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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朗:中国近代史研究70年(1949—2019)

更新时间:2022-04-18 11:13:57
作者: 王建朗  

  

   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可以说伴随着中国进入近代即已开始。晚清与民国时期已有若干各具特色的中国近代史通史著作与专题著作面世。系统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国近代史,则缘于延安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推动。中国共产党为了更好地推动社会革命,需要厘清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需要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近代史作出自己的解说。以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1947年初版)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1948年初版)为代表,中国共产党初步建立了一个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史为中心的中国近代史叙述框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近代史研究也进入一个新阶段。起始于延安的中国近代史解释体系占据主导地位,并日益完善与体系化。观察70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30年和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30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中国史学传统历来“厚古薄今”,在以往学人的认知中,研究距离太近的历史难称学问,因为这一研究既可能包含着执笔人难以摆脱的立场与情感倾向,又受制于历史结果还没有充分显现的现实困境,其研究成果便难以避免不够客观和准确的风险。因此,距离过近的历史是不宜研究的。中国共产党“厚今薄古”的倡导,改变了这一状况,中国近代史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获得空前发展。应该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不仅仅是政策的推动,实际上是适应了一个变动的社会的需求。社会的发展对重新解释新近的历史提出了要求,人们需要认识刚刚过去的历史,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简言之,社会的需要造成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大踏步发展。

   为了加强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经中央政府同意,1950年5月1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正式组建成立,这是中国科学院设立的第一个历史研究所,也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最早成立的研究所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17年间(1949—1966),中国近代史学界在建立近代史研究体系和整理出版近代史资料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一)建立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体系

   1949年以后,唯物史观指导下的革命史学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由边缘走向中心,由异端变为正统。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便全面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支配地位。唯物史观能够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迅速而全面地确立主导地位,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除了中国共产党主政后大力推行自己尊崇的意识形态外,唯物史观本身的学术价值也是历史学家们接受它的重要基础。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西方历史脉络中的进步思想,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经济因素的强调,对普通民众的重视,对阶级斗争的揭示,引领了19世纪后的时代主潮,对后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中国近代史学者接受唯物史观最重要基础。

   1954年,胡绳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确立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基本叙述框架。这一框架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中国近代史开端于1840年鸦片战争;第二,中国近代史下限为1919年五四运动;第三,这80年历史以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为主线。

   以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自有中国近代史论著出版以来,就是广为接受的时间分期。而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中国近代史下限,则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主张将下限划至1949年。胡绳首倡的“三次革命高潮”说成为中国近代史主流话语体系的核心,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影响既深且广,由此构建起一个纯粹的革命史体系。这个革命史体系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以“两个过程”为基本发展线索,揭示晚清中国半殖民地化和半封建化的过程,突出人民群众反帝分封建斗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以“三次革命高潮”和“八大事件”为具体内容。所谓“八大事件”,即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这一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都是在这一体系之下展开的。

   此后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和论著,大致以三次革命高潮为主线,以“八大事件”为中国近代史基本内容。这一框架的建立,对于了解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脉络,尤其是对于阐述中国革命致胜之由,都有重要意义。但随着阶级斗争观念的一再强化,三次革命高潮中的戊戌维新因“改良”而逐渐趋向负面评价,辛亥革命亦因“不彻底性”而评价低落,只有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作为“反帝反封建”的标杆而成为研究热门。

   这17年也是中共党史和革命史体系的建立时期。1951年7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胡乔木发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在早期革命史叙述中具有开创意义。该书把中共前30年的历史分成四个阶段: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1921—1927);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1927—1937);抗日战争(1937—1945);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45—1951)。这四个阶段既一脉相承,共同构筑了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历史,又相互区分,呈现出独特的阶段特征。全书基本构建了中国共产党前30年历史的框架。

   1956年,李新等开始编写《中国新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自1959年至1962年先后出版4卷。《中国新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以通史撰写为目标,将革命史研究向经济、思想文化、民族等各方面拓展,力图更完整地反映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全貌,在向通史发展方面开了一个好头。

   这一时期,从总体上研究革命史的著作和教材还有: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胡华的《中国革命史讲义》。这些著作以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主干,叙述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进程,基本构建了中国革命史的框架,从学理上阐明中国革命史的叙述逻辑,其主脉络长期为日后的中国革命史所沿用。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著,主要包括:何干之的《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黎澍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刘大年主编的《美国侵华史》、廖盖隆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简史》、丁守和和殷叙彝合著的《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等。这些著作对于中共革命史研究科学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二)系统整理出版近代史资料

