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一点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但是做得并不是很好。今天我想敞开心扉具体谈谈我的学术生涯和一些想法与体会，像这样比较详细具体地讲还是第一次。虽然过去报纸、杂志上或某些专书对我也有所介绍，但是我还没有接受过这样一种座谈式的访谈。

　　 一、我的学术成长历程

　　 我想首先向大家介绍我的个人身世，因为这个跟我后来走上社会语言学道路有关系。我生长在闽南地区一个贫穷偏僻的山村。大家知道闽南是侨乡，我也有华侨背景，但是华侨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都很富有。闽南地区的侨民大都居住在东南亚地区，如菲律宾、泰国、缅甸等，我的家人主要是居住在菲律宾。自我懂事以后，祖父与伯父先后去世，老实忠厚的父亲不善于生意的经营，原来日子不错的家世开始衰败。我小时候的生活很苦，在农村所有的农活都做过，砍柴、割草、放牛、挑担什么都干过。讲这个的原因，是想说我母亲虽然只念过一点私塾，但是在这种非常苦的日子里，一直想办法让我读书。而这种苦难的经历也培养了我一种乐观、顽强、奋斗的人生态度。母亲时常教育我：“人活在世上要不怕苦”，“路是自己走出来的”。这样一种教育，对我后来的人生道路影响很大。

　　 那时候读书学费很低的，但就我家的困难来说，那很少的学费都很难支付，我母亲就是在这种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支持我念书，一直读到高中。1951 年，我高中二年级还没有毕业，但由于新中国刚成立，急需培养人才，大学招生时可以提前报考—— 现在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样我高二还没有毕业就考上了大学。作为国家培养的大学生，吃、住等一切生活费都由国家包了，又不用交学费，像我这样的穷学生，每个月还有 7 元的助学金。因此可以说，我完全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从走过的这些路来看，我就深深地感受到，一个人对自己来说要乐观自信、顽强奋斗，对社会、对国家要有一种感激、报恩的心情。从我的经历来说，在社会进步、国家发展那么艰难的情况下培养我们是多么不容易啊，我应该关心社会、回报社会。因此我比较热心社会工作，从中学到大学，我一直在班级、学校担任一些社会工作，与同学、老师及校外的一些人接触较多，又常常走进社会，现在想来这也许与后来走上社会语言学研究之路有一定的关系。由于平时与社会接触较多，感觉社会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与社会之间密切关系的，有些研究与我平时所见所想有所接近， 这就引发了我对社会语言学的兴趣。

　　 在大学期间，语言学与文学专业没有分开，课程的设置也是文学较多，平时读书、写文章，大家也都会选择文学，没有人选择语言学。当时厦门大学的洪笃仁先生（《汉语大词典》的副主编之一）、黄典诚先生对语言学研究造诣较深、知识面广，对我们也很有影响。洪先生出题的论文要求较高，同学们面对论文题目比较畏难，而且平时重文学，所以都不愿选择语言学的论题做论文。当时我是学生干部（校学生会副主席），又是班里仅有的两名中共党员之一，要起带头作用，别人不愿意做的，我们来做，所以我和郑文贞都选了语言学题目。他的论文题目好像是修辞方面的，我的题目是《从汉字形、音、义的矛盾看文字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还有其他两三篇语言学题目，如毕业后分配到中山大学、后来又调到暨南大学的陈垂民教授做的是现代汉语语法的题目。没有想到的是，我们以后所走的道路与大学期间做的这些论文题目很有关系。说实话，那时候我对语言学研究是不懂的，读书也不多，于是为了完成论文，我整天泡在图书馆、阅览室，特别是星期天，查阅了大量的资料。那时候有关文字改革的著作比较多，报纸、杂志上发表的相关文章也很多，条件相对较好。在很短的时间里，大约也就是两三个月的样子，我看了不少有关的书和资料，思考了有关问题，最后按洪笃仁先生原定的题目写成论文，被评为优等。论文原稿至今还保存完好。

