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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民:湖湘文化的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湖湘文化通史》总结语[1]

更新时间:2022-04-21 10:39:38
作者: 朱汉民 (进入专栏)  
从而为湖湘理学业兴起、发展创造了重要的历史条件。

  

   理学思潮的整体过程,大体包括北宋理学兴起、南宋理学集大成、明清之际理学总结、晚清理学再起的几个阶段。湖湘之地向来被学术界视为“理学重镇”、“理学之邦”,就在上述理学思潮的几个阶段,均涌现了一些重要的学者、学派,成为这几个不同阶段的标志性人物。北宋是理学的兴起并成型阶段,出现著名的“北宋五子”,在此五位奠基理学的著名学者之中,湖南道县的周敦颐在“北宋五子”中排第一,被尊为理学开山、道学宗主。周敦颐在理学史或中华文化史上的最大贡献,就是他不像韩愈仅仅呼唤回归儒家之道,而是能够“出入释老”,最终将佛教、道教的思想文化精华汲收到儒家文化体系中来。这样,他不仅仅是坚持了儒家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主体性地位,由于他又将佛、道精华汲收到儒家文化体系之中,故而是大大丰富了儒家文化的普遍性内涵,最终强化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建构。所以,周敦颐的代表著作《太极图说》、《通书》,被后学认为是为儒家价值体系“穷源探本”而完成了儒家形上学体系的建构。周敦颐能够为新兴的理学思潮奠定理论基础,代表了崛起的湖湘文化为中华文化的主体建构所做的贡献。

  

   南宋是理学集大成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有四个地域文化对理学集大成做出了最显著的贡献,它们分别是福建、江西、湖南、浙江,形成了在理学发展史最有影响的闽学、赣学、湖湘学、婺学等四大理学学派,当时有“东南三贤”说(即闽学的朱熹、湘学的张栻、婺学的吕祖谦),还有所谓南宋乾淳“四君子”(即东南三贤外加上江西陆九渊)。这四大理学学派均有著名书院作为其地域性学派的基地,即所谓“南宋四大书院”,包括湖南的岳麓书院、江西的白鹿洞书院与象山书院,浙江的丽泽书院。可见,南宋时期的湖南思想文化十分活跃,湖湘学派成为当时一个学者多、影响大、地位高的理学学派群体,著名学者就有胡安国、胡寅、胡宏、张栻等,《宋元学案》中他们均各有专门学案。一方面,湖湘学派学群体继承了北宋周敦颐的学术文化宗旨,通过汲取佛老而重建儒家文化体系,来完成中华文化的主体性重建,所以他们特别推崇濓溪之学,在胡宏、张栻等学者的推崇下,周敦颐作为“道学宗主”的地位得以确立;另一方面,湖湘学派十分重视理学体系的建构,他们深入儒家经典研习,广泛继承周敦颐、张载、二程的思想学术,与当时的同道学者朱熹、吕祖谦、陆九渊一道,推动了理学集大成的完成。

  

   明清之际是理学的总结时期。理学经宋、元、明的演变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的主导性思想文化体系,全面、深入地渗透到国家、社会、家庭及个人的思想文化层面,同时还传播东亚其他国家;但是另一方面,理学思想又暴露出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总结与反省。所以,明清之际出现了一种总结、反思理学的文化思潮,其代表人物就是清初三大儒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三人中尤以王夫之的学术地位、学术成就最高。王夫之是湖南衡阳人,一方面,他继承了两宋时期的周敦颐、张载、湖湘学派的学术传统,另一方面他又总结反省了明代以来理学中出现的问题。他坚持的文化使命是“六经责我开生面”,即在坚持回归中国传统原典《六经》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文化的更新与创造,从而实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王夫之所建构的思想文化体系,代表了中国思想文化史发展的新高度,一方面它继承了中国思想传统,体现出中国文化的深刻性、丰富性,并成为宋明理学形成以来最有学术创新、思想贡献的学术思想,另一方面它又根据历史发展和时代演变的趋势,对理学思想作出新的创发,从而对晚清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晚清一度出现的理学复兴,湖湘又成为这一理学复兴思潮的大本营,唐鉴、曾国藩、罗泽南等湖湘学人,即是晚清理学复兴的代表人物。因为晚清理学与那时的文化近代化有关,故放到后面讨论。

  

   从上述的几个重要阶段来看,理学思潮体现出中华文化在面对外来的佛教文化挑战而完成的主体性重建,“湖湘”之地成为历史上理学思潮发展的重要区域之一。湖湘的理学传统,代表了这个时期的文化主体性建构的重要成果。

  

  

  

   二、近代化与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危机

  

