万物为体,而万物以自然为正,自然者不为自然也。”[2]“凡所谓天,皆明不为而自然,……自然耳,故曰性。”[3] 可见,“不为而自然”的自在的存在样式,就是天,也就是“性”。“自性”既没有“使之然”者,也没有自身之外的“所以然”者。“物各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4] 这“不知所以然而然”的本来样子,就是它的性。

  

   王弼把“无”说成是万物的本体,“无”是普遍绝对者,万物之所以生,是“以无为体”。但郭象认为,无既是虚无,便不能生有,如果有生于无,则可以无穷追问下去,而没有结果。因此,他取消了这样的问题。“不为而自然”,是对目的论、意志论的否定,“不知所以然而然”是对本体论的否定。经过这样的否定,郭象确立了万物存在的原则,也确立了人的存在原则。他所谓“自生”,就是自己“在场”或“在世”,并不是生成的意思。人突然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独立的存在者(随自然界的变化而变化),不要问为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郭象哲学就是一种存在哲学,其中,他所关心的当然是人的存在问题。每个人都是“自生”的,因而是独立的,具有独立性。因此,也是自由的,只要“物任性”,就能实现他的自由,但需要一定的场地、场合,即存在的环境。人和万物既然各有其性,自然便有各种差别,不仅形体殊异,精神志趣也不同,所处的地位也不同。但是,只要在一个各人都能“任其性”的环境里,就会各适其性,自由自在,没有什么外在的束缚和大小贵贱的差别。“夫大小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5],所谓“物无贵贱,得生一也”[6]。这个“生”,就是生命存在。

  

   人虽然各有其性,但“性各有分”,因此,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人的自由又是有限定的。这里所说的“分”,又叫“定分”。人与万物的不齐,是“自然而然”被决定了的,是生到这个世界上就原来如此的,他的地位也是被限定了的。这个“定分”也可理解为性能,它是固定的、不可改变的,“无所增亦无所减”,因此不能超越这个界限去实现所谓自由。这个“定分”对人而言,就是一种界限,凡在这个界限之内的,都是“性分之内”的事,超出这个界限,就是“性分之外”的事。在“性分之内”,可以“各任其性”,充分发展;但在“性分之外”,便不能有所期求,因为在这里是没有自由可言的。

  

   这样看来,郭象所说的“性分”,似乎具有两方面意义。一是“自性”所具有的限定性。任何人的自性由于是独立的、个别的,因而都有某种限定,不可能是绝对普遍的,就这个意义而言,任何人的自性都是在内的,不是在外的,只能求之于内,不能求之于外。但这种限制只有空间的分别,并无本质的区别,这实际上是指存在者的有限性。二是环境所造成的限定性。在郭象看来,人的存在虽然是独立的,但并不能离开一定的环境,人来到这个世界,就遇到环境的某种限制,这种限定性也是由“自性”所决定的,因而也是无法改变的。在这一点上,郭象具有传统哲学所具有的一般特征,即把人的自由限定在性分之内,不能超出性分之外。这一点似乎不同于存在主义。存在主义所说的存在及其存在者,是完全开放的,限定不在于存在者本身,而在于“在场”的环境。

  

   按照一般的理解,郭象的“独化”、“自性”说,取消了客观的评价标准,比如大小、贵贱、是非、善恶等等。按照郭象的说法,这些区分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些都是性分以外的事,不是性分以内的事。但他并不因此而否定人生的意义。“独化”、“自性”说虽不是价值理论,却是一种意义理论。所谓是非、善恶等等,是从性分之外寻求评价标准,这样的标准在郭象看来并不是没有,所谓一切是非、善恶“付之公当”就说明郭象并没有否定评价的客观性。但他认为,对个人存在而言,这并不是重要的,因为人人都是由各自的性分所决定的,性分之外的事情是不可知亦不必知的。如果以客观的统一的标准去衡量所谓是非、善恶,这样的标准只能是“有为”的,不是“无为”的,是“人为”的,不是“自然”的。如果每个人改变自己的自性,去适应某种是非善恶,那就丧失了人作为人的天性,既然丧失了天性,还谈什么价值。“夫天下之大患者,在失我也。”[7]“失我”就是丧失“自性”,丧失了自我存在,这是最可怕的。但是,如果人只要“各据其性”、“各足其性”,则人人都是平等的,也是齐一的。这是他对庄子《齐物论》的解释。在庄子那里,还有一个超越的绝对者即“道枢”,一切是非善恶从道的观点来看,都可以“道通为一”。郭象则不承认有绝对普遍的道体,因此,他完全是从“自性”出发的。所谓“各据其性”、“各足其性”,就是实现自己的存在,使人人都成为一个自足的存在者,并不需要自身之外的东西作为依据,只要能“自足其性”就没有什么可以羡慕的。

