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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特质初探

更新时间:2022-04-18 11:43:40
作者: 刘小妹  

  

   【内容摘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有效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一种民主政治新形态,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实践成果的理论升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特质体现在历史性、批判性、辩证性和体系性四个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党领导中国民主建设百年历程的经验总结,是具体的、历史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刻批判西方民主制度和理论存在的逻辑矛盾和价值问题,超越西方民主对“多数决”“竞争性选举”等民主核心内涵的片面理解,在手段与目的、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民主过程和治理效果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多领域、多主体、多层次地构建民主运行的完备制度体系,充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关 键 词】全过程人民民主 历史思维 批判思维 辩证思维 体系思维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有效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一种民主政治新形态,是对党领导中国民主建设百年历程的经验总结,是对人民民主的高度肯定和科学概括,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实践成果的理论升华。当前,全过程人民民主已经有成熟的制度程序和丰富的参与实践,亟需学术界对民主理论予以新阐述、新辨析、新构建,深刻论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目标、理论基础、和丰富内涵,彰显制度优势、坚定制度自信,积极开展国际对话和互鉴。

   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历史思维

   民主价值是全人类共同的,民主制度却是具体的、历史的。因此,如何构建适合自身政治社会结构的民主制度来有效的实现人民的权力,是现代民主国家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而首要的问题。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历史证明中国已经找到并践行了一条民主的新路,有效保证国家治理跳出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率,成功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一)中国近代民主观念的转捩

   晚清学人在向满清王朝谏言伸民权、开议院、行宪制时,他们并不是不理解西方的民主,相反,正是因为准确理解了西方民主的本义,看到了民主中“从众”的多数统治与君主统治的矛盾之处,而审慎地放弃了民主,选择了民权。民权将西方民主的“多数人的统治”转换为“众人的权利”,而与君主的统治权结合,“君权与民权合”是梁启超等人的终身信条。

   以孙中山为领袖的革命派,深窥其中奥妙,他们反君权的办法之一就是将改良派偷换的民主涵义,再置换回来,即将民权与民主等同,理解为“人民的统治”。孙中山所说的“用人民来做皇帝”、“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并称“中华民国永远为统一民主国”,其民主的核心涵义不是多数决的议事规则,而是指占全国人口绝对多数的中华民国的“国民”的“皇帝”式的、全权统治。1924年,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指出,“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1]

   民国的种种混乱和动荡,使得人们再次全面反思立宪、代议和民主的理念、制度及效果,到五四运动时期,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各种民主思潮缠夹交织,莫衷一是。值此之时,又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的知识分子目睹了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弊端和虚伪,以及与此相对的苏俄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展现的巨大力量,他们对西方民主的态度由赞赏转为否定 。这种态度的转变,恰好与战后西方国家在对自由民主的自我反思中出现的各种社会改良主义思潮合流。一些思想更为激进的先哲,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伴随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了解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们将民国民主建设的种种失败归咎为中上层阶级的统治扭曲了共和国的实质,转而把中国的希望建立在广大平民身上,这就是新民主主义民主思潮的缘起。新民主主义民主标榜以“直接民主”取代或修正“代议政治”,追求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五四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愿意把“Democracy”仅仅理解为国家政制中的一种“民主”,而期望在Democracy 身上要求更多的东西。[2]李大钊提出:“现代生活的种种方面,都带有Democracy的颜色,都沿着Democracy的轨辙。政治上有他,经济上也有他;社会上有他,伦理上也有他;教育上有他,宗教上也有他;乃至文学上、艺术上,凡在人类生活中占一部位的东西,没有不受他支配的。简单之一句话,Democracy就是现代惟一的权威,现在的时代就是Democracy的时代。”[3]李大钊进而用“平民主义”来重新翻译Democracy,以道德上的多数支配和经济平等为核心内容,超越“统治-服从”的关系结构,构建“人人为治”的新型民主制度。

   综上,近代中国为建立适合国情的政治制度模式历经了百余年的艰辛探索,民主观念至少形成了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无论民国还是新中国,政权正当性和合法性都是在革命论的语境中形成的;二是在社会结构上,形成了事实的、绝对的多数,这样的一个多数本身就表征了政权的民主性;三是经济平等和基本的生存关怀是民主理念与民主制度的核心内容。这三方面的特点,与西方代议制民主要解决的政权合法性来源、执政权角逐、政治自由和平等等问题,大相径庭。基于此,中国选择并实践了一种独特的、中国模式的民主制度:全过程人民民主。而今,西方国家的代议制民主制度出现了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否决政治”的危机,国家治理能力遭到怀疑,已经出现了较为宽泛的政治衰败现象。这样的历史时刻和全球语境下,正是我们再次思考和重塑中国民主理论与制度的时机。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实现人民民主作为历史责任,并为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民主建设道路不懈奋斗,终而基于土地革命时期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抗战时期参议会制度、解放战争时期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新中国和新时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践工作和经验总结,先后探索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性自治制度等不同方面和层次的民主制度,发展了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等不同环节和领域的民主形式,创新出立法协商、基层立法联系点、征求意见、民主恳谈、民生实事人大代表票决制度等具体的、微观的民主实践。