   对于史料的重视,可以说是新旧史家的学术共识。中国传统史学注重史料自不必说,革命史学家中的一些领军人物原本亦是旧史学的翘楚。如,郭沫若是大名鼎鼎的“甲骨四堂”之一;范文澜幼时受过严格的经学训练,年轻时参与过“整理国故运动”;刘大年离世前最后的著述是《评近代经学》。这些革命史学家具有良好的史学专业训练,传承了重视史料基础工作的史学传统。

   有计划地整理出版近代史资料是17年史学留下的光彩篇章。这项工作规模庞大、组织有序、作业严谨,学术价值至今仍广被认可。尤有影响者,是几种大型资料丛刊的编辑出版。中国史学会还在筹备阶段,范文澜就提出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计划,并立即付诸实施。1951年起,中国史学会陆续编辑出版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回民起义》《捻军》《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10种专题史料,加上1978年出版《第二次鸦片战争》,这11部由中国史学会编辑的专题资料共68册,2758万字。

   1952年,中国史学会和中国经济学会组织了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搜集和编辑中国近代经济史的重要资料。此后,该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大量高质量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其中有4种丛刊(丛编)影响较大。一是“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二是“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三是“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四是“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丛书。这项工作(以及同样有深远影响的古籍点校工作)充分发挥了以考据为专长的史学家的作用,是史学界团结合作的产物;这些出版物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至今仍为学者必备。

   对于民国遗留档案的整理也是这一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1951年2月1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成立了南京史料整理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前身),专门负责整理南京国民政府遗留的各机关档案。自1951年成立至1963年,南京史料整理处从南京、上海、北京、重庆、成都、昆明、广州等城市接收和初步整理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汪伪政权的档案约220余万卷,编制系统案卷400余册,专题卡片25万张。1956年6月,在范文澜、田家英等指导下南京史料整理处设立史料编辑组,开始编辑《中国现代政治史档案资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汇编》于1959年9月完成,共编为4辑224册,约2000余万字。限于各种因素,这套资料汇编当时只排印了100套,提供少数机构内部查阅。这一汇编为后来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提供了直接的底本。

   然而,这17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也存在着教条化、简单化倾向,而且伴随中国社会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日益强调,这一倾向得以强化,致使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内容日渐萎缩、视野日渐狭窄、观点趋于僵化。这些弊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获得极端的呈现,以论带史走向极端,史学研究沦为政治的婢女,严肃的学术研究自然无处容身。“文革”从历史问题开刀,由历史问题推动,史学研究看似重要甚至显赫,但其科学性已经荡然无存。政治对学术的干预和取代,使史学的学术功能严重萎缩。历史学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其结果是消解了自身存在的基础。有学者统计,十年“文革”期间,中国大陆发表的有关中国近代史方面的文章总共未超过200篇,而其中堪称研究论文的只有一二十篇。

   十年“文革”期间值得一提的是中华民国史研究的起步。在“文化大革命”高潮过去之后的1972年,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了由40余人组成的中华民国史研究组,成为国内第一家以“民国史研究”命名的单位。李新等民国史研究先驱者们运用他们的政治智慧与学术勇气,确定了民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框架结构、研究对象、编纂方法,提出“力求材料可靠,能说清事实,并少作评论”的基本方针。李新等人经过反复讨论,认为民国史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统治阶级方面的”,民国史与革命史、中共党史的区别在于,“革命史直接写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而民国史“从另一方面,写统治阶级怎样没落,怎样走向灭亡,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只有把两方面都写出来,这段历史才更加丰富”。这一指导思想为后来的研究者所沿用。在极“左”思潮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中华民国史研究明确以统治阶级作为研究对象,打破了以往统治阶级只作为革命史的陪衬的局限,拓宽了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

   二、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文革”结束后,随着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进行,引发了全面而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巨大变化。研究者思想的解放和思维方式的改变给中国近代史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中,人们的观察视野更为开阔。评判历史事件、评判历史人物的标准,不再是书本上曾经怎么说,也不再是伟人曾经怎么说。历史学不再是阐释流行的政治话语的工具,其科学性得到了确认。同时,人们摆脱了非此即彼的单线思维模式,历史不再是简单的两极对立,历史人物也不再是神魔对立。改革开放后出现的这一变化,为人们认识丰富多彩的中国近代史提供了可能。

   (一)拨乱反正 书写信史

随着中国社会对“阶级斗争为纲”的否定,历史研究中一切以阶级划线的做法遭到质疑与否定。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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