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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民:湖湘文化的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湖湘文化通史》总结语[1]

更新时间:2022-04-21 10:39:38
作者: 朱汉民 (进入专栏)  

   湖湘文化是一种历史文化,它形成、发展于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曾经焕发出辉煌的光彩;湖湘文化又是一种能够影响当代的现实文化,它作为一种文化积淀而保存下来,会对现在、将来的湖湘地域和其他地域继续产生影响。所以,我们在论述了湖湘文化的漫长历史以后,会进一步追问两个重要问题:湖湘文化的历史价值是什么?湖湘文化的现代意义又是什么?

  

   追问湖湘文化的价值与意义,其实就是现代人站在当代或者是未来的时间维变,对历史上的湖湘文化作出价值审视和意义评判。每一个角度、每一种评判均有其原因和理由。但是,在对湖湘文化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的诸多追问中,有一个重要问题是必须首先要回答的,即中国文化主体性重建的问题。湖湘文化在其历史建构过程中,体现、表达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建构要求和趋势,而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正在延续主体性重建的历史使命,故而这个问题,有着重要的历史启示与现代借鉴的意义。

  

   湖湘文化的形成、发展与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密切相关。这里,我们将回朔湖湘文化建构历史,思考湖湘文化在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历史贡献,同时彰显湖湘文化近代化过程中的现代意义。

  

  

  

   一、古代湖湘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建构

  

   湖湘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空间上的组成部分,其形成、演变、发民的过程,一直是与中华文化的历史建构密切相关的。所以说,湖湘文化参与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建构过程。这可以分成两个阶段来论述:中华文化的定型与中华文化的发展,前者指先秦至秦汉,后者指唐宋至明清。

  

   中华文化的定型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最后完成于秦汉时期。从“三皇五帝”的漫长历史开始,中华大地形成了各种空间形态的文化,包括氏族文化、方国文化,最终由“满天星斗”逐步形成了一个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大中华文化。由于秦汉以后建立了政治上高度统一的中华帝国,故而就有了统一的疆域与交通,统一的政治法律制度、统一的文字与度量衡,总之,也就有了统一的作为大文化传统的中华文化。通常所说的中华文化所包含的普遍性价值和主体性精神,均是指中华文化的大传统而言,而各地域以民风、民俗为主的氏族文化、方国文化文化,则成为中华文化的小传统,转化为中华文化体系下的区域文化。

  

   湖南区域文化形态最早也是由各种氏族部落文化,即由三苗文化、南蛮文化、扬越文化等氏族部族文化构成,然后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南楚文化。直到秦汉以后,才开始逐渐转型为中华文化体系之中区域文化,当然这个过程十分缓慢,以致于汉唐以后,湘中、湘西、湘南的许多地区仍然保留着很深厚的苗蛮部族文化色彩。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建构,主要是指文化价值体系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大传统。尽管湖湘地区跨入有文字的文明史较晚,但是在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建构过程中,湖湘地域的一些重要文化贡献不容忽视,体现在许多重要的方面。这里特举以下两个比较受到关注的例子。

  

   其一,三皇五帝系统与中华文明的开创。

  

   秦汉以后,中华大地建立了统一的中华文明,当时人们为了追溯中华的起源,形成了“三皇五帝”的说法。当时人们将中华先民创造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功绩,均归为“三皇五帝”。因为人们所依的历史典籍不同,故而“三皇五帝”所指的具体对象不同,但主要均包括伏羲、神农、轩辕、颛顼、帝喾、帝尧、帝舜等在内。两汉时期人们所说的“三皇五帝”之所以很乱,除了与年代久远而传说众多有关外,还与“三皇五帝”的系统是综合了中华大地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氏族、部族、古国、方国文化有关。“三皇五帝”的说法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是由远古、上古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文化建构而完成的事实。在这个“三皇五帝”系统中,“三皇”系统中的神农、“五帝”系统中的舜帝均与湖湘文化有密切联系。

  

   “神农”在历史典籍中,是中华农业文明的创始人,《周易·系辞传》记载:“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举诸益。”“神农”是中华农业文明的创始者,故而被尊为“农神”。为什么说神农与湖湘之地关系密切呢?一则是从来源看,湖湘之地是“神农”产生的渊源之地。战国时期楚地盛行农家学派,而农家学派就以楚地久远的神农崇拜为其文化依托,较早记载“神农”的先秦典籍《孟子·滕文公上》记载说:“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另外,在《国语·鲁语》、《春秋左传》上,均有关于楚地的最早农神“稷”的祭祀方面的记载。神农崇拜源于南楚之地并不奇怪,因为现代考古学已经在湖南发掘中国、同时世界上最早的稻作文明。在湖南道县玉蟾岩洞穴遗存中,已经发掘到一万二千年以上的人工稻谷与陶器,在澧县彭头山新文化遗址也发掘到八千至九千年的早期农耕文化遗存。这些考古发现均证明,湖南是中国农耕文明形成最早的地域。因而,湖南的神农崇拜演变、发展为中华文明始祖之一,是有历史依据的,体现出湖湘文化对中华文化主体建构的历史贡献。另外,从神农崇拜的归宿来看,祭祀神农的“神农炎帝陵”也建置于湖南。从晋朝开始,一些历史文献如《太平御览》、《帝王世纪》有“炎帝神农氏葬于长沙”的说法。到了北宋,太祖下诏在湖南茶陵建炎帝陵,并谴官祭告,从而进一步强化了神农崇拜与湖湘文化的关系。

  

