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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坚:促进大众自决的艺术

更新时间:2022-04-26 09:04:46
作者: 黄坚  
大众戏剧也在为选择西方文学戏剧还是非洲民间戏剧而举棋不定。前殖民时期,西非大众戏剧以民间戏剧为主导,虽不乏较高的民众参与度,但是却较少涉及严肃主题。进入殖民期后,西方文学戏剧立刻占据了上风。面对这种重视自我表达的新媒介形式,受过良好教育的非洲戏剧家群体兴奋不已,伟大的剧作家和演员不断地涌现出来,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如查尔斯·诺康的《亚伯拉罕·波库》、沃雷·索因卡的《死亡与国王的马车夫》、阿塔·科菲的《金王座》、塞贡·奥耶昆勒的《沙发头枕上的咔哒声》等。他们或通过历史人物塑造,或依托社会政治现状描述,讓“唤醒民众”成为戏剧中频繁出现且清晰可辨的主题。不过,文学戏剧的某些定位和做法却不利于发展传播。例如,文学戏剧希望获得更高认可度的定位,反而疏远了当地大量未受过教育的民众。充斥在索因卡、罗蒂米、麦迪、尼雷尔、卡索马等人作品中的莎士比亚、艾略特、布莱希特式的“移植与改编”,暗示了文学戏剧在有效传播方面存在着问题。对于文化水平低下的当地民众来说,这些戏剧的人物情节都很陌生,难以理解。这间接反映出文学戏剧家试图扩大影响力的做法,恰恰有悖于获得当地民众广泛认可的目标。文学戏剧往往重视宏观层面的问题,却不太聚焦与当地民众息息相关的问题,因此无法满足任何特定社区的需求。

  

   文学的独立性决不意味着文学可以脱离政治而存在。“戏剧艺术的本性决定了它必然能够最直接、最快捷、最有效地为政治斗争服务”,因此“戏剧的政治化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陈世雄:《二十世纪西方戏剧的政治化趋势》,载《戏剧》二00一年第一期)。政治化趋势不仅对西非大众戏剧自身的定位产生了冲击,而且还影响了它服务于发展传播的效能。

  

   长期以来,西非的戏剧与政治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治家与戏剧艺术家之间的关系时而友好、时而敌对。理想状况下,政府的存在能够为公民社会提供保护,并为社会互动提供良好的氛围;而戏剧的繁荣则是为了服务于多种社会交流,并为公民社会的良好运行注入润滑剂。在西非各国推翻殖民统治的斗争中,戏剧的政治化趋势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然而在国家获得独立之后,政治家和戏剧艺术家的良好合作关系却因为理念的差异而出现了裂痕。西非各国独立之初,百废待兴。政治家希望戏剧艺术家再次发挥自己的特长,以良好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去促进国家建设目标的实现。遗憾的是,这对曾经同心协力的伙伴未能在界定国家建设的内涵上形成一致的观点。戏剧艺术家希望在政府的扶持下,理直气壮地以戏剧为大众媒介去推动社会发展。例如,发展戏剧以劝诫主题和亲社会信息为特色,一方面宣扬民族主义、医疗保健、文化素养和职业道德等积极正面的力量;另一方面对部落主义、贪污腐败和贩毒交易等反社会行为予以批判。因历史遗留问题,西非各国积极争取国际认可、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景象很快被后殖民主义的阴影所笼罩。各民族之间因为宗教信仰、资源分配、文化习俗等方面的问题,让西方发达国家找到了可乘之机。出于捍卫自己话语权的动机,各种政治势力通过包括戏剧在内的大众媒介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博弈。亲历过反殖民斗争并最终掌握了政权的政治家深知,政治与戏剧的结合既可以为国家发展提供帮助,也可以为政治运动输入动能。基于对后者的深刻认识,政治家更希望推动政治议程,确保国家形成统一的思想认识。

  

   西非各国政府从不否认戏剧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是戏剧和其他传播媒介的影响力究竟如何,决定权不在其本身而在政治文化。作为一种言语形式,戏剧的生命力来自民主互动的土壤。然而在二十世纪中期的西非,这几乎成为一种奢望。各国不同程度极权化的政府很难接受违背国家意志的政治观点,当权者试图控制包括戏剧在内的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在他们看来,言论自由是新兴国家建设中无法承担的奢侈品,不能脱离国家的监管。这样的思维定式等于否定了戏剧在发展传播中的作用。西非农村的论坛戏剧和社区戏剧是最贴近民众的方式,民众参与度较高,但政府涉足以后,传播的效果受到一定影响。随着冷战的结束,非洲各国的极权主义日渐式微,加之西方强国对非洲政策的改变,影响非洲局势动荡的“多党民主化”浪潮的高峰已经过去。当下的西非虽然还存在着民族冲突,但是总体上已趋于稳定,经济增长迅猛。在此情形下,政治化趋势有可能一改当年在极权制度下的负面形象,为发展戏剧注入新能量。

  

   除开全球本土化和政治化的趋势,商业化趋势对西非发展戏剧所造成的冲击也不可小觑。在商业化的推波助澜下,大众戏剧中现代技术介入的痕迹越来越重,戏剧从业者也变得越来越专业。随着商业资金的注入,传统戏剧的先天不足得以弥补。投影、电子显示屏、虚拟成像、混成音响、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等配套设施让复杂场景的搭建、混成音效的生成、现场表演的同步传送、观众与现场的互动等得以实现。不仅如此,戏剧从业者的专业化也有益于大众戏剧的发展。自独立以来,不少西非国家的大学都引进了戏剧课程。师生们齐心协力,不断提高作品的质量。最初这一举措似乎朝着高雅艺术的方向发展,引进的英国和法国戏剧均由知識分子来表演。随后知识分子群体敏感地意识到,民间戏剧比西方戏剧更容易得到民众的认可。于是,改编自西方戏剧且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剧作越来越多。最终民间戏剧和西方戏剧相互交融并趋于平稳,形成了今天的西非大众戏剧。不少西非戏剧家走出书斋,深入当地社区汲取营养,通过与当地人交流思想来提升自己的创作和表演水平,让自己的创作更贴近民众。受过专业训练的大学戏剧团体在非政府组织的赞助下,走入社区并帮助民众组织论坛戏剧,积极探讨与社区有关的各类主题。如此一来,原本组织松散且演出水平不高的社区戏剧得到了专业性的指导和建议,表演的质量和信息传播的有效性均得到了保证。农村地区的民间戏剧表演者则被商业组织挖掘出来,作为非物质文化的传人得到了资助,转型成为专业演员、歌手和舞者。不少人还获得了极大的社会关注和社会尊重。

  

   然而,在西非广袤的农村,且不说收音机、电视机和互联网,就连最基本的照明用电都得不到保障。只要决策者将信息覆盖面作为关注的要点,他们马上会意识到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戏剧只能覆盖城市和精英阶层,尚不属于发展传播的有效渠道。为了提升信息传递的效率和速度,西非部分国家政府尝试为社区提供公共广播电台或电视收看中心。只有当现代技术不再是普通民众眼中遥不可及的高消费品,戏剧才可能借助技术的力量,高效地服务于发展传播。但是,当普及和消费的障碍被克服后,融合了现代技术的戏剧因为其商业本质,不可能让普通民众控制或参与其生产过程。因此,当西非大众戏剧与发展传播联系在一起时,商业化趋势所起的作用就具有两面性,既是救赎的,也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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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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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22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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