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张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区域国别研究——基于美国实践的省思

更新时间:2022-05-01 00:21:16
作者: 张杨  

   其三,培养“反共”共识。美国区域研究的盛衰与冷战进程密切相关。尽管有学者反对“冷战社会科学”这一命题,但区域研究在美国的兴起,的确得到冷战需求的大力推动;而冷战结束,促进区域研究计划形成的战略考虑也随之消失。实际上,美国官私组织在冷战缓和年代已经失去了资助区域研究的动力。在冷战尖锐对峙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机构对区域研究项目的使用是极其功利性的。如迪安·腊斯克所说,反击共产主义在亚洲的“侵略”,不仅需要培训美国战士,更需要向亚洲盟友开放美国的“培训设施”,以训练更多的“反共斗士”。美国国防部资助的人类学和社会学方向的区域研究项目,大多为找出欠发达社会冲突和危机的根源,以应对“共产主义支持下的民族解放战争”。更加意味深长的是,战后众多新兴国家正处于重建民族国家叙事的关键时期,这一重建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各自国家未来的道路选择。因此,美国冷战机构挑选了一些特定的区域研究项目,希望其能有助于“为亚洲国家(地区)的民族主义目标创设适当的历史情境”。

   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官私机构不仅资助区域研究的知识生产,而且推动了美国范式区域研究的全球复制,使之成为20世纪美国知识迁移这一宏大历史场景的一部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区域研究,以及和区域研究有关的单一学科,在学缘构成、组织创建、研究议程和学科思想方面深受美国范式影响。与此同时,美国区域研究及其跨国传播,对目标国家和地区造成了冲击,引发了负面效应。一些后殖民理论家甚至担心,美国构建的区域叙事替代了当地叙事,成为美国全球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区域研究国际化战略究竟对世界学术共同体、单个国家,以及国际秩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还需进一步分析。但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制定区域研究的国际化战略是当务之急。当前,已经有一些中国高校在海外建立了区域研究中心,但数量不多,投入亦有限,其目的多为获取学术资源,加强人文交流。这一现实与中国现有国力和国际发展并不匹配。

   三、观念与视域:融入统一而有机的历史进程

   区域研究引发的诸多争议中,一个根本性的、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我们以何种世界观和认知方式来指导区域研究。或者说,中国范式的区域研究如何在满足现实需要的同时,顺应历史潮流,契合时代大势,进而回应目标地区的知识期待?我们很难不借鉴包括美国区域研究在内的已有知识成果;但又与其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社会环境、政治意识和时代背景。因此,完全沿用既有的研究范式,嫁接前人的学术议程,进入他人的话语体系,显然是极不可取的。

   美国区域研究的生成与创制,得失兼有,但总体上满足了官方、社会精英、学术界的观念和理想,形成了内在一致而又充满张力的知识体系。大多数学者关注到,区域研究在高校制度化的时代背景是美国海外兴趣和利益的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涌现,以及非殖民化运动和新兴国家国族构建正当其时。这是美国遭遇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首先投射在区域研究项目上的现实影像是自我认知,这是始终未曾间断过的美国国家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洛克菲勒基金会直接用“拓宽文化视野”来概括区域研究的宏观指向,即通过整合从世界各地人类最好的思想和创造性工作中学到的东西来丰富自己的文化,并宣称“我们必须使世界文化成为我们自己的(文化组成部分)”。前文亦提到,区域研究的教育功能是充实美国大学中有关他者文化的课程设置,通过对外国文化的比较研究,深化对自身文化的理解。区域研究事实上成为新形势下美国塑造民族自我意识的重要途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来构建自己作为全球大国国家身份的重要途径。

   然而,一个难以回避的现实是,区域研究作为民族国家主导的知识生产方式,很难超越固有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范式的区域研究遭到激烈批判。后殖民理论家指责其通过坚持既定的西方概念工具,以帝国主义的视角再现他们研究的地区。虽然不断有美国学者试图冲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藩篱,却很难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学者创作中的问题意识一般都来自主体文明,间或带有一种“救赎”心态,很难真正理解“他者”社会的真实样貌。一个经典的案例是战后20年间美国学者从现代化视角出发对非西方国家的叙事重构。20世纪60年代,现代化理论成为区域研究学者广泛接受的理论假设。在“区域研究+现代化理论”模式下,非西方国家被视为一个线性发展的、具有潜在普遍意义的合理化和进步进程的产物,而美国(西方)的发展模式是值得这些国家仿效的对象。区域研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构建和维护这一新叙事,以及论证美国研究有效性的工具,如“冲击—反应”论、传统与现代社会、大分流等理论假设,其背后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都是西方式的。

   当然,始终有另外一条区域研究的发展路径可供选择。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有学者呼吁打破二元对立,摒弃文明优劣之分,“在一个因科技冲击而变得愈益统一起来的世界,我们必须学会将这一幅人类文明铺展开来的画卷视为统一而有机的进程”。与此同时,各种学术背景影响下的亚洲本土学者开始著书立说,越来越强调亚洲人自身的研究视角,对旧有的“西方中心观”构成了挑战。只不过,在学术话语权仍掌控在西方国家的情况下,这些努力如同投石入海。

   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中国开始有序推进区域国别研究培育计划。有学者认为,冷战结束后,全球化问题凸显,全球主义和跨国主义兴起,区域研究这一关注地区特征的领域逐渐“落伍了”。事实上,关注民族国家发展历程和现代化进程的区域研究“旧范式”的确已经过时。包括美国在内,许多国家都在探讨新范式的可能路径。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早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建立起区域比较研究(CAS)委员会。当前,从比较视野来考察跨区域问题正成为欧美学界的主要趋势。区域研究仍是美国观察、认知和影响世界不可或缺的方式。只不过,在全球化和权力分散化的国际形势下,其认识论和方法论不再适用,甚至遭到激烈批判。

   新旧范式鼎革之际,中国的举措恰逢其时。近年来,中国活跃在国际经贸和文化领域,跨区域“流动”的中国元素愈益增多。相对于欧美国家,中国有天然的身份优势,与知识空间的“全球南方”有相似的历史体验和现实需求。中国范式的区域国别研究,其固有的认识论应当是“去西方中心主义”,可以同其他区域和国家共享和共情。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价值观的提出对区域研究有重要启示意义。中国范式的区域国别学,要强调共同体意识,从全球视角看区域问题,也要从区域实证来解释全球现象;要通过学科交融和文化交流来促进学术话语能力的增强;要高屋建瓴,真正做到使区域叙事融入统一而有机的全球化进程。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3103.html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2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