   在全世界几大重要的古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是一种能够延续五千年而没有中断的文明。首先,中华民族的血脉从未中断,当代中国人的能自称是“炎黄子孙”,他们正是中华文化得以延续不绝的主体,在漫长的五千年历史长河中,总是以中华民族为主体而完成中华文化的历史建构。所以,中华文化的文脉也从来没有中断过,从炎、黄创造的物质文明到尧、舜开启的精神文化,从周孔之教的人文理性到汉唐文明的开拓博大,中华文明所创建一切重要文明成果均被延续下来,融入到中华民族每个成员的日常生活、精神血脉之中。尽管中华文化也不断地汲收异域文化,甚至还出现过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局面,但是,中华文化的文脉一直绵延不绝。中华民族作为中华文化的主体,一直承担着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历史使命,也使得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建构能够延续五千年之久。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建构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中华民族所创造、建构的文化,应该具有一种普遍性的精神特质。如果说血脉相连的中华民族是中华文化绵延不断的主体存在,从而成为中华文化的创造与承担的主体的话,那么,中华文化的普遍性精神特质则是它在面临各种外来文化的挑战、洗礼后,仍然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客观条件。中华文化的普遍性是建立在一个超越氏族、国家的空间概念即“天下”,一个具有普遍性与永恒性意义的价值体系即“道”的基础之上。中华文明的创始人在一开始创造其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时,就在思考、探讨这种文化的普遍性,即不把这种文明限制在狭獈的氏族部落范围之内。希伯莱人最早创立的宗教是不具普适性的,因为他们信仰的耶和华神仅仅是希伯莱人的宗教,其上帝只会拯救希伯莱人。直到耶苏创立基督教,肯定上帝的爱遍及全人类,他会拯救一切信仰他的人,基督教才成为一种普遍性意义的宗教。而奠定中华文明基础的西周文化,就找到建立中华普遍性文化的礼乐文明及其思想依据是“以德配天”,并以此为基础衍化出具有普遍性文化意义的“天道”信仰。此后,中华文化就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价值体系的文化,一切其他地域的部落、方国、族群,均可以接受这种礼义文明、遵循这至高的天道。两汉以后,这种普遍化文化就由中原向四周传播,不仅成为由中华大地诸多部落、方国、族群所普遍接受的价值信仰体系,还传播中华大地以外的东北亚、东南亚各国。

  

   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存在离不开上述的两个根本要素:中华民族是中华文化的创造者,承传者,而具有普遍性文化价值的中华文化维系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性与自信心。显然,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必须靠二者相互支撑才能够建立起来;没有一个血脉相近、心气相通的中华民族,就不可能将这一人类优秀古文明之一的中华文化不断建构和传承下来;而中华文化如果不具有普遍性文化价值和意义,也就不可能将这种庞大的多种族、多地域、多文化来源的中华民族统一起来,从悠久的文明起源到全球化进代的到来。

  

   但是,古老的中华文化进入到全球化的近代,却面临一个严重的挑战,开始面临“主体性危机”。到了晚清,古老的中华民族遇到了一个借助于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而逼近大门的西方文明,出现了中华文化史上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西方近代文明是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的创造者、推动者,并借助于这一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系而获得了“普世性文化”的身份。而这时,中华民族面临一个十分难堪的处境:在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宰制天下的时代,中华民族希望在这个体系中生存下来并继续强大的话,就必须学习、汲收近代西方文明,故而必须承认西方文化的普遍性,否则,中华民族可能沦为这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受掠夺、欺凌、殖民的对象。在中国的近代化大潮中,许多具有近代化、全球化眼光的人物均在批判几千年的中华文化传统,全面接受这种普遍化的西方文化。

  

   这就是中国文化面临的主体性危机。作为中华文化的创造者、承传者的中华民族,为了能够在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中生存下来(不能“亡国灭种”),就需要舍弃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方面全面接受西方文化(就是人们常说的中国文化近代化的三个步骤)。但是,中华民族靠这种舍弃自己文化传统而完成的近代化,固然能够“保国保种”,而中华民族赖以维系与自我认同的价值体系、文化精神却没有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近代化的结果似乎是民族生命的身体保住了,而民族生命的灵魂将会被换了!一旦出现中华民族的形神分离,必然出现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危机。

  

   所以,从中国文化近代化过程来看,中华民族对西方文化的学习与汲收,一开始并没有采取“全盘西化”的态度,而首先是以“实用理性”的态度接受近代西方文明。中华民族向来有着实用理性的传统,为了在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中生存下来,中国人对西方的各种近代文明,从坚船利炮的物质文化,到民主宪政的制度文化,再到自由平等的思想文化,均采取一种实用理性的态度加以学习与吸收,将其纳入到经世致用的实用、功利的价值体系中来。从这种实用、功利的态度去汲收西方近代文化,使得西方近代的科技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被纳入到儒家士大夫经世致用的文化框架之下,对近代中国在汲收、借鉴西方近代文化方面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这种汲收进来的西方近代文化只是手段、工具、实用性的文化,缺乏与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内在关联,故而不能与中国文化价值体系很好地融会贯通,反过来使得中国近代化的功效也很有局限。

  

   所以,中华民族要想真正在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完成近代化,成为一个带着自己文明主体精神的现代化大国,就必须以价值理性的态度去从事近代文化建设。与实用理性不同,价值理性的近代化不仅仅是从经世致用的实用、功利的角度借鉴外来的近代文明,而是要根据近代世界发展演变的历史趋势,深入挖掘中华文化传统中具有现代生命力的内容;故而需要能够坚持一种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主体性精神,以价值理性的态度去从事近代文化建设,最终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中华文化的近代化结合起来,完成在中国文化主体性基础上的近代化文化建构的历史使命。

  

   当然,湖湘文化的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是一个外延广阔的大问题。这里,我们主要是沿着湖湘文化近代化过程的问题意识来作进一步追问。我们认为,近代湖湘之所以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区域,就在于它所思考的问题恰好是中国文化近代化过程的最大问题,即如何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完成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重建?其实,湖湘文化的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均可以沿着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

  

  

  

   三、近代湖湘文化与中国文化主体性重建

  

   宋明时期完成的理学文化思潮,是儒家士大夫在面对外来佛教文化的一种文化自觉与文化建构;而到了晚清时期,当西方近代文化与坚船利炮、资本商品一同涌入中国,使得中国陷入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时,中国文化才面临一场更加艰难的文化主体性重建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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