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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炳辉:世界文学的谱系:一个语言地理学的视角

更新时间:2022-04-19 20:48:45
作者: 宋炳辉  

  

  

  

   作为比较文学学科基础和核心概念的“世界文学”,是与现代民族意识的兴起,进而与文学的民族意识觉醒相伴而生的。因此,“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事实上成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最根本的一对关系性概念。伴随着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历史,尤其自20世纪中叶之后,几乎每一次学科理论的更新、学科方法的拓展都要从界定与反思这一对关系性概念,尤其是重新考辨“世界文学”的所指开始。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趋势日盛,它在国际比较文学界再度成为热点议题,以至讨论所及,已经超出比较文学学科领域而波及整个文学学科。尽管对这个概念至今“从来没有一个确切定义或内容精准的界说;换言之,没有一种说法获得普遍认同,人称世界文学‘难题’”,但学术史中这种“欲罢不能”的现象,恰好进一步说明这一概念在多元文化时代的人文学术中,仍然包孕着回应当代文学与文化实践和理论拓展的可能性。为此,本文不揣谫陋,拟从世界语言谱系的视角切入,管窥世界文学谱系,进而尝试获取对其内涵的一得之见。

   从语言视角切入世界文学议题,似乎不那么符合学科的常理。因为在比较文学的一般理论分析中,“世界文学”这一概念正是因应着一种超越性诉求而出现的。因此,对应于不同民族的语言问题,可以在讨论民族文学和相互间的差异、交往、传播、影响、接受时被谈及,而一旦到了要定义世界文学的时候,便理所当然地进入超越特定民族和特定语言的理论层面。究其原因,除却与不同定义者各自不同的问题域和意向性相关外,也在相当程度上与他们的语言观念有关。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传统比较文学理论有关世界文学的定义中,无论是将世界文学作为民族文学的整体或加总,还是定义为作品所具有的超民族的特性与意义,或者是各民族文学的经典之和,抑或着眼于作品的世界性影响力,等等,都很少直接将“语言”概念纳入世界文学定义当中。语言对于文学的意义,显然不止于作为一种表达的媒介,在语言作为工具和语言是“存在的家”这两种观念之间,有着广阔的理论空间。在世界文学空间里,语言不仅是表达与交流的工具,也可以或应该是身份确认、文化政治和创造性策略的体现。

   早在1991年,比利时比较文学学者何塞·兰伯特在他的《寻找文学世界地图》一文中就慨叹:无论是从共时还是历时层面看,现有各种地图的种类贫乏的状况都相当严重,特别是当涉及文学状况时,我们就发现,常见的政治、经济、宗教和语言等类型的地图,都不能完成这项任务。这些地图由于其规模问题,也由于对边界的故弄玄虚,常常抓不住与文学相关的移民、翻译、普遍型和主题型迁移与突变、文学生产与分配所产生的跨界流动等现象,也不能解决方言或少数族群语言文学的内部边界问题。于是,往往是以民族国家的政治地图替代和管控了文学研究,由此导致各种形式的融合与包含,也制造了自闭与排外。

