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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中国的天人合一哲学与可持续发展

——《蒙培元全集·文章(1998年-2001年)》

更新时间:2022-04-20 00:02:18
作者: 蒙培元 (进入专栏)  

   可持续发展是不久前才明确提出并引起人们普遍重视的一个综合性、全球性的问题。它首先似乎是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越来越严重的生态被破坏、环境被污染以及能源减少、资源匮乏等危机而提出来的对策,但实际上已涉及人类文化、人文价值等深层问题。很明显,这些危机的出现,是人类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已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从哲学上说,则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们不能不深思,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应当如何解决,才能促进人类的继续发展?

  

   这里当然涉及政治决策与各国之间的协商问题,也涉及科学技术与社会的问题,但是最根本的思考应当从人文价值及其哲学基础入手。我们特别关心的是,哲学应当担任什么角色,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天人合一哲学有没有现实价值?

  

   一

  

   人们都知道,所谓现代化,实质上是理性化,其中,科学与技术起着关键性作用。未来学家们预测,21世纪将是信息与知识产权的时代,新的科学技术将改变21世纪的面貌。但是,有一件事情同样是清楚的,这就是,人们在不断庆祝科学技术胜利的同时,却遭遇着人文价值的不断失落。人们已经或正在从科学技术中获得利益,却离自己的家园越来越远。人们一方面在享受高科技所带来的舒适生活,另一方面却变本加厉地破坏着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世界上每天发生的事情是如此地触目惊心,以致使那些具有人类良心、关心人类命运的学者、科学家不断发出警告。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种动植物从地球上灭绝,每天都有成千上万顷土地变成沙漠,森林面积一天天减少,空气中的有毒物质越来越多,城市里已经看不到蓝天与阳光,生命中最需要的东西——水,已经被严重污染,我们的食物里充满了化学药物,各种奇怪的疾病不断出现,竟有人用最新的科学技术——克隆人的办法来解决人类的健康问题……所有这些都说明,是人类自己在破坏自己的家园。

  

   因此,所谓“理性化”的说法并不全面,应当加上“工具化”。那么,目的何在呢?价值何在呢?据说这都是没有意义的,但在我看来,这正是问题所在。有人说,科学本身就有价值,科学就是最真实的价值,如果在科学之外寻求所谓的价值,就是企图用外在的方法限制科学、压制科学,换句话说,就是阻止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按照这种说法,人类就只有心甘情愿地接受自然界的惩罚了,而这种惩罚是具有根本性的,因为它是由人类自己造成的。

  

   真正说来,这一切确实不能归结为理性本身,也不能归结为科学技术本身,因为任何工具都是受目的支配的,科学技术作为工具理性的实现,是由一定的价值理性或目的理性支配的。正因为如此,真正的问题出在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上,也就是说,人在自然界居于什么地位、对自然界应持什么态度,在这些问题上,显然出现了严重的失衡或颠倒,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人类自己惩罚了自己。

  

   这样说,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在近现代以来的文化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是“人类中心论”。“人类中心论”是西方现代化的精神支柱。其根本特征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始终坚信人是中心、是主宰,自然界只是被用来为人类服务的对象。人类对于自然界,只有控制、利用、索取和改造的权利,却没有任何责任和义务。如果有的话,那也是为了人类的利益,或者说从人类的利益出发,如何使其更多更好地为人类提供一切可利用的东西。只有人才是价值的主体,也是价值的裁判者,自然界是没有价值的,其价值是以人的需要为前提的。但是,人的需要在人文价值缺席或被斥退之后,就只能由生理欲望所决定,而人的生理欲望或物质欲望又是无止境的,这一点确实不同于一般动物。这样,就出现了恶性循环:人的“需要”越是增长,对自然界的掠夺就越加倍,终于造成了人类的生存危机,

  

   人类终于开始觉醒了,现在,生态伦理、环境保护已经被提出来了。但是要从“人类中心论”解脱出来,真正变成人类的行动,却并不是那么容易。如果说,“为了人类利益,要保护自然环境”,那就要看什么是人类的真正利益,如果说人类“利益”就是满足物质欲望,那就同“为了人类利益,要无限地开发自然”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

  

   在这种情况下,人类还需要继续进行深入反思(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应当进行反思)。反思的目的,是重新确定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确立人在自然界的地位及其权利和义务。这其中,便包括反思各自的文化传统,以便恢复某些伟大传统,从中吸取继续生存与发展的精神资源,重建人文价值。这是实现持续发展的立足点。

  

   这里又涉及争论已久的所谓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我以为在这类问题上,既要有理性批判精神,又要有同情的了解,更要着眼于传统的开放性与多元发展,以及相互之间的对话与沟通,目的是为人类的持续发展建立共同的基础。

  

   有人说,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是农业社会要求人与自然保持和谐统一的反映,是一种“靠天吃饭”的哲学,如果说在历史上曾经起过一些作用的话,那么到了工业社会(乃至后工业社会)就完全不能适用了,它与现代文明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只能被埋进历史的坟墓,如果还主张用这种天人合一哲学解决现代化(乃至后现代化)的问题,那只能是白日做梦,说得更明确点,就是复古,就是反动!但是试问,如果现代文明不能吸收人类社会,包括农业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那么,所谓现代文明将是什么样子?人们所经常引用的“扬弃”也罢,“批判继承”也罢,还有结构主义所说的“历时性”与“共时性”也罢,不是都承认吸收传统哲学的积极成果或成分吗?不是也承认传统哲学中有超越历史的内容吗?(对“共时性”可能有不同理解,我的理解是有超越性。)人类社会的发展,无疑有其历史性,但并不是一切都要“决裂”,重新开始,也不能简单地用自然科学家所说的“突变论”一种形式解释历史。

