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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年 蒙培元: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与前景

——《蒙培元全集·文章(1998年-2001年)》

更新时间:2022-04-25 15:56:59
作者: 张岱年   蒙培元 (进入专栏)  

   20世纪是中国社会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新时期,也是中国哲学由古代传统哲学向近现代哲学转变的新时期。这种转变充满了痛苦与艰辛,也取得了重大成就。

  

   一百年来,中国哲学与文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是来自西方哲学与文化的挑战;同时,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传入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可以说,20世纪是中西哲学与文化相冲突的时代,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和发展的时代。百年来中国哲学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解决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中国化的问题,因而中西、古今之争便成为这个世纪中国哲学最重要的问题。

  

   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中国哲学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派别,新问题不断出现,新思潮不断涌现,各种哲学互相争论又互相影响,在曲折中前进,在碰撞中发展,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

  

   20世纪,就中国固有的传统哲学而言,既有“转型”与“重建”的问题,又有继承与延续的问题。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传统哲学究竟有没有生命力?能否进入现代社会,并为新哲学提供精神资源?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的哲学家们,并且争论了七、八十年,至今仍在讨论和探索之中。

  

   20世纪,西方哲学传入之后,在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影响?它对中国哲学的发展有何作用?除了中西哲学相互冲突相互批评之外,有没有相互理解与对话的可能?进而有没有逐渐融合的可能?这些过程又是如何进行的?这无疑是中国哲学最重要的课题。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与中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因而改变了中国社会之外,在学术理论层面上与中国传统哲学能不能结合,又如何结合?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也是贯彻始终的问题。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自从7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的发展与创造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新时期。新哲学的产生固然需要长期的积累,但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我们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机,当然也有新的挑战。多元纷呈的局面来之不易,它必将为新哲学的产生创造条件。

  

   一、中国哲学在20世纪的重建及其特点

  

   中国哲学从产生到今天,可以说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或发展阶段,并出现过三次高潮。

  

   一是春秋战国的“轴心时代”,出现了诸子哲学,开创了中国哲学的基本“形态”,通常称之为诸子时代。二是汉唐至宋明的“中古时代”,出现了儒、佛、道之争及其大融合,但以经学形式发展,可称之为经学时代。三是20世纪的“转型时代”,出现了中西之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理论的角度而言,这次“转型”规模更大,意义更重要。

  

   中国哲学虽然开始于殷周时代,但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第一次高潮。当时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各种学派先后出现,学术思想高度繁荣,可与同时期的古希腊、古印度并驾齐驱。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使学术思想受到一次重大打击。接着,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学者以读经为业,以注经为学,于是开始了经学时代。后来,佛教哲学作为最思辩的哲学,对儒、道哲学形成挑战,三教鼎立,互相争辩,至北宋而理学兴,批判吸收佛、道而回归儒家孔、孟,建立新的哲学体系,可算是中国哲学的第二次高潮。明清之际出现了一批具有批判意识的思想家,提出了新的人文主义思想,但他们仍以注释儒家原始经典的形式表达其思想,并未超出古典哲学的范围,故仍属经学时代。

  

   直到清代末年,即将进入20世纪的时候,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首先是康有为等人宣扬“今文经学”,以“托古改制”的名义为变法进行论证。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作为“今文经学”的代表,就是为维新变法提供理论依据的重要著作。他根据《公羊春秋》提出“三世说”,表达了历史进化的观点。康有为还著有《大同书》,虽沿用《礼记》中的“大同”之说,但赋予了新的内容,表现了新的乌托邦理想。紧接着,章太炎又提倡“古文经学”,为辛亥革命作论证,并与康有为展开争论。章太炎主编《民报》,发表文章,特别是出版《訄书》等著作,反对神化孔子,将孔子还原成一位历史学家,这是他的“古文经学”的重要内容。康有为和章太炎都接受了一些西方自然科学中的进化思想,特别是章太炎,已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但二人从中得出不同的结论,前者主张渐进的改良,而后者主张激烈的革命。这场争论在当时极有代表性。但从学术的层面上看,章、康二人的古今之争,揭开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序幕,虽然以今、古文经学的形式出现,但实际内容发生了变化,延续两千多年的经学时代从此宣告结束了。

  

   当时,西学东渐已不可阻挡,成为潮流,中西之争,首先不是学术之争,而是中国命运之争。革命实践家孙中山,首先吸收西方的政治学说,提倡“共和”,并付之实践。他提出“知难行易说”,一反传统哲学中的“知易行难说”,不是讨论纯粹的哲学问题,而是为革命实践制造舆论。但在《孙文学说》中,孙中山提出“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并吸收了传统哲学的某些内容。

  

   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严复是第一个比较系统地翻译和介绍西方哲学的启蒙思想家。但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使中国富强。他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提倡“物竞天择”,意在倡民力,即民族自强;翻译斯宾塞的《群学肆言》和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主张划定群与己、即社会与个人的权力界限,意在倡民权与民德,即个人自由、平等的权利。他还翻译《穆勒名学》与耶芳斯的《名学浅说》,大力介绍西方的逻辑思维方式,高度评价培根建立知识学的归纳法,为科学知识提供理论工具,意在开民智,即开启科学的思维方法。他很重视《名学》之翻译,自称“此书一出,其力能使中国旧理什九尽废,而人心得所用力之端”[1]。这显然是针对中国哲学缺乏逻辑思维而言的。更重要的是,他用加按语的方式,在各书中阐述了批判旧学、提倡新学的主张,还批判了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的主张。严复所做的工作,确实为中国学术界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不愧是中国近代第一位启蒙思想家。

