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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儒家的政治思想与美德政治观

更新时间:2022-04-18 10:49:34
作者: 陈来 (进入专栏)  
只强调了统治者“自正”的一面,只关注君主的德行对臣下的单向感动;而没有正视古代“他正”的一面。所谓他正,即孟子所谓“格君心之非”以正君心,主要是指臣下通过批评帮助君主正心正身。我把这称之为与美德政治不同的“批评政治”。

   孟子曰:“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与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这里讲的“一正君”强调的并不是孔子所说的君主的自正,应当是“大人格君心之非”的结果。相比于孔子的美德政治观,孟子很少讲恭宽信敏惠的政治美德,这似乎表明孟子已经对君主的自我正身失去了信心。他所希望的,是君主能够尊重像他这样的贤明臣下的行为劝诫和政策主张。从这一点来看,子思的时代已经出现了这种政治观的转变,如《五行》篇强调闻君子道而知君子道,强调尊贤,都已显示了早期儒家政治观的变化,即不再像孔子一样寄希望于君主的德性修身和正身,而更加关注君主如何尊重并听取贤明臣下提出的君子道,认真尊贤,礼贤下士,这当然也是适应战国时代游士活动大量增加的情势。《五行》篇说:“闻君子道,聪也;闻而知之,圣也。……见贤人,明也;见而知之,智也。”我曾指出:“这种政治哲学是以闻君子道和见贤人为中心,亦即以闻道和尊贤为中心。《五行》这里所说的闻君子道,更多地指王公的治道,即君子作为统治者的治国之道。尊贤就是要尊敬有德有见的大夫士。圣智说的主要实际意义就是要求国君知贤尊贤敬贤。”4《五行》篇的思想虽然也讲了仁义礼智德行的内化,但更在政治上表达了尊贤的主张。尊贤在先秦时代既是对宗法贵族制的否定,也是对它的补充,其中的“贤”也主要是就能力而言。当然,若全面地说,“贤”是美德与能力的结合,“贤人”是美德精英和能力精英的混合。

   孔子的主张是美德政治,孟子除了继承了孔子思想外,更强调批评政治。到了孟子晚年,已经不再关注、强调君主德行的内化,而全力要求君主接纳他的政策主张和行为劝诫。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孟子的政治观已经不是狭义的美德政治,而是偏重于士大夫立场的批评政治。虽然孟子也讲过“其身正天下归之”,“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孟子·尽心上》)。但其前提已经加入了“唯大人能格君心之非”的批评谏正。如果就君主和百官的互动关系而不是中央决策执行机制而言,后世君主政体的中枢权力结构,正是美德政治和批评政治的双存结构。

   古代《大学》在教育上提出以士人修身为先的(理论上包括庶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发展顺序,这一顺序也可以说反映了美德政治的逻辑。而汉以后在现实政治中,则不是强调士人修身为先,而是强调君主修身为先。这一君主修身为先原则的应用与其说是美德政治的体现,更不如说是批评政治的基础。所以董仲舒说:“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春秋繁露·玉英》)这个说法就与《大学》的说法相距甚远了。与孟子一样,董仲舒所言,不再如孔子那样提出君主应当具备的诸项政治美德,而统之以“正心”,这里的正心不是士人的修身,而是君主的正心。虽然正心说看起来仍然是美德政治的要求,但在实际政治中也成为士大夫对君主的合理要求,成为士大夫批评君主的合法权利。而不畏君主发怒、帮助君主正心,乃成为儒家臣子的首要政治义务,成为儒家士大夫的政治美德。这比起孔子的美德政治,在两千年的政治生活中似乎影响更大。

   古代如孔子很重视美德政治,但美德政治指向政治统治者如君主。汉代以后,君主美德的保持或提升,不仅要依靠君主个人的道德修身努力,也需要一种批评约束的政治机制。如宋代的士大夫秉持“正君心”的观念,在奏疏中直接批评君主修身的不力,成为中枢政治不可缺少的环节。宋代大儒的经筵讲书同样起着类似的作用,台谏的政治批评也往往包含着这一方面,即美德的劝诫。宋代政治精英具有区别性的结构,此即君主集团和士大夫集团,当然这是理想型的分析,不代表现实中士大夫是铁板一块,如道德理想派和务实官僚派的区别。无论如何,在一定的制度支撑下,敢于负责地批评政治成为后世士大夫的主要美德,对君主的任性必须形成约束也是儒家政治的基本理念,并落实为一套制度的约束机制。