   在一系列影响广泛的世界文学理论中,大卫·达姆罗什可能较早在世界文学定义(而不仅在分析论述)中明确纳入“语言”因素。在出版于2003年的《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中,达姆罗什以“流通”“翻译”和“生产”三个部分展开论述,突出世界文学的“可变性”特征。他所说的这种可变性,是基于复数读者的世界文学的复数体系而言的,在不同的读者那里可以有不同的世界文学体系——“这些特殊的作品都拥有一个中心角色”。由此,作者提出了著名的“以世界、文本和读者为中心的世界文学三重定义”。其中,第二重“世界文学是从翻译中获益的文学”,虽然并没有直接将“语言”概念纳入,但“文本”与“翻译”最直接的关系性概念显然就是(不同的)“语言”。而萨拉·拉沃尔在《阅读世界文学:理论、历史、实践》一书中所提出“一种语言视角对应着一种世界视角”的观点,虽然与斯皮瓦克后来在《学科之死》(2003年)中针对用英语单一视角观察世界文学的质疑形成某种呼应,但都没有就语言维度展开进一步论述。此外,弗兰科·莫莱蒂(2000年)显然意识到语言问题对当代世界文学阐发的重要性,同时又明显感受到世界多语现状对于我们了解作家个体与文本个案,甚至仅仅是浏览世界文学所造成的巨大压力——或者,借用玛格丽特·科恩(Magaret Cohen)的话,存在着所谓的“大量未读”(great unread)作品。他虽然意识到文学形式的社会学分析对于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性,但他也明白,“但不幸的是,由于我的能力有限,我不得不到此为止……我对这个真正的形式分析就束手无策了,因为形式分析需要具备语言能力,而这是我做梦都无法实现的”。显然,莫莱蒂困扰于个体语言能力的有限性与世界文学(至少在语言方面显现的)多样性之间的对立,因此,他所提出的应对和解决方案,基本还是越过了语言本身。其著名的关于“树”与“波浪”的隐喻思维,虽然借自历史语言学的概念,但他所专注的分析路径主要还是集中在文类、题材、主题等层面,显然并没有把语言作为理解与阐释世界文学动态机制的重要问题加以面对。据笔者有限的观察,这种局面直到帕斯卡尔·卡萨诺瓦那里才有明显的改变,这一点容后展开。

   以上所述,仅从与世界文学定义相关的角度,回溯语言问题是否以及如何被关联和关注。其实,从语言视角切入,尝试对世界文学做出观察与阐释,除了上述原因外,还基于一些朴素的动机或理由。首先,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所有人类文学最基本的呈现方式。就文学的起源与历史演化而言,无论是早期的口传文学还是书写系统陆续出现之后的书面文学,都离不开语言这一媒介,只不过前者的媒介是口语,后者为书面语。其次,特定民族的文学与特定的语言、特定的文化具有血肉相连般的对应关系,如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之于英语、法兰西民族之于法语等。所有民族文学总是以其特有的或主导性的语言来呈现。再次,在比较文学的通行定义中,四大“跨越性”是其区别于其他相关学科的基本特征,而“跨语言”即其中之一(其他三个为跨国族、跨文化与跨学科)。而文学的跨语言研究所蕴含的课题,除了被达姆罗什明确提升至世界文学内涵中加以讨论的翻译维度——也是世界文学中一种明显的、直观的现象——之外,还有更多有待开掘的层面,也向我们预示了一种未来的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也与20世纪以来的文学理论、文学研究同语言学、语言哲学关联的两次“转向”有关。现代语言学的革命性成果与20世纪之初的语言哲学进展,导致文学研究的所谓“语言学转向”。它在百年文学理论史上所引发的两个相反相成、时间上大致前后相续的后果:一是以研究抽象的语言自身的形式结构特征为中心,出现了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新批评、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等理论派别,在相当程度上使文学研究走向封闭自身而远离社会生活,导致文学研究的所谓“向内转”;一是以考察现实环境中实际使用的语言特征为中心,相继出现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后结构主义话语理论和英美言语行为理论等代表性文论,它们使文学研究在20世纪后期再次“向外转”,克服了形式主义文论的自我封闭倾向,恢复与重建了语言与人类生活、文化历史的密切联系,从而使文学研究切近了文学本身。

   20世纪文论的“语言学转向”,尤其是以“言语”研究为中心“向外转”所积累的理论资源,为重新认识“世界文学”理论提供了与语言关系度更高的多种可能性。因为,作为现象的世界文学的差异性和复杂性,首先是以不同的语言及其书写媒介的形态加以呈现的,特定的语言媒介贯穿同一语言系统内的发生、传播、阅读与阐释的文学全流程,同时也借助翻译所转换的语言形态进入原语之外的新语言系统,再一次被传播、阅读与阐释。在其发生的文化空间,或者经过翻译转换后的文化新空间,特定文学文本的文化效应的发挥,都以特定的语言方式呈现,都体现为与特定语言系统的对应。在这个意义上,世界文学的谱系就是以世界语言的谱系来呈现的,语言谱系就是文学谱系的折射或投影,两者间既有特定的对应关系,也有分析讨论的空间。所以,引入语言地理学的视角,或许可以为我们考察世界文学提供另一种可能入口。

