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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桂琴:赵俪生先生的治学历程与学术成就

更新时间:2022-05-01 00:33:08
作者: 王桂琴  

  

   赵俪生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早年投身革命,中年转入学术研究。他文史哲兼长而尤精于史,在农民战争史、土地制度史文化史等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取得了非凡的成绩。他的农民战争史研究开了中国史学界的先河,立论超前,见解深刻;土地制度史研究另辟蹊径,史论结合,自成体系;中国文化史研究不囿学科畛域,线索清晰,鞭辟入里;研究顾炎武,孜孜不倦,毕生不辍,并以之为楷模;对西北之学、地方史、边疆史、蒲松龄研究等皆有涉猎。赵俪生先生以其曲折的经历、独特的个性、高尚的人格、渊博的学识、执着的追求,成为当今时代逸群绝伦、独具风采的学术名家。

   一

   举凡研究学人、学术,都要讲究学历门派、学术渊源、师业承受。赵俪生先生之所以成为学术名家,除了他的天赋外,还与其特殊的经历、家学传统、学校教育、师承关系和社会背景有很大的关系。这些因素或多或少地在赵先生的学术构成中起着作用。

   1917年6月,赵俪生出生于山东安丘一个颇有文化传统的农民之家。他18岁,考取了北京大学,一星期以后,又转到清华大学外语系。“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他站在运动的最前列,掌过门旗,进行过演讲,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民族解放先锋队,当过清华文学会的主席,编过《清华周刊》和《副刊》。这段经历使赵先生被校友称为“老一代清华精英”。

   卢沟桥事变后,赵先生到山西参加抗日游击战争。曾到过延安,两年后因病离开部队,在陕西乾州中学讲授英语。1946年底,赵先生作为西北地区代表应邀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复员大会。1947年夏,被傅斯年推荐到河南大学任教,受聘为文学院文史系副教授。1948年6月,赵先生到解放区的华北大学任研究员,给艾思奇同志当助手。1949年,被派到济南市军管会工作,后调到北京中国科学院编译局。1950年秋到长春,任东北师大教授。同年冬到青岛山东大学任教。

   在山东大学工作时期是赵先生学术生涯中极为重要的时期。赵先生深得华岗校长的厚爱,是当时历史系有名的“八大金刚”之一。山东大学以文史见长与《文史哲》有着直接的关系。他担任《文史哲》的编委并先后在《文史哲》上发表文章22篇,甚至有时一年就在该刊物上发表文章达4篇。他除了讲授“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马列主义名著选读”“中国通史”外,还开创了“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土地制度史”等课程,为山东大学的教学和学术繁荣作出了贡献,与老一代山大人一起创造了20世纪50年代山东大学的辉煌。

   1957年夏,赵先生奉调到兰州大学任教。1958年被补划为“右派”,“撤去教授学衔,降四级,监督使用”,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和教课、写作的权利,工资由高教三级降到七级。不久,兰大的文科下马,赵先生所在系被并入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之后在河西走廊山丹县的农场接受“改造”。在那一片戈壁荒野,他经常挨骂、挨打、罚跪,甚至有时三天不准吃饭。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工暇时他也总是一个人读书,作了大量读书笔记。农村同事用“太史公,牛马走”来形容他,寄寓了嘲讽、同情、钦佩等复杂情感。1961年兰大文科恢复,赵先生又回到了兰大历史系。1963年,学校给赵先生摘掉了右派帽子。1970年,兰大动员正当盛年的赵先生办理了退职手续。1972年10月,经周恩来总理过问,赵先生得以复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赵先生所谓“右派”问题获得彻底改正,他重新回到阔别已久的讲堂和学术园地,焕发出了第二次学术青春。

   赵先生经历了旧中国的苦难和新中国的昌盛,他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与此同时,赵先生的治学经历显示了自身的特点。他受过正规教育,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属于科班出身;他有着良好的家庭熏陶和师承关系;论学术思想渊源,可谓古、今、中、外兼有,文、史、哲理并包,儒、道、墨、马列主义皆通。

