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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中: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现实的还是乌托邦的

更新时间:2022-04-30 21:26:19
作者: 陈德中  

  

   提要:秉承《正义论》中“理想理论-非理想理论”的划分,罗尔斯在《万民法》中进一步将自己的理论拓展为“现实乌托邦”。该主张为其正义理论赋予了面向“现实的”维度,也让一些学者认为罗尔斯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不过,罗尔斯始终坚持“理想理论的优先性”命题,主张稳定性依赖于“向着理性善的收敛”,也即向着未来收敛。因而,他的理论旨在用一种逻辑的可能性或理由的可能性来否定“此时此地”这样的经验的可能性或事实的可能性。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聚焦于未来,而非拘泥于当下。他的理论首先(并且最终依然)是乌托邦的。

  

   罗尔斯在其《万民法》中提出了“现实乌托邦”的说法,以表明其正义理论既是现实的,也是乌托邦的。罗尔斯的这种说法激发了当代政治哲学对于理论与现实关系问题的讨论,但也为人们界定其理论带来了困惑。针对罗尔斯自己的定位,包括政治现实主义者在内的一些理论家批评罗尔斯的理论不够现实,世界主义者以及科恩等平等主义者又批评其理论不够理想,而部分罗尔斯支持者则认为罗尔斯其实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本文主张,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虽然既是现实的,也是乌托邦的,但它首先(并且最终依然)是乌托邦的。支持这一主张的理由有三:第一,罗尔斯的“现实乌托邦”基于其“理想理论-非理想理论”的划分,是对后者的一种简便表述。而在“理想理论-非理想理论”关系问题上,罗尔斯始终坚持“理想理论的优先性”。第二,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立基于理性而道德的个人假设,主张基于“正当理由”的稳定性,从而将自己的理论奠基于人的理性。第三,罗尔斯的“稳定性”依赖“向着理性善的收敛”,因此,罗尔斯并不真正接受与“现实的”一词相对应的“此时此地”问题,他的目标是用理想超越现实。

   一、“现实乌托邦”与“理想理论—非理想理论”

   在《万民法》一书中,罗尔斯正式引入“现实乌托邦”概念,并用它来界定“政治哲学”。罗尔斯声称,《万民法》这本书“始于现实乌托邦的观念,也终于这一观念”(Rawls,1999a, p.6)。

   通观《万民法》,我们可以注意到,“现实乌托邦”这一表述严格对应于罗尔斯早期著名的“理想理论—非理想理论”的划分,可以说是对后者的另外一种表达,只是在表述的侧重点上两者略有不同。《万民法》第一、二部分讨论两种形式的“理想理论”,第三部分讨论“非理想理论”的两种不同适用情况,即罗尔斯所说的“理想理论”向非理想现实的“扩展”(extend)。罗尔斯认为,将其理想理论扩展至非理想的可能限制就是他所说的“现实乌托邦”。这种主张把人们对于理论特性的一种常见二分引入了学术讨论。罗尔斯主张,他自己的理论既是“现实的”,也是“乌托邦的”。(see ibid., p.14)

   早在1971年《正义论》中,罗尔斯就已经提出了“理想理论-非理想理论”的划分。(see Rawls, 1999b, pp.7-8)不过在《正义论》中,罗尔斯说他只讨论“完全服从”的“理想理论”,而“非理想理论”部分被他暂时搁置不议。直到1999年《万民法》出版,罗尔斯才再次挑起这样一个话头,正式讨论“非理想理论”。同样,也只是在《万民法》出版之后,西方政治哲学界才开始围绕“理想理论—非理想理论”的关系展开实质论争。

   首先,“现实乌托邦”这一提法服务于“理想理论—非理想理论”的划分。围绕“现实乌托邦”展开争论,乃是罗尔斯“理想理论—非理想理论”划分的应有之义。讨论“现实乌托邦”,也就是讨论罗尔斯的两种理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讨论“当理想遇到现实”时,一种理想理论对待现实的态度与方式。对于罗尔斯理论到底是“现实的”还是“乌托邦的”争论,以及相应的“可欲性”(desirability)与“可行性”(feasibility)之争,都需要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考察。[1]