   给予臣下充分的议论国是的批评权利,虽然不能保证君主个人会接受所有批评,但保障了一种政治风气,而士大夫之间对于批评性奏札的交流也加强了士大夫的政治意识,从而发扬了政治主体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家的政治观,不仅是美德政治和贤能政治,而且要加上批评政治,前者重自正,后者重他正。孔子强调自正,孟子强调他正。孟子政治思想显然已经不再主要强调对君主的美德要求,像孔子那样,而是更多地要求君主听取贤者的政策意见。这既是“尊贤”在战国时代特有的政治含义,也是汉唐政治实践中越来越明显的要求。

   宋代儒家士大夫上书言事及其体现的政治观,可以朱熹为例。朱熹33岁开始投身政治活动,他给宋孝宗写了奏书即《壬午封事》,发挥《大学》中所讲“格物致知、正心诚意”,认为三纲领八条目不仅是士人的为学方案,也应当是君主的首要要求。他强调,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彻底了解事物的变化,才能精细地辨义理是非,这样才能够意诚心正,才能够应付天下大事(《朱子文集·壬午封事》)。

   朱熹34岁时第一次到朝中面见孝宗奏对,对孝宗说,“大学之道,格物以致其知”。他说孝宗有两件事没做到,一是随事以观理,二是即理以应事。随事观理就是格物穷理,格物就是要随事随物,穷理就是要观理。即理以应事,就是要了解事物的变化,才能够应付天下的大事。他认为孝宗没有做好这两件事,所以收不到治国平天下的效果(《朱子文集·癸未奏折》)。宋孝宗听了当然会不高兴。

   朱熹50岁时做南康知军,皇帝又诏求直言。朱熹应诏上书奏事,因为这一年是庚子年,所以其封事称为《庚子应诏封事》:

   臣伏睹三月九日陛下可议臣之奏,申敕监司郡守条具民间利病悉以上闻,无有所隐。臣以布衣诸生蒙被圣恩,待罪偏垒,乃获遭值仁圣求言愿治、不间疏远如此,其敢不悉心竭虑,以塞诏旨?然臣尝病献言者不惟天下国家之大体而毛举细故以为忠,听言者不察天下国家之至计而抉擿隐伏以为明,是以献言虽多,而实无所益于人之国,听言虽广,而实无以尽天下之美。臣诚不佞,然不敢专以浅意小言仰奉明诏,惟陛下幸于其大者垂听而审行之,则天下幸甚。

   臣尝谓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省赋,省赋之实在治军。若夫治军省赋以为恤民之本,则又在夫人君正其心术以立纪纲而已矣。董子所谓“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盖谓此也。

   至于所谓其本在于正心术以立纪纲者,则非臣职之所当及。然天下万事之根本源流有在于是,虽欲避而不言,有不可得者。且臣顷于隆兴初元误蒙召对,盖已略陈其梗概矣。今请昧死复为陛下毕其说焉。

   夫所谓纲者,犹网之有纲也;谓纪者,犹丝之有纪也。网无纲,则不能以自张;丝无纪,则不能以自理。故一家则有一家之纲纪,一国则有一国之纲纪。若乃乡总于县,县总于州,州总于诸路,诸路总于台省,台省总于宰相,而宰相兼统众职,以与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则天下之纲纪也。然而纲纪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纲纪有所系而立。君心不能 以自正,必亲贤臣,远小人,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然后乃可得而正也。古先圣王所以立师傅之官,设宾友之位,置谏诤之职,凡以先后纵臾、左右维持,惟恐此心顷刻之间或失其正而已。原其所以然者,诚以天下之本在是,一有不正,则天下万事将无一物得其正者,故不得而不谨也。(《朱子文集· 庚子封事》)