  

   其实,最先进入现代化的西方社会,也有自身的文化传统,比如理性主义就是一个传统。这是很多西方学者也承认的。从古希腊到近现代,这一传统没有中断,只是形式上有变化,比如从思辨理性到认知理性、工具理性。只有“后现代主义”对这一传统进行了批判,但是“后现代主义”对什么是理性、什么是非理性的界定,依然没有离开大传统。有人可能举出中世纪哲学的例子,认为那并不是理性主义,而是信仰主义、蒙昧主义。但是已有很多学者指出,中世纪哲学也没有离开理性主义传统(比如亚里士多德主义),而且对近代哲学有积极贡献。用理性主义方法论证信仰主义,这并不奇怪,近代的康德、黑格尔又何尝不是如此。

  

   又有人会说,按照这种逻辑,只有西方的理性主义才造就了现代化,中国哲学与文化就不可能促进现代化。关于“现代化”的问题,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和东方能够实现现代化,而且正在实现现代化,但决不意味着,一定要抛弃自己的传统哲学,才能实现。问题在于,在吸收和发展理性主义的同时,要不要继承自己传统中的理性精神,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我看来,如果这样做了,不仅能减少严重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而且能为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即使是单从“利益”方面说,如果能这样做,那么,得到的比失掉的要多得多。

  

   二

  

   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正如许多学者所说,这一学说要求人与自然保持和谐统一。对此,又可从不同方面进行解释,比如从美学、伦理学与哲学上进行的解释,都能从中得出某些重要启发。但是,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互相联系的,而且就其本来意义而言,它是整体性的,真、善、美合一的,也就是哲学人文主义的,用中国哲学的话说,是一种“人文化成”的关系。

  

   那么,这种关系的含义是什么呢?我认为,它的最深刻的含义之一,就是承认自然界具有生命意义,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换句话说,自然界不仅是人类生命和一切生命之源,而且是人类价值之源。正因为如此,所谓“究天人之际”的问题才成为中国哲学不断探讨、不断发展的根本问题。

  

   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从一开始便对天有一种很深的敬意,但他并不认为天就是神。从孔子(老子更不用说)开始,天已经从宗教神学的上帝转变成具有生命意义和伦理价值的自然界。这正是孔子之所以为孔子、儒家之所以为儒家者。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1] 这里所说的天,就是自然界。四时运行,万物生长,这是天的基本功能,其中“生”字,明确肯定了自然界的生命意义,这决不能仅仅理解为生物学上所说的生。天之“生”与人的生命及其意义是密切相关的,人应当像天那样对待生命,对待一切事物。孔子心目中的圣人是尧、舜,他认为尧之所以伟大,就在于法天而行,“唯天为大,唯舜则之”[2]。他所说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既有美学上的情感体验,又有伦理学上的自然关怀。把自然界的山、水和仁、智这种德性联系起来,决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比附,而是人的生命存在的需要。总之,从孔子思想中透露出来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对天即自然界有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尊敬与热爱,因为人的生命与自然界是不能分开的。

  

   有人会说,孔子并没有提出“改造自然”的学说,荀子才是提倡“改造自然”的哲学家,他提倡的“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才具有积极意义。我们承认,荀子确实有这方面的贡献;但是荀子同时又提出“礼有三本”的学说,却是充满人文主义精神的。所谓“三本”,是指“生之本”、“类之本”、“治之本”,其中第一“本”即“生之本”,就是天地即自然界。“天地者,生之本也。”[3] 荀子所说的天,当然不是宗教之天,而是自然之天,但他认为,自然之天正是人类生命的真正根源,因而也是“礼”即社会文明的根源。荀子和其他思想家一样,主张天地之间“人为贵”,提倡人的主体性。他认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只有人有气、有生、有知,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4],但这决不是人类中心论。他所说的“义”,是一个价值理性范畴,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也是如此。他极力避免“蔽”于理之“一偏”或“一曲”,而是主张明于“大理”,即全面解决二者的关系。天即自然界既然是“生之本”,因而是“礼之本”,当然要受到尊重,决不亚于对其他二本(指先祖、君师)之尊敬。

  

   荀子也是主张“富国强兵”的,因而也主张对自然界的开发利用;但是,正因为自然界是“生之本”,因此他很强调对自然界的开发利用要“适时”而“有节”,更不能违背自然界的生命规律,乱砍伐、乱捕杀。他提出“以时顺修”[5],“节用裕民”,“节流开源”[6]等主张,是很有“生态”意识的,比如他说:“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龟、百索(王引之以为索字系素字之误),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7] 这就是古代的持续发展理论。在中国古代,“以时禁发”是有实际内容的,何时“禁”、何时“发”,都是有详细规定的。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在古代文献中比比皆是,不必详举。但所有这些,都有一个出发点,就是承认自然界是生命之源,因此,开发利用时要以爱护和尊重自然界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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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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