   其次,罗尔斯称自己的理论是“现实乌托邦”,但在“理想理论”与“非理想理论”的关系问题上,罗尔斯始终主张“理想理论的优先性”,此即罗尔斯的“理想理论的优先性”命题。有了“理想理论”作为先决条件,当这些理想理论被扩展地应用到那些有局限的特定社会状况时,我们如何处理这些局限性,如何调停我们与这些有局限条件的关系,就构成了作为乌托邦的理想理论的现实考量问题。罗尔斯说,他所讲到的这些问题,就是他所说的“现实乌托邦”。(see Rawls,1999a, p.4, 11)在《万民法》中,他认为“政治哲学”就是将那些(在《正义论》中已经考察过的)理想理论“扩展”应用,并以“平行条件”(parallel conditions)来说明将在一国之内适应的正义原则扩展应用至万民法的情况。罗尔斯在坚持“理想理论的优先性”命题的前提下,将理想理论作为参照来谈论“非理想理论”。很显然,罗尔斯是在用“理想理论”指导非理想状况下我们对于理想理论的应用。

   最后,罗尔斯的“现实乌托邦”有着特殊限定和含义。他的“理想理论”需要满足“有道德感的人”与“理性个体”这两个条件,在理论构成要素上则需要一种“完全服从”。当这样一种“乌托邦”满足这些条件时,它就是罗尔斯意义上的“一般的社会契约理论”。(see ibid., p.4)而其“现实乌托邦”的“现实”成分,则是这种“理想理论”所遇到的不能满足这些基本条件的政治与社会状况。

   在《万民法》中,罗尔斯将不同的社会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种由“合理而自由的人民”构成;第二种由“合宜的人民”构成,其中的“合宜的人民”应该满足“合宜的协商等级”要求;第三种是法外国家;第四种是负担社会与非理想状况的社会;第五种是“仁慈的专制”社会。(see ibid., p.4)《万民法》的未来理想是“合理而公正的宪政民主社会”(ibid., p.6)。“《正义论》与《政治自由主义》试图表明一种自由社会何以可能,而《万民法》则期望表明由自由、合宜的人民构成的一种世界社会何以可能。”(ibid., p.6)依照这种表述,罗尔斯提出的乃是“当理想遇到现实”这样一个有着特定顺序和方向的问题。罗尔斯坚持理想在先,并且主张以理想来作为理解和处理现实的模本,因而,罗尔斯的思考是有着顺序和方向性的,也是有条件的。这种顺序与方向性不可随意更改。

   对于罗尔斯的《万民法》,有学者如西蒙斯(A.J.Simmons)认为它与罗尔斯早期理论是一种断裂关系。显见的断裂是《万民法》的分析主体是集体的“人民”或“社会”,而不是个体的人。并且,《万民法》开始考量理论思考之外的现实局限性。(see Simmons, pp.17-18)但也有学者如金(H.Kim)主张,《万民法》与其早期理论具有一致性,两者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比如,“稳定性”概念就贯穿罗尔斯前后理论始终。与之相关,《万民法》在政治现实主义与道德理想主义之间采用了一种中间立场。(see Kim,pp.477-478)本文接受这种一致性主张,但认为罗尔斯的理论在根本性质上乃是一种道德的理想主义,也即罗尔斯自己所说的“乌托邦”。对于“现实乌托邦”中的“现实”的部分,罗尔斯的理论实际上持有一种消解性立场。

   二、“理想理论的优先性”命题与政治哲学的定义

   本节讨论罗尔斯的“理想理论的优先性”命题。遵循此命题,罗尔斯主张将理想理论“扩展”应用至非理想的现实,亦即将其“平行地”应用于“万民法”的讨论。

   如前所述,“理想理论”与“非理想理论”的划分源于《正义论》。在《正义论》中,罗尔斯对两种理论进行了区分。[2]他设定了一种理想的理论讨论环境,其中某些基本环境条件已经得以满足,罗尔斯将这种基本环境条件归结为:第一,主观上行动者完全服从相应的正义要求;第二,客观上自然历史条件良好。在此基础上我们得以集中注意力讨论更为紧迫的政治哲学问题,“为一个被理解为暂时是与其他社会隔绝的封闭体系的基本结构构设出一种合理的正义观”(Rawls,1999b,p.7)。在这里,“理想理论”被假定为“完全服从理论”,而“非理想理论”被假定为“部分服从理论”。