   赵先生在回顾他的师承关系、学术渊源时,借用蔡尚思先生的话说:“老师有两种,一是‘死老师’,一是‘活老师’。”执行口授面谕、传道授业的是“活老师”,而只能通过文字的传导接受教诲的是“死老师”。这是所谓的“死老师”就是浩如烟海的书籍,赵先生正是从它们当中汲取了养料成分。

   在青岛铁路中学,赵先生接受了新思想的启蒙,他后来意识到这段经历使他“头脑开始接受第一次铸造”。在清华大学,赵先生受到了中国最好的教育,开阔了眼界。赵先生回忆说:“至于老师,那么山南的,海北的,不同国籍的外国人,每人愿意讲什么就讲什么,愿意怎样讲就怎样讲,同学也一样,虽然以江苏、河北、山东、浙江、广东籍的居多数,但全国各省包括边远如甘肃、青海、贵州、云南籍贯的都有,每人有着各自不同的学历、方音、风俗习惯,包括特别聪明的和特别乖僻的都在内。‘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的感受,会油然而生。”与此同时,赵先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赵先生的师承关系中,既有家传的又有社会的,既有文学的又有历史的,既有自由主义的又有马列主义的,既有“沉潜”的又有“高明”的。他的祖父是举人,内阁中书;父亲是秀才,擅长书法,喜爱填词。赵先生曾说:他的头一个文化老师是他的父亲。赵先生第二个文化老师是闻一多先生。在中学读书时,赵先生就在他伯父的书斋里见过闻一多先生。

   后来闻一多先生到清华教书,就成了赵先生的老师。赵先生回忆说,闻先生“搞考据、搞训诂......在沉潜之余,还有见解、有议论,这些议论对我们学生来说,启发很大”。他说:“我平生第一次学会查类书、翻丛书,就是围绕着闻一多先生的作业开始的。”“久之尝出滋味,即根据一根线头可以找到很多花花绿绿的线头......对一件事的底蕴,像破案一样,追踪寻访,从类书中找到线索,还要缘着这条线索深入到一部原书中去......一般习惯是借查甲案的机会,不知不觉地牵连到乙案、丙案上来。我和闻先生中间,不仅有学业的传递,还有他对我人格上的陶冶。”直到抗战时期,他们之间还有书信往来。闻一多在昆明遇害后,赵先生怀着沉重的心情在上海《文艺复兴》上发表了《混着血丝的记忆》,以表示对先生的怀念。

   赵先生的第三个文化老师是嵇文甫先生,也是第一位对赵先生有影响的史学家。嵇先生很早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又研究哲学,属于“高明”一派。在河南大学的一年,赵先生和嵇先生朝夕相见,每写文章都要请教嵇先生,从中受到鼓励、指导和启发。

   赵先生的第四个文化老师是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先生。王先生“在鉴别琐节的时候,是十分沉潜的;但他在赋性上又有不少狂气,狂气发作时就非常高明了”。赵先生跟王先生学到了识读“两周金文辞”等文献的招数。

   除了文化、文献方面的老师,还有理论方面的老师,对赵先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有艾思奇、何干之、华岗等。赵先生回忆说:“当时在华大,真是进步学者如云,如过江之鲫,但我最受影响的,只有两位,一是艾思奇同志,一是何干之同志,他二人在‘史论结合’方面给了我不少的教益。”赵先生认为,华岗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家。“他是一个学者型的人,是一个知识面挺广而不在哪一方面搞专精的学者,往往这样的学者更能给后辈人才带来多方面的影响,这就是华岗死后山大学生久久怀念着他的原因之所在。......至于我本人,我是在许多方面从华岗那里受益。”在清华读书时,华岗的《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就给赵先生以深刻的影响。华岗担任山东大学校长后,赵先生应邀来山大工作,他俩交往甚密。华岗给赵先生以思想理论上的指导,使赵先生在学术界扶摇直上。赵先生称华岗“确确实实是政治论争和学术论争中的一名老资格的舵手”。

   在对赵先生有影响的“死老师”中,要数史籍和马列主义著作了。除了阅读大量的文史典册之外,他还“读了几部书,一是傅青主的《霜红龛集》,二是全祖望的《鲒埼亭集》,三是钱牧斋的《初学集》和《有学集》”。赵先生被这几部书“勾引”得神魂颠倒,自己对自己小声呼叫“过瘾呀,过瘾呀”。

