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体现在其隐含或显现的文化权力方面。一部世界语言史，呈现了文化与权力政治以及经济效益之间微妙的交互关系。从人类历史的角度看，人（群）与语言的耦合关系存在两种极端情形。一种情形是自然的、先天的耦合关系。人总是会降生于某个语言群体中，除极端情况（如狼孩）外，一旦呱呱坠地，总有一种语言属于他/她，并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他/她的母语。它是他/她认知世界和表达情思的自然媒介。在这种情况下，母语也很可能是他/她终身使用的唯一语言（这种情况下，他/她甚至不知道这个世界还有其他语言）。当然，也可能出于某些需要，他/她会在后天习得另一种甚至几种语言。另一种情形则是外来强力迫使他/她去学习和使用母语以外的另一种语言。从语言地理的角度看，这就如奥斯特勒所说的，“一种体系庞大的语言，寄生在另一种语言上，以突袭的方式取代世世代代所建立起来的语言渠道。这是在任何时代、任何大陆上一个又一个的帝国崛起中所使用的常见把戏：波斯的阿拉姆语充分利用了7世纪时小亚细亚的里底亚人所创建的语言网络；16世纪，西班牙语抢夺了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语言，用它们来统治墨西哥和秘鲁；在早期的英属印度，英语和乌尔都语能够渗透到使用波斯语的权力阶层”。

　　 奥斯特勒这里所说的16世纪的情形，就是起源于1492年的所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大规模殖民开拓运动。世界语言格局也以此为标志而出现重大转折：一些欧洲语言开始全球性扩张，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俄语、德语、法语在过去5个世纪里随着欧洲帝国的扩张传播开来，也基本形成了当代世界语言分布整体格局。如果说历史上的语言传播在之前大致沿陆地延伸的话，那么，之后的传播渠道主要是海洋性、全球性展开，传播的主要驱动力由之前的城市文化与宗教转变为主要通过洲际经济贸易和军事武装，传播的模式也由之前的大批人口迁移转变为整个群体不迁徙，只通过小群体和分散殖民地渗透式传播。

　　 如果说，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区域或种族可以独立发展演化而不与其他文化发生主动或被动的交流，那么，相应地，也没有哪一种语言不曾与他者发生程度不同的交流与融合。只是，16世纪欧洲殖民运动和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所引发的文化交流与碰撞，以及欧洲语言与文化的殖民式播散，给现代世界的语言、文学与文化版图留下的痕迹最为深刻。这种借助强力推动的跨大陆语言传播与竞争，与政治、经济、宗教、社会和种族等力量一起，改变了语言的自然生长与演化节奏，也在相当程度上形塑了今天的世界语言分布整体格局和各区域错综复杂的状况。

　　 非洲与拉丁美洲两个大陆的语言地理分布，就是最为突出的例子。同一区域内多语混杂与交叉重叠，使非洲语言被喻为“一张碎料拼花地毯”。外来殖民者先后带来了北非的阿拉伯语（7—8世纪阿拉伯人占领北非）、非洲南部和东部的英语、非洲中部与西部的法语，以及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荷兰语和德语。这些前殖民者语言和上千种土著（部族）语言、区域性通用语言相互交织。虽然殖民者已在20世纪中叶的非洲独立运动后相继退出，但殖民语言仍作为许多独立国家的官方语言，在学校教育、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许多本土语言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与前殖民者语言展开抗争，也有更多正在消失。即使在那些“母语幸存”的地方，前殖民者语言也已成为受教育的上层社会所使用的语言，这种情况在前法国殖民地尤为突出。南美大陆的语言地理分布情况与非洲相似，“无人知晓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南美究竟有多少种语言，因为……那些已经消失的语言数量只能被粗略地估计。可以证明的有大约500种流传下来的语言和超过100种已经消失的语言。据估计，最初总共存在大约1500种语言”。