  

   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直到五四运动,新思潮不断涌进,知识界尚未来得及消化,更无暇思考中国哲学的重建问题,但是已经处在酝酿之中。特别是五四运动,以“重估一切价值”的姿态,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将中西之争推向了高峰,也为重新思考哲学问题打开了思想大门。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吴虞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提出科学、民主与自由、人权的口号,猛烈批判旧纲常旧名教,认为中西文化如同水火不能相容,只有打倒孔子偶像,才能建立新文化。在他们看来,新文化就等于西方文化。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提出的“德”、“赛”二先生,胡适发动的文学革命,鲁迅对“吃人”礼教的揭露,吴虞“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勇气,这些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但是五四运动并没有按照文化本身的方向发展,而是转向现实问题的争论与解决。五四这一历史现象的出现,本身就是出于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正如胡适所说,现在中国“万事不如人”,根源在传统文化,要同西方平起平坐,就只有推倒旧文化。也正如陈独秀所说,由社会问题之解决进到政治问题,由政治问题之解决进到文化、精神问题,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必至之势,因而这是“最后之觉悟”。

  

   但就文化问题而论,五四虽然高举起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帜,却并没有也不可能从理论上进行深入思考。五四的历史功绩毫无疑问是应当肯定的,科学、民主无疑是中国最缺乏而又迫切需要的,但是在对待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的问题上,不能不说犯了“非此即彼”的形式主义错误。虽然如陈独秀所说,“矫枉”必须“过正”,但是,在文化断裂的状态下,能否实现理想目标,却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其实,就这些知识分子而言,并不都是否定一切传统文化的,平心而论,很多人不同程度地进行过“历史的”分析,比如陈独秀就公开声明他“不反对孔子本人”,李大钊也主张“东西文明调和”,胡适后来也不再坚持“全盘西化”,而是改为“充分世界化”,这显然是自我反思的结果。

  

   五四以后,在中国文化界发生了一场具有哲学意义的论战,即“科玄论战”,又称“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可说是五四文化运动的继续,也是对五四的第一次反思性回应。它的影响虽不及五四影响之大,因为它只限于少数知识分子参加;但这场论战所涉及的问题,却是中西文化甚至西方文化本身所遇到的重要问题,即科学与人文、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关系问题。其世界文化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西方引起了某种恐惧感,进而对西方的科学文化产生了疑问,像倭铿这样的学者甚至提出“西方的没落”这样的口号。这反映出对人文主义精神的某种呼唤。其中国文化背景则是五四以来对科学的普遍接受和信任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传统哲学文化的反思。梁启超等人曾到欧洲考察,感受到欧洲人的情绪,写了《欧游心影录》一书,提出“欧洲科学破产”的口号,再加上“笔锋常带感情”(胡适语)的文字感染力,在文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当张君劢在清华的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发表后,科学家丁文江立即发表批判文章,论战就开始了。张君劢成了“玄学鬼”,而丁文江成了“科学派”的代表。当时,陈独秀、胡适、梁启超、吴稚晖、张东荪、林宰平、王星拱、唐钺、孙伏园等一批学者都参加了论战。这场论战表面看来是对科学权威发出挑战还是捍卫科学权威的问题,实际上关系到科学有没有界限以及何为界限的问题,论战的主题则是科学能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张君劢提出,人生观是主观的、直觉的、综合的、自由意志的、单一性的,而科学则相反,是客观的、论理的、分析的、因果的、对象的。因此,科学并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科学派则认为,科学是普遍的,能解决一切问题,当然包括人生观问题,于是,他们提倡一种“科学的人生观”。但何者为“科学的人生观”,他们自己也没有说清楚。张君劢的区分,当然不完全正确,人生观与科学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但是,如果用科学解决全部人生观的问题,就必然掉进科学主义的泥坑。科学派批判玄学派说,欧洲大战是欧洲文化的破产,科学并不负责任,科学是“双刃剑”,既可以对人类有利,亦可以对人类有害,这显然是有说服力的;但是,科学本身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科学需要价值的指导。

  

   总之,这场论战时间很短,没有也不可能取得什么结果(他们之中有人说,这是“胡闹一阵”),但这场论战的意义决不能忽视。这场论战所提出的问题,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也是很有时代性的问题,它反映了中国哲学所面临的时代课题,也反映了西方哲学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既涉及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科学理性的冲突问题,也涉及西方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争论问题。此后中国哲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都与这些问题有关,甚至可以说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

  

经过五四与“科玄论战”之后,学者们开始进行反思,试图回答共同的时代课题,同时又有各自的特点,一些哲学著作也开始陆续问世。其共同特点是,不必再引经据典,进行注释,而是面对西方哲学的挑战,根据其对西方哲学的了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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