   赵先生对马克思主义,也有一个接触、学习、运用的过程。上中学时,他就买了一本德国塔尔海玛著的《现代世界观》。“这是一本马克思主义深深印入我的心坎的头一本书,我终生不忘它,丢失了,在旧书摊上遇见再买一本回来,反复几次,总要有这本书留在自己身边。”抗战时赵先生在西安买了一本《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他白天教书,深夜在一盏油灯下就翻译它。慢慢地,赵先生居然被迷住了,“读到中半以后,精义滚滚而来,诸如对山岳党、秩序党、社会民主派的阶级分析,对小农性质的分析,对工农联盟概念的阐发;这些精义带给我的影响不是一时而是终身”。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济南买了一大堆从苏联过来的马列著作和理论书籍。“记得我最爱读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一篇,其中讲螺旋型的运动变化发展,还批及诡辩。列宁对诡辩说了一句辛辣的俏皮话,‘脑袋钻不进去的地方就把尾巴插进去’,此语我终生不忘。”对斯大林,赵先生也有自己的看法,不完全否定。他一直喜爱斯大林文章中明朗不移的逻辑,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对赵先生影响极大。

   二

   综观赵先生的学术历程,从文学入门,思想文化起步,历史研究飞跃,哲学反思落脚,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转换了四次阵地。赵先生说:“六十年来,我治过明清之际的思想史,治过北魏、北齐、北周以来的北朝史,治过农民战争史和土地制度史,治过先秦时期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史,以及这两家思想的互补与交融。童书业说过,做学问要有个‘老营盘’。他的‘老营盘’就是春秋史和《左传》。我没有做到这一点,我的治学,如西域贾胡‘至—处辄止’;但也有一点好,好在于面子宽,看问题的眼光就不限于一隅。我这个做法,做着做着,到老来,就渐近于哲学,至少是历史哲学。”“我的最终宿营地,怕还是哲学。我爱思维,纵观我的一生,由文学而历史,由历史而哲学,历史学到头来不过是一个过渡、一个跳板。”

   1932-1940年为第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赵俪生先生主要是热衷于翻译、文学。在初中时,赵先生热心新文艺,与同学组织“浪花”文艺社,在《胶济日报》上开办《浪花》副刊,赵先生在上面发表白话诗、散文、短篇小说和译品。他经常到青岛大学图书馆借阅外文书籍,此后一直业余从事翻译。从译短篇到译中篇到译长篇,从译英、美作品到译俄国的、苏联的、日本的作品,从译文艺作品到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到译近代西方社会科学文章。译作有《人性的风》《两兄弟》、苏联长篇小说《孤独》,还以“冯夷”为笔名发表小说《风沙》《紫荆开花的时候》,写过报告文学《王老婆山上》,曾发表战地通讯《任海龙》,并完成了小说《中条山的梦》的创作。赵先生自称这是自己“浸润在新文艺中的十年”。

   1940-1952年为第二阶段,主要从事明清思想文化史的研究。1940年前后,赵先生正式确定由新文艺向史学“跳槽”。为什么进入史学,赵先生说:“理由很简单,它比兄弟学门更深邃,耐人探索。”他在初始阶段就读了明清之际学者的大量书籍,立志要像那些爱国者那样写出当代的革命者和爱国者的事迹。他在陕西乾州中学教书时,写了一篇《清初山、陕学者交游事迹考》,1946年在《大公报·文史周刊》上刊出。这是赵先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受到了胡适之先生的鼓励。继之,他又写了《王山史年谱》《张蒿庵年谱》等。这一时期,赵先生在考据方面用力甚深,对明清之际四大学派、顾炎武等方面的研究,充分显示了他治学的严谨和扎实的史学功底。他所写的文章和年谱在《学原》《国文月刊》《读书通讯》《文史哲》上大量发表。

1953-1957年为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赵俪生先生主要从事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山东大学历史系以健全“基础课”为工作重点。当时的著名教授杨向奎、童书业、张维华、赵俪生、郑鹤声、黄云眉、王仲荦等分别承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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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哲》200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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