　　 事实上我的学术背景还是汉语口语和汉语方言。大学毕业以后我留校部做干事，同时担任中文系主任林莺教授的助教，辅导民间文学课。尽管这与后来的语言学研究有距离，但这段经历对我以后的方言研究是有帮助的，可以说是打下了一个无形基础，因为民间文学所接触的民间文化很多、很丰富，与方言有密切关系。在厦门大学工作一年后被调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当时罗常培先生任所长，吕叔湘先生任副所长，主持日常工作。吕先生安排我和龚千炎当王力先生的助手，跟王先生学习研究古汉语词汇。王先生那时兼任语言所的研究员，他具体指导我们研究《论语》词汇，并安排我们在北大中文系进修。几个月后，教育部与语言所合办的“普通话语音研究班”第三期开学，吕先生在征得王力先生同意后，调我们回所参加语音研究班学习。我之所以说我的学术背景是汉语口语和汉语方言，是因为在这段时间我接受了语言学的严格训练，而且从此逐步确立了学术研究的方向。当时给我们上课的有很好的老师，丁声树先生教我们音韵学，李荣先生教方言调查，徐世荣先生教北京语音，周殿福先生教国际音标，这几位先生都非常尽心，整天都住在研究班教我们。还有两个师资很强的辅导组：比如方言音韵组，有侯精一、张盛裕、金有景、高玉振、白婉如、钱曾怡等；北京语音辅导组有孙修章等。除此之外，经常来讲课的还有吕叔湘先生、朱德熙先生、张志公先生、吴宗济先生等。那时候我们几乎没有星期天和休息日，差不多每天都从早到晚接受语言学的严格训练。学习结束后，我被派到方言研究组，跟随丁声树先生、李荣先生学习调查研究方言，从那时起真正开始了汉语方言调查和研究，主要是参加昌黎方言调查。李荣先生认为，我是福建人，要想把方言研究好，首先要把自己的母方言研究好。他要求我调查研究闽南话和福建方言。那时全国正开展方言普查、整理，要对已调查的方言材料进行复查，并编写方言概况。我参加了整理福建方言的工作，于是就有机会深入闽中、闽北，在一些县里调查、复查方言，并参与编写《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方言调查研究，既要研究、分析方言，也要接触了解社会，所以方言调查研究成为我以后研究社会语言学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我对口语研究也产生了兴趣，因而写了几篇口语方面的文章，如《谈谈口语问题》，以及关于语言美问题的文章，还有 1983 年在《中国语文》发表的《略论汉语口语的规范》，较早提出了汉语口语的规范及普通话水平分等级的观点，等等。以上这些都是我进行社会语言学研究有利的方面。因为研究方言首先要进行方言调查，在调查的过程中又要了解当地的人文历史以及相关的地域文化。方言调查中自然要接触社会，并研究方言变化与社会变化的关系。口语也是一样的，口语是语言表达的重要形式，与社会生活关系密切，口语变异现象非常丰富，这些与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重点，即语言与社会的共变关系是相吻合的。这些对我研究社会语言学都是非常有利的条件。

　　 二、我是怎样对社会语言学产生兴趣的

　　 本来我对社会语言学一无所知，虽然读过一些国内有关社会语言学的著作，比如罗常培先生的《语言与文化》、赵元任先生的《语言问题》、陈原先生的《语言与社会生活》等，但是读得都不深入。上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改革开放以后各学术领域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那时我在语言所和《中国语文》杂志工作，阅读了国外语言学资料与其他杂志上介绍社会语言学的文章，还有祝畹瑾先生翻译的国外社会语言学的论文，包括她编辑的《社会语言学译文集》。我一看到这些文章就非常感兴趣，不自觉地接受了社会语言学的影响。由于当时的外文资料很少，加上我的外语水平受限制，不能读原著，因而凡是看到有关的翻译资料都借来阅读研究，我深深感到社会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与社会及文化的关系的，是研究社会语言变异现象的，是很有活力、很有发展前途的学科。前面已经讲过，我从小关心社会，个人经历中接触社会也较多，长期以来比较关注方言与口语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深深感到我国的语言与语言生活丰富复杂，社会语言的变异多种多样，可供研究的课题很多，因此我不自觉地喜欢上了社会语言学。