   “五帝”中的舜帝也与湖湘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在中国文化体系中,舜帝是中华精神文化,尤其是道德文化的奠基人,对中华文化的价值体系的建构上做出了极其重要的历史贡献。根据上古历史文献记载,舜帝原本是中原地区的氏族部落首领,但是他又成为湖湘区域文化的早期代表,是因为下列两个原因:其一,舜帝氏族部落曾经展开对湖南苗蛮氏族部落的征战,舜通过“偃兵修教、惇德怀远”的方式征服了苗蛮,这个“舜化南园”的故事在中华道德文化、价值体系建构上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其二,舜帝晚年时南巡,“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史籍还有湘妃娥皇、女英投湘江而逝的传说。舜陵遂成为湖湘文化同时也是中华文化的地标建筑,而有关舜帝的道统文化、舜帝与湘妃的爱情故事及相关文学艺术,更是成为中华精神文化的宝藏。中华文化的源头,不是一个个孤立的部族文化的集合,更重要的是这些部族、方圆之间文化交流互动。舜文化的形成,正是中原文化与湖湘文化交流互动的结果。所以说,舜文化参与的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建构,同样体现出湖湘文化的历史贡献。

  

   其二,楚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建构

  

   中华文明的成熟形态的成型主要是秦汉时期。应该说,汉文化之所以那样宏阔、丰富与多姿,与它全面吸收、整合先秦时期各个区域的部族文化、方国文化有密切关系。但是,由于各个区域文化的特点不一样,其蕴含的文化价值不一样,故而对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贡献不一样。学界普遍认为,在两汉文化体系中,有三个地域的贡献和影响最大,这就是秦、楚、齐鲁。人们曾以儒(齐鲁)、道(楚)、法(秦)三家学说代表三个地域文化的贡献,这有一定道理。但是文化比思想学说的外延大得多,如楚文化对两汉的影响,就不仅仅是道家学说,尤体现在文学艺术、宗教观念、科学技术、民间习俗等不同方面。

  

   毫无疑问,从春秋战国到秦汉帝国,湖湘地区作为楚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其文化特质就是楚文化,因湖湘在楚图南部,故而亦被称之南楚文化。南楚文化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汉代王逸所说的“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的文化习俗。显然,这种“信鬼而好祠”的民俗文化虽然具有文化特色,但必须将其作精神提升,使之获得一种普遍性的精神意义与文化价值,恰恰是屈原的楚辞创作,完成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文化使命。屈原流放于沅湘之地,创作了大量在中国文学史、中华文化史上具有不朽价值的诗歌作品。在这些不朽的诗篇中,他一方面大量汲收南楚之地的民间歌舞及相关的艺术、宗教等民俗文化,另一方面又从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两个方面对这些民间宗教、艺术形式作了大幅提升。正如王逸所说:“(屈原)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蔽,下见已之冤结,托之以风谏。”[2]不仅仅是《九歌》,其他如《九章》、《离骚》、《天问》等,均具有将巫歌、神话、祭祀等南楚民间文化与普世性的文化理念、道德精神等精英文化结合起来的特点。这样,中国南方所形成的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与北方的《诗经》一样,共同构成中华文化的艺术精神传统。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沅湘地区所产生了文学艺术成果,是楚文化系统中最具普适价值、普遍精神的文化成果,对汉以后的诗歌艺术、审美精神产生深远影响,为两汉的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建构作出了重大贡献。

  

   当然,从先秦到汉唐,湖湘还属于中华文化体系的边缘化地区,在中华文化体系中的地位还不是特别高。宋明以后湖湘文化进一步发展,故而在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建构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进一步讨论宋以后湖湘文化对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地位与影响。

  

   湖湘文化崛起于两宋,与中国文化发展演变的大背景有关。首先,两宋是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完成期。在周秦汉唐的历史时期,中华文化的重心一直在黄河流域,在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建构属于重要地位的主休是中原文化。如那个时期的齐鲁文化、秦晋文化在两汉构建的中华文化系统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西汉实行“墨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齐鲁文化在中华文化体系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成为一种为各个地域接受的、具有普遍性价值的文化。两宋以后,中国文化重心南移,对宋以后中国文化演变、发展的主要集中到南方,特别是南宋、元、明时期,主导中国文化大传统的主要都是南方人,这个地理文化格局一直延续到中国近代。湖湘文化开始崛起两宋,在宋元明清时期湖湘地区涌现出许多重要的文化人,他们对中华文化体系的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次,中华文化在面对外来佛教文化的挑战时,一直坚持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态度,终于到两宋时期完成了中华文化发展、更新的要求。就在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完成的两汉时期,佛教文化开始从西域传入,刚开始时影响很小,而到了隋唐则演变发展到极盛。佛教的核心价值观与中国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有严重的冲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价值理念面临严重挑战,唐代著名学者韩愈著《原道》,发出重振中华文化主体性价值理念的呼唤。然而,要能重振中华文化,就必须经过一个汲收、消化佛教文化的过程,再重新建构中华文化的主体性。这个任务是两宋兴起的新儒学思潮完成的。

  

正由于上述两个重要的文化背景,使得湖湘文化获得了重新崛起的机会。两宋以后中国文化的重心转移到南方,地处南国的湖湘文化获得了崛起的机会;而湖湘学者通过汲收、消化佛教文化,参与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重构,建构了一个以儒家价值系统为主体、兼容佛、道文化的理学思想体系。这一以理学为中心的中华文化体系,不仅完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建构,并一直沿续到晚清中国的近代化时期。对于湖湘文化而言,这两个背景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湖湘文化在理学思潮的兴起、发展、总结等方面均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参与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重要区域文化之一,同时也是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重要体现;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文化重心转移到南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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