   在这封上书中,朱熹引用董仲舒的话,又一次讲到了君主正心的重要性,说爱民之本在于皇帝能够正心,皇帝怎样才能爱民呢?先要正心,正了心才能够确立道德和法纪。他还说现在皇帝只亲近一两个小人,受他们的蛊惑,安于私利,所以造成不好的社会局面。他特别引用了董仲舒关于人君正心的话,强调人君正心的根本重要性。他的批评就是要指出君主的问题,来帮助君主正心。

   朱熹指出,开放直言的批评建议,在政策上是好的,但在实践上却可能常常出现两种弊病,一个是批评者集中在细节小事,一个是被批评者只关注揭发臣下的隐私,这样的情况下,献言虽多,听言虽广,却无益于治国理政。他认为,政治批评应该集中在“人君正其心术以立纪纲”,这才是政治的根本。人君正其心主要是“心术公平正大”,人君立纲纪的关键是“必亲贤臣、远小人”。

   淳熙戊申朱熹59岁的时候,皇帝又让他来入都奏事。有人劝朱熹说,“正心诚意”是皇上最不爱听的,这次千万别提这四个字了。朱熹很严肃地说:我平生所学就这四个字,我怎么能不说?我不说就是欺君!他面见孝宗后当面指出:

   臣诚愚贱,窃为陛下惑之。故尝反覆而思之,无乃燕闲蠖濩之中、虚明应物之地所谓天理者有未纯、所谓人欲者有未尽而然欤?天理有未纯,是以为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尽,是以除恶常不能去其根。为善而不能充其量、除恶而不能去其根,是以虽以一念之顷,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几未尝不朋分角立而交战于其中。故所以体貌大臣者非不厚,而便嬖侧媚之私顾得以深被腹心之寄;所以寤寐豪英者非不切,而柔邪庸缪之辈顾得以久窃廊庙之权;非不乐闻天下之公议正论,而亦有时而不容;非不欲堲天下之谗说殄行,而亦未免于误听;非不欲报复陵庙之仇耻,而或不免于畏怯苟安之计;非不欲爱养生灵之财力,而或未免于叹息愁怨之声。凡若此类,不一而足。是以所用虽不至尽非其人,而亦不能尽得其人;所由虽不至尽非其道,而亦不能尽合其道;规模盖尝小定,而卒至于不定;志气盖尝小立,而卒至于不立。虚度岁月,以至于今,非独不足以致治,而或反足以召乱;非独不可以谋人,而实不足以自守;非独天下之人为陛下惜之,臣知陛下之心亦不能不以此为恨也。(《朱子文集·戊申延和奏札五》)

   夏天奏事之后,当年冬天他再上封事,说为人君者心不正的话,天下事无一得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皇帝应该以天理之公战胜人欲之私,进贤退奸、端正纲纪。《戊申封事》中他说:

   臣之辄以陛下之心为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而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人主之心不正,则天下之事无一得由于正。盖不惟其赏之所劝、刑之所威各随所向,势有不能已者,而其观感之间,风动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宫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窥者,而其符验之著于外者,常若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复礼”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为天下万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则视明听聪、周旋中礼而身无不正,是以所行无过不及而能执其中,虽以天下之大,而无一人不归吾之仁者。(《朱子文集·戊申封事》)

   他认为政治的根本在于“人主之心正”,人主之心正与不正,表面上好像难以证见,但实际上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效验,昭著明显而不可掩盖。人主的一举一动,风动神速,都会立即产生政治的影响和后果。

   淳熙己酉60岁时朱熹又准备上封事,后来政情变化,虽然没有寄送出去,但其中仍然表达了他的一贯思想。其《己酉拟上封事》:

   其一所谓讲学以正心者。臣闻天下之事,其本在于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于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则天下之事无有不邪。如表端而影直,源浊而流污,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其德于天下者,莫不壹以正心为本。(《朱子文集·己酉拟上封事》)

所以,这个思想在政治上说,与《大学》的“壹是以修身为本”不同,政治的根本是人主的修身和正心。儒家士大夫以此为依据,对于君主提出道德的批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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