　　 社会语言学的涉及面很广，有宏观社会语言学，也有微观社会语言学；有理论社会语言学，也有应用社会语言学。我本人对两个问题比较关注，就是社会语言变异和语言规划。之所以对这两个问题感兴趣，与我的工作和个人兴趣有关。社会语言千变万化，而我平时又较关心社会语言的使用和社会语言的问题，因为我一直认为研究语言主要是为了更好地使用语言。从事社会语言的研究，其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使用语言；而语言的使用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与差异，这就必须进行很好的研究与规范。因此我很关注语言变异与语言规范，在这方面写了一些东西。

　　 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参加关于语言美的活动，并就这方面写的几篇文章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完成的。还与于根元合写了《语言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小册子，罗竹风先生在作序的时候评价说：“这实际上是一本普及社会语言学的书。”在调查研究方言的时候，比较早写的与社会语言学有关的，是 1982 年与李如龙教授合写的《碗窑闽南方言岛二百多年间的变化》。那时我同李如龙教授去福建宁德调查方言，也想了解那里的畲语情况，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碗窑闽南方言岛这个值得研究的课题。那时正值春节，我在去参观军港码头的路上，听到一个小学生说的方言不是当地的宁德话，而是闽南话。我就问这个小学生怎么会说闽南话，是不是从闽南来的，他告诉我他们全村都是说闽南话的。当时我就猜测这可能是由闽南移民形成的方言岛。于是第二天我先去村里做调查。村子很大，村民大都是从闽南的南安和永春一带来的移民，大都以烧制陶瓷为生，几乎都说闽南话。大家知道，闽方言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方言与方言之间不能沟通，闽南话与属于闽东话的宁德话也不能通话。但是这个地方的人们语言能力很强，与当地人基本可以达到沟通的目的，这除了他们学习当地宁德话的原因外，可能和原来的方言已受当地方言的影响而发生变化有关，后来的调查结果验证了我的猜测。我发现碗窑话的语音、词汇系统，特别是韵母和常用词汇的变化很大。就韵母来说，年轻人比老年人可能少 20 多个，初步分析与语言的社会应用有密切关系，于是用碗窑话与泉州话的韵书和地方戏曲脚本相比较，发现碗窑地方老一辈人所使用的闽南话比 200 多年前的泉州话还要古老，而青年一代的碗窑话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般来说，语言迁移离母地越远，可能保存母地语言的成分就越完整，如闽方言在语音方面，粤方言在词汇方面保存中原地区和中古时期的语言成分最多，就是因为离母地远了，母地语言已经发生变化，而迁移的语言受到这种变化的影响较少。当然，在语言的演变上，有些相关的理论可以进一步探讨。我想通过这个例子说明有关碗窑方言岛的研究看似是方言研究，实际也是社会语言学的研究。

后来我又写了一些社会语言学方面的文章。比如《汉语的人名和人名用字》《略论汉字与汉字文化的关系》《方言与民俗》《语言变异与社会及社会心理》《四代同堂的语言生活—— 陈延年一家语言使用的初步考察》《叫卖语言初探》等。《叫卖语言初探》这篇文章是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录制叫卖声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初步的分析后写成的。叫卖语言是一种单向的言语交际，属于社会语言学的领域语言研究范围，过去没有人从语言学角度涉猎这方面的问题。之后，我同胡士云、徐幼军合写一本研究叫卖语言的书稿，初步探讨了叫卖语言的特点与规律。1998 年，我与许嘉璐先生主编“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丛书”时要收这本书，但是我自己对它不太满意，觉得书稿有点高不成低不就，要改得好一些，恰逢那时我身体不好，没有修改完成，所以这部书稿一直没拿出去出版，作为未刊稿保存，等以后再说。叫卖语言是一种领域语言，应当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当时有人批评我，不对当务之急的问题进行研究，而去研究叫卖语言是不务正业。听了这些批评，我不服气，认为这是对这个研究的价值不了解，对领域语言研究的不理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