　　 与那些前殖民者语言覆盖和改变了（前）殖民地区自然生长与演化的语言演化状况相对应，前殖民者语言的拓展和使用反过来也以掺杂、变异的方式丰富了原殖民宗主方的语言：拉美的西班牙语、北美与印度等地的英语、北非与加拿大的法语，都分别为西班牙的卡斯蒂利亚语（Csatillan）、盎格鲁-撒克逊英语和法兰西本土法语增添了新的因素。而那些非典型的殖民区域，也程度不同地受到5个世纪以来的西方殖民运动、资本海外扩张和西方现代化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各地区语言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比如汉语与其他周边语言之间）及其语言地理分布和历史演化，则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状态和过程。

　　 总之，尽管从语言角度看人类历史必然是一幅远景式的画卷，尽管语言谱系比物种、氏族、国家等要复杂得多，变化也快得多，但语言集团是人类生存状况的真实表现，因此，即便是鸟瞰式的语言地理与历史演化描述，也可以反映世界文化的时空分布，进而也为我们考察作为语言艺术的世界文学提供一种特殊同时也必要的观察视角：世界各地的语言如何分布？怎样演化？如何形成边界与交叉？它们包含了怎样的历史？它们与特定区域乃至世界文学整体具有怎样的关联？在这个意义上，世界语言地理是世界文学地理的一种表现，世界语言的多样复杂性对应着世界文学的多样复杂性。前述如非洲、拉丁美洲地区的语言地理分布特点，就与它们的文学状况紧密关联：同一区域拥有多种语言；不同语言呈现不同状态（指是单纯的口语状态还是具备完备的书写系统），拥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显然，单一语言的视域无法完整地了解与反映相应区域的文学与文化状况，必须考虑多种语言的并存及其相互关系的状况，才能从整体上领略与描述特定国族和特定区域的文学，从而在整体上描述世界文学存在的复杂性、多样性、变动性。

　　 问题的另一层面是，文学是语言的特定语用行为，语用的创造性是文学言语行为的普遍特征，并已经成为18世纪浪漫主义思潮以来现代文学的普遍自觉追求。在这个意义上，语言谱系又并非文学谱系的直接反映。换句话说，文学地理是语言地理的特殊投射。即便是世界文学谱系的整体性研究，也无法完全以语言谱系的描述方式展开。因此，尽管世界语言的多样性正日渐萎缩，已经引发世界语言学界的深深担忧，但相对于某个特定的族群，尤其是特定的个体而言，它仍然是一片令人眼花缭乱的海洋。鉴于其丰富、复杂、多变与交融的特点，即便是语言天才，也无法穷尽地掌握现存所有的语言，以及阅读这些语言所写下和将要写下的文学作品。这就进一步意味着，相对于个体而言，语言与文学的关系更加切近，更加血肉相连。从语言谱系的视角看文学谱系，也就必须从语言群体考察，深入个体语用分析，进而考察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作者如何选择/创造自己的写作语言；必须进一步探究这种选择/创造的文化原因和表达意图。

　　

　　 三

　　

　　 如前所述，世界语言以其多样、复杂及演化特征对应着世界文学的动态谱系，为我们预示了从语言视角展开世界文学谱系研究的可能性。但在既有的关于世界文学理论的探讨中，虽然人们都无法回避语言问题，但事实上很少有人直接从语言视角切入世界文学命题并展开具体论述。显然，问题还不仅在于能否从世界语言视角进入世界文学空间，而且在于这种论述如何具体展开，又可能拓展出怎样的理论空间。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法国比较文学理论家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1959—2018）的《文学世界共和国》（La Ré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res） 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论述，并取得了重大进展。