   罗尔斯论证说,他的《正义论》专注于讨论“理想理论”。因为,“理想的观念表明了在这种情况下非理想的方案该当如何设立;这也确证了如下推测:理想理论是首要的”(ibid.,p.212)。相应地,“非理想理论是次要的,并且依赖于理想理论”(ibid.,p.10)。“直觉的想法是把正义理论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或者说理想部分假设了严格的服从,……第二部分,即非理想部分是在一种理想的正义观念被选择之后才作出的。”(ibid.,p.216)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同样认为,“因此,规定着完全正义的基本结构的理想理论对于非理想理论来说就是一个必要的补足,没有了理想理论,要求改变的欲望就缺乏一种目标”(罗尔斯,2000年,第302页)。罗尔斯在这里提请我们作出一个“反事实假设”,即设想一下没有“理想理论”的情况,以进一步证明“理想理论”优先于“非理想理论”。

   在《万民法》中,罗尔斯补充强调说:“非理想理论预设了理想理论已经在场。因为,只有确认了理想,哪怕只是概略性的,……非理想理论才会拥有一个作为参照据以回答疑问的对象和目标。”(Rawls,1999a, pp.89-90)要想理解非正义现实中的理论要求,“就需要理想理论优先于非理想理论”(Simmons, p.34)。没有这种参照,对于社会不正义的指控就会陷入非理性。遵循罗尔斯的一贯表述,参照西蒙斯对于罗尔斯这些表述的分析,笔者将罗尔斯的这样一种主张称作罗尔斯的“理想理论的优先性”命题。

   到了《万民法》时期,罗尔斯将更多注意力投向了“非理想理论”。或者更准确地说,《万民法》既处理“理想理论”,又处理“非理想理论”。“理想理论”分为两个部分,分别处理“一般的社会契约观念在自由主义的民主人民中间的扩展应用”和“同一观念在合宜人民中间的扩展应用”。(see Rawls,1999a, pp.4-5)“非理想理论”亦被典型地区分为两类:第一,部分服从理论;第二,过渡期理论(或转型期理论)。在《万民法》中,罗尔斯将自己的理论界定为“现实乌托邦”。这个表述可被视为其“理想理论优先于非理想理论”的翻版,其基本含义就是“敏感于现实(事实)的乌托邦”。正义理论在根本性质上是乌托邦(理想理论),但它是敏感于现实的(非理想理论)。或者换句话说,关于正义问题,即便是考虑到了现实,也是乌托邦优先。这既是罗尔斯对自己理论现实性的一种辩解,也是对其两种理论关系的一种定位。

   在《万民法》以及《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中,罗尔斯还进一步有意识地用“现实乌托邦”来更为一般性地界定“政治哲学”。他声称:“政治哲学是一种现实的乌托邦,它扩展了那些通常被认为是可行的政治的可能性的界限,以及,由此使我们与我们的政治和社会条件调和。”[3](Rawls,2001, p.4)至此,罗尔斯赋予了两种理论划分以充分的意义。可以看出,罗尔斯对于两种理论的划分,以及对于两种理论之间关系的界定,将其早期与晚期的政治哲学思考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在《万民法》中,提及“现实乌托邦”的政治哲学含义,罗尔斯一致地使用了“扩展”一词。在他用“现实乌托邦”来定义“政治哲学”时,“扩展”一词并非一个名词术语,但是却典型地交待了罗尔斯的“理想理论”与“非理想理论”之间的关系。以罗尔斯的学术严谨性,他在全书中这样遣词,目的是要表明,他的工作是要将其“理想理论”中所构设的那些基本正义原则,那些使得其基本正义原则得以成立的“相互性”(reciprocity)条件,以及作为使得这种工作得以开展的“理性而道德的个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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