  

  

  

   从理论上说,有多少种语言就有多少种文学。但人类拥有语言的确切数量,至今没有定说。因为要准确说出这一数目,除受制于“在语言与方言之间很难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这一因素外,还“必须考虑到,在过去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年的时间里……人类已经开口说话,而作为文字形式的语言仅有几千年的历史”。因此,必须在人类语言的演化历史中,考虑那些已经消失了的语言,还有那些尚不为我们所知晓的语言。英国语言学家尼古拉斯·奥斯特勒(Nicholas Ostler)估计人类语言在6千至7千种之间,德国语言学家汉斯·约阿西姆·施杜里希(Hans Joachim Storig)的保守估计也是6千种以上,不过,具有完整书写系统(文字)的语言不足总数的十分之一。

   借用奥斯特勒的假定,如果按语言划分,当今世界的人口就不是76亿,而只有“6000多”。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自然属性,使得这6000多种语言中的每一种都代表着一种人的世界观,因为特定的语言包含着其使用者的特定思维、习语、判断、想象以及灵感方式。因此语言就界定了一个使用者群体,群体内部的成员能够便利地理解彼此的意思。在这个意义上,语言还可以“把人性分门别类”。在共时的维度上,人们似乎“只有通过一门共同的语言,才能使同一群体实现行动的一致性”,尽管语言内交流的误解无法从根本上避免,但不同语言间的交流,毕竟更需要翻译,并且面临因翻译带来的更大误解风险。当一种语言取代另一种语言时,这个民族对于世界的看法也必定随之改变。因此,一种语言不仅是使用者之间的交流方式,也是对他们独特身份的一种认同。在历时维度上,语言是记载使用者共同记忆的精确手段。“每一种语言都能将其使用者同它存活的几千年历史所积淀下的传统相联结。一个人类群体一旦学会了某种语言,这种语言就能够传递无穷的知识和信仰:当我们思考、倾听、说话、阅读、写作的时候,它是能够给予我们力量的无形财富,让我们能够站在祖先的思想情感积淀的肩膀上。我们的语言让我们成为文化的连续统一体,将我们同历史相连,并且将我们的想法传递给后世的语言使用者。”总之,“语言作为人类群体的旗帜和标志,也同样捍卫着我们的共同记忆”,从而写就一段共同的历史。它“不但使一段共同的历史得以存活,也使得这段历史可以被代代相传”。如果一种语言死亡了,就意味着它永远地消失,就像植物和动物物种灭绝一样。

   全世界虽有6000余种语言,但这些语言的分布与使用情况极不均衡。这种不均衡体现在使用人口的多少、拥有传统资源的大小和文化权力的强弱等方面。就使用人口而言,汉语使用者最多,估计超过14亿人,占全球人口的18.4%;其次是西班牙语和英语,估计分别在4.37亿人和3.6亿人以上。但与这些超大语种相对应的另一端情况是:96%的语言,使用者的数量之和还不到全球人口的4%;只有不到20%的语言在学校和互联网上使用;“世界上大约有一半以上的语言,使用人口不到5000人;有1000多种语言的使用人数在10人以下”。就语言所拥有的文化资源而言,有文字书写系统的语言具备更强的文化积累与传承功能,但苏美尔人、巴比伦人的楔形文字,埃及人的圣书文字,以及中美洲的玛雅文字,早已销声匿迹,且该地区现行的文字和这些古文字也没有渊源关系。相应地,中国文字应是现存并使用的最古老文字,它记载了长达三千年以上的中华文明历史。而古印度梵语、中东地区的古希伯来语,尤其是欧洲的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保留了作为西方文化源流的大量重要文献;拉丁语分化后的西方语言,更演化与保留了蔚为壮观的西方现代文化。总之,在世界语言的集合中,不同的语言拥有历史长短不一、资源积累程度迥异的文化资源。

世界语言分布的不均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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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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