　　 《文学世界共和国》这部著作的出版，曾在西方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尤其在2004年被翻译成英文后，迅速成为世界文学领域的经典参考文献。在这本由博士论文发展而来的专著中，作者从全球视野和语言路径思考世界文学问题，并从地理、经济和政治生态入手讨论了文学世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她的其他著作一样，语言统治问题是其一贯的切入视角。15年之后，《文学世界共和国》的中译本作为“外国文论精品”系列丛书之一出版。在丛书总序和该书译者序中，周启超和罗国祥在评述该书时都突出了其作为“文学地理学”的特点，并概括了卡萨诺瓦有关世界文学的空间不平等、权力与运作机制、不同（国族）文学间的斗争、反抗与竞争的关系等观点。这种概括的直接依据是，卡萨诺瓦在该书第一章“一部文学世界史的原则”中就引入了世界文学的“经济法则”“政治地图与知识地图”“文学地理”等概念，并开宗明义地给出“文学共和国的地理，（是）建立在不同的文学首都及其依附（文学上的）区域之间相互对立的关系上，这些区域是根据与（文学）首都之间美学上的距离来划定”这样的判断。《文学世界共和国》中译本刊行至今，在中国学界已经拥有不少读者，也引发了一些研究和讨论，不过笔者注意到，周启超的丛书总序或因限于篇幅，并未提及卡萨诺瓦展开论述的特殊“语言路径”。而罗国祥的译者序则将卡氏著作概括为一部“讨论文学世界‘地理’‘经济’和‘政治’生态的理论著作”，序中还多次提及原著所讨论的语言问题，并在“世界文学的经济生态”一节中，留下“卡萨诺瓦在本书中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文学的载体——语言出发的”这样的表述。但是，或因罗先生倾向于把它（从语言出发）归于其所概括的“文学的经济生态”的缘故，也并未引起学界读者的足够关注。

　　 另外，中译本对书名的翻译可能也与此不无关联。笔者以为，法文原著书名中的“文学”一词，卡萨诺瓦用Lettres而非现代通用的Littérature表达是有其特殊用意的。前者虽然同样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含义，但它是从拉丁文littera（意指letter，字母）演化而来，包含明显的语言文字的意涵（而中译者将Lettres径直译成“文学”，中文读者便无法分辨其与法文Littérature或英文literature之间的细微差别），它正体现了卡萨诺瓦的世界文学探讨的特殊路径与方法。这也可以从该书的整体论述架构——章节标题中窥见一斑：其二级标题中直接标出“语言”字样的多达16处（这还不计入与语言紧密关联的“翻译”），其中包括一再出现的“语言创造”“语言创造者”“民族语言创造者”等。这些标题对应下的具体论述，当然更是作者“语言路径”的呈现。

　　 在卡萨诺瓦看来，世界文学是充满竞争和博弈的“文学共和国”，有其特定生成与运作机制。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从不同的路径进入世界文学空间，以不同的方式积累文学与文化“资本”，从而获得世界文学/文化中心的认可和跨文化接受；而在其内在法则和运行模式中，语言处于特别关键的地位。

　　 因为“语言是文学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她甚至“建议将这种语言学-文学资本称为‘文学性’”，认为世界文学中的语言差异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现象物，也即并不仅指以不同的语言来写作与阅读，而且是世界文学运行过程中权力与资本的体现。这样，“用某些语言写作的文本在文学世界中会有更高的威望，所以在文学世界里存在一些公认的更具文学性的语言，这些语言被看成文学的化身”。卡萨诺瓦真正着意指出的是：一种语言的文学遗产，取决于它的历史和使用它的国家，取决于用它所写作的文学及其在世界文学空间中所处的地位，也取决于它是否拥有一套经过几个世纪累积而成的诗歌和叙述的艺术技巧，以及它是否经过形式研究、理论探讨和文体创新而丰富了表达的可能性范围。文学和语言的“财富”就这样通过观念和事物、信仰和文本运作，也就是说，某种语言所拥有的文学资本和“财富”并非其先天固有的特质，而是在世界文学的具体时空中历史地形成的。这样，在世界文学中，当“某些语言被赋予了一种文学价值以及文学自身的效果”而处于中心地位时，也就意味着其他（更多的）语言实际上沦于偏离中心的地位，它们需要经过翻译和调整才有可能被世界文学主流了解和认同。卡萨诺瓦以其理论分析架构为我们描述了一幅自罗马帝国瓦解以来的充满不平等和竞争关系的世界文学空间，这幅图景与我们所习见的那些声称或期冀的多元和谐的世界文学图景显然不同。

在语言与文学/文化政治关系的核心架构下，卡萨诺瓦还就“文学区域与语言区域”的对应关系、区域的相对独立性和区域间关系、区域内部的不平等（非均质）特点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