   中国式民主并非凭空而出,也不是机械模仿,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提出是对党领导中国民主建设百年历程的经验总结,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丰硕成果的理论升华。毛泽东指出,没有广大人民的民主,就没有人民当家作主;邓小平强调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江泽民进一步号召我们,要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4]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2019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上海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时指出“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首次提出全过程民主的重大论断。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其中加入“人民”二字,充分体现了中国民主建设百年历程的宝贵经验和鲜明特质,实现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实践成果的理论升华

   人民当家作主并非是一句口号、一句空话。全过程人民民主注重解决人民问题的实际能力与长期的治理绩效,并通过一系列法律和制度安排,把民主的要求贯穿于国家治理的不同方面与全部环节。现行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其中,“一切”和“各种”两个词,表明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全过程”属性。[5]2021年3月全国人大修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明确写入“全过程民主”,进一步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法治保障。

   只有人民控制了民主政治运作的全过程,才能建立实质意义上的民主制度。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践行着更为丰富与深刻的民主内涵。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治国理念,既是对已有民主制度和实践的总结,也是未来民主发展与创新的导向定位,以及与国际社会开展制度对话与互鉴的智识资源。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批判思维

   近几年来,西方民主模式的运行和发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许多新兴的和现存的民主国家的国家能力跟不上民众对民主问责的要求”。[6]西方民主的根本弊端在于以程序民主替代实质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将民主实现过程中的各要素与各环节结合起来,实现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统一,真正保障和落实人民当家作主,超越了西方“选举民主”的范式,“具有超越西方自由式民主的变革性意义”[7]。过去对西方民主的批判主要从解构的角度出发揭示西方民主的“金钱政治”“参与不足”“合法性危机”等问题。全过程人民民主思想和理论,将在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和理论的自我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之,对民主的“多数决”内涵和民主“选举”的局限性等根本性问题进行更为深刻和彻底的批判,并基于批判来构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新形态。

   (一)西方精英民主理论批判

   20世纪之肇端,工业社会的巨大规模及其复杂性,官僚组织形式的出现,引发了许多具有实证主义思维的政治学者对于通常所理解的自由主义民主的实现可能性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其中最著名、也是最有影响力的要属加塔诺·莫斯卡和罗伯特·米切尔斯。[8]莫斯卡认为,在每一个社会中都是由一个精英阶层统治的,他指出“在各种社会中,都有一个统治阶级和另一个被统治阶级。第一个阶级人数较少,但是履行所有政治职能,垄断各种权力并享受由此而来的利益。第二个阶级接受第一个阶级的指挥和控制,其方式或多或少是合法的,同时又或多或少是专制而暴烈的。”[9]这个统治阶级并不单纯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家阶级,而是社会的精英。在莫斯卡的后期著作中,他将精英理论和代议制度结合起来分析,并列数了以代议制、普选制和分权制为特征的民主政治在实践中表现出的一系列弊端。>[10]米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的著名论断,是从分析现代民主政治运行机制入手的,他认为民主政治要得以正常运转,离不开政党,而政党的存在和运作,又必然导致少数人的统治,因此,所谓民主政治说到底实质上也是一种寡头政治。此外,米切尔斯还在承认代议制民主是“祸害最小”的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揭示并深刻分析了代议制民主政治所具有的各种内在欠缺。[11]

上述代议制民主导致精英统治的论断本是带有批判性的,但是随后的二战经历却逆转了这一方向。魏玛共和国的大众参与演变成极权政权,并最终导致了共和国的崩溃。殷鉴不远,民主理论家们转而认为政治冷漠者政治参与的迅速增加将危及民主制度的稳定。由是,普通大众的政治冷漠和不参与被视作社会稳定的保障,精英民主论成为主流的民主理论,其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就是约瑟夫·熊彼特。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巨著中,通过描述性的、经验主义的分析方法,以美国的现实政治为参照系,几乎全盘否定了古典民主理论的价值,断言民主是与任何特定的理念或目的没有关系的一种政治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被称之为“竞争的精英民主”的理论:“民主方法是为达到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上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获得作出决策的权力。”[12]此后,C. 赖特·米尔斯、卡尔·波谱、乔·萨托利、塞缪尔·亨廷顿等政治学家进一步阐述了“竞争性选举”的民主定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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