  

   每个人似乎是孤独的、孤立的,但实际上与别的事物、别的人群又是“相济”的,这种“相济”之功是自然地形成的,并不是人为地形成的,换句话说,只有每个人“自足其性”、“各据其性”,充分展开或发挥各自的性,才能收到“相济”之功。这不是从社会价值而言,也不是一种责任论,而是从存在者的立场而言,要对自己负责。充分发挥自己的自性,就是存在者的意义所在,所以,“相因之功,莫若独化之至”[8]。这里表现出“独化说”的第一层意义。

  

   二、“玄冥之境”

  

   但是,到此为止,还只是现象的描述,只停留在存在者的现象层面,因而还不是问题所在。“自性”作为存在者的特殊性能或性格,固然是人生意义之所在,但是若问自性何以是自性、自性所以成为自性的根据是什么,这就进到真正的存在问题,或人生的真正意义何在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才是郭象的哲学的最终目的。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提出“性各有极”的学说。这里所谓“极”,是性之所以成为性者,即存在者所以成为存在者的内在根据,也就是郭象所说的“所以迹”,性本来是显现、呈现“极”的,迹本来是显现、呈现“可以迹”的,因此并不存在主观与客观、内与外的问题。“所以迹”是对“迹”而言的,“极”是对“性”而言的,“性”和“迹”都是存在者,“极”和“所以迹”则是存在本身,每个“性”都有各自的“极”,每个“迹”都有各自的“所以迹”,但是作为存在者的性,是在活动、行为、实践和过程中显现出来的,也就是从时间中表现出来的,当时间过去之后,这些都变成了“迹”,但“所以迹”则是每个迹之所以成为迹者。“极”或“所以迹”并不是所以然之理,即理念或理型,而是在一切事物中显现其自身的存在,它并不在现象的背后支配现象,而是由现象呈现自身;但它也不是现象本身,而是现象的本体(或本质),它不是隐藏在现象的背后,作为一切现象的普遍绝对者,如同王弼所说的“无”,而是在每个现象即存在者的存在之中,它就是存在者所以成为存在者的根据。

  

   每个人作为存在者就要完全地实现其存在,这就是生命的意义,也是精神境界的问题。对每个存在者而言,“极”或“所以迹”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但它又是绝对的、超越的。说它是绝对的,因为它消除了主客内外的界限和差别;说它是超越的,因为它超越了感性自我而实现了“真性”。总之,它是“同天人,均彼我”[9]的一种境界。

  

郭象一方面提出,天下之大患在“失我”,另方面又要超越自我,这是不是一种矛盾?不是的。郭象哲学虽然提倡“自性说”,但这决不是“唯我主义”,更不是以主客相对为特征的主体哲学。他所谓“失我”,是指丧失“真我”或“真性”,也就是性之“极”或“所以迹”。“所以迹者真性也”[10],“真我”或“真性”就是真正的本体存在,但它是不是完全地无任何隐蔽地呈现出来,则是另一回事。这也不是说,“物各有性”之性不是“真性”,在自性之外另有一个“真性”。“自性”本来是呈现“真性”的,但由于人往往容易自限,妄分主客,以自己为主体,以万物为对象,这样就会蒙蔽自己的“真性”,而使其不能实现出来。当人们这样做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丧失了“真我”。从这里当然不能得出结论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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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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