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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惠:胡绳的读书和治学生活

更新时间:2022-04-18 10:47:58
作者: 郑惠  

  

   酷爱读书、学识渊博的学者

   胡绳小时候聪颖过人,读书的禀悟力高、记忆力强,而他又很勤奋好学。十四五岁上高中时,用很多时间进行课外阅读,开始接触马列主义的书籍,阅读《哲学的贫困》、《反杜林论》等等。对这些著作他不能全读懂,只能有个模模糊糊的印象。他说最早对他影响较大的是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中学毕业后,他在北京大学读了一年就自动退学,从此走上一面自学一面写作的道路。他那时对正规学校的教学生活不满意。数十年后回过头来看,他认为正规的基本文化知识教育如语文、数学、史地、理化、哲学、外语等还是很重要的。他受过的10年学校教育为他后来的自学打下了基础。

   他赞成读书要注意专和博的结合,在比较集中地攻读一门学科知识的同时,应该尽可能把各种门类的各种书都读一些。1982年胡耀邦同志曾向中青年干部提出在一定时期读两亿字书的要求。有人估算如果每年读400万字,需要50年。胡绳认为年轻人每年读1000到1300多万字,在15到20年完成这个任务是可能的。他认为两亿字的书当然包括小说、人物传记、旅游记、历史材料等等,这些并不都是需要正襟危坐、逐句细读的。他提出要养成快读的能力和习惯。他本人读书的效率很高。据他的经验,有许多小说,一小时可以看四五万字。理论著作平均一小时可以读两万字左右。他认为即使是《马恩全集》里的文章,有的要精读,有的也可以较快地浏览。

   胡绳开始自学时主要是学哲学,学习西方古典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两年时间里,他陆续从古希腊哲学读到17世纪培根、霍布斯的著作,这对他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很有帮助。抗日战争爆发使他中断了这种比较系统的学习。除自学哲学外,他也看历史、经济学等方面的书籍。40年代初在重庆,他认真通读了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三卷,接着又读了许多中国历史书。后来出版的《二千年间》,是他整理学习中国历史的读书笔记写成的。至于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和资料,由于他以此为着重研究的学科,读得就更多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各种著作,包括空想社会主义的著作,他不但收集得相当完全,而且读过不少。其他如社会学、政治学、文艺学、逻辑学、语言文字学等方面,他都是博览群书并且有很高的造诣。鉴于当代知识更新异常迅速,他写信给在美国的老同学,请他们为他选购种种有价值的新书。许多理论界人士知道他酷爱读书,学识渊博,常尊称他为百科全书式的大师。胡绳还是诗人,对中国古典诗词读得很多,又能背诵很多。他从小就喜欢看小说,《水浒》看了好几遍。中学时从读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礼拜六派文人用文言翻译的《福尔摩斯侦探案》,逐渐过渡到读新文学。先看冰心和郭沫若的作品,然后接触到鲁迅的著作,接触到19世纪俄国和法国的小说。晚年他还浏览许多小说,包括金庸的全部作品和王朔的大部分作品。他一生读书之多,涉猎之广,在一般学人中是罕见的。

   在反教条主义中锻炼思维能力

   胡绳强调要用一种分析的态度、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去读书,反对囫囵吞枣地读书,反对把书本知识当作万应灵药不顾实际情况到处生搬硬套。他认为只要用一种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去读书,就不会成为书呆子或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就不会发生书读得越多越蠢的问题,反而是书读得越多越聪明。他提出不仅做学术工作的、而且做实际工作的同志都应该认真地多读一些书,以扩大自己的知识领域,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思维能力。

   胡绳认为提高思维能力的重要途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在开始自学哲学时,就注重哲学在群众中的普及和在写作中的具体运用。从19岁时写出第一本《新哲学的人生观》起,10年间他一连写了5本哲学通俗读物,宣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些作品都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简单复述,而是结合对中国现实生活(主要是抗日战争的现实)的分析进行再创造,有许多新意。这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种尝试。

   30年代前期,上海社会科学界一批左翼人士逐步认识到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努力冲破它的束缚,注重对中国的实际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在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等基本问题上取得一些可贵的理论成果。胡绳在这一文化环境里,在学习和写作中经受马克思主义思维能力的锻炼,进步很快。30年代到40年代毛泽东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大力反对教条主义,作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伟大创造,这使胡绳的研究和写作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他后来回顾说:马克思主义书本里面,没有讲中国搞新民主主义,还可以发展资本主义等等,因此,“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应该看是否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完全符合于中国的实际状况和需要”。他在整个革命战争时期写出的大量时事政治评论、思想文化评论、史事评论和历史著作,都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分析研究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的产物,其中一些名篇大著被誉为理论联系实际的上乘之作,在知识界和社会上产生很大的积极影响。

   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实事求是精神

   胡绳写过多篇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实事求是精神的文章。他引用恩格斯的名言:“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强调必须从实际出发,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找出事物的内部联系,引出正确的结论,决不能从抽象的原理出发简单地进行逻辑推演,把理论当作现成的公式套到各种事物上去。他根据历史学科的特点,根据自己的研究经验进一步指出:“我们的历史研究必须以大量的可靠的史料为根据,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看出历史发展中的本质的东西。”但这还只是做了研究开始的第一步,系统的科学的研究还远没有完成,因为这种概括的认识表现为抽象的概念,而实际存在的具体历史现象却复杂得多,丰富得多。举例来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时期,中国人民一贯进行的是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这个结论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斗争的具体情况是极端复杂的。在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以前,斗争有时主要是反帝,有时主要是反封建,有时有某种程度的自觉,而很多是不自觉的,有的甚至表现为低级的歪!本文作者!右"与胡绳在一起曲的形态。在有了无产阶级领导时,也还经过不充分自觉到充分自觉的过程,有时因犯了错误而受到挫折和失败,而且在各个不同阶段分别着重反对某一个敌人,并不是平均用力地反对一切国内外敌人。因此,我们的历史研究在得到对历史的概括认识(如果确是科学的认识)之后,还要把这种认识再回到具体的历史现象,回到在历史舞台上具体的人和事上一一加以说明,这是更重要的一步。

   胡绳的两本中国近代史著作:《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就充分显示了上述科学的历史研究的两步功夫。这两本著作都是从鸦片战争以来80年间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系统地分析、描述了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形势、各个阶级之间以及它们和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激烈复杂的斗争。通过这种系统的深入的分析和描述,使读者对这80年中国近代历史有了一个完整的而不是零散的、本质的而不是浅表的认识。加上脉络清晰、生动流畅的文字,这两本著作都赢得理论学术界和中外史家的长久推崇。

   注重中国近代史的学习和研究

   对于党史工作者,胡绳除了希望注意学习理论、学习多方面的知识以外,还提出希望学习中国近代史。这也是他的经验之谈。他认为没有近代史为背景,党的存在和斗争就没有根据。为什么必然要发生革命,为什么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些问题都不是就党论党所能说清楚的,必须着眼于中国近代史的全局。胡绳在民主革命时期写的许多政论文章,都是以中国近代历史的特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作根据,来说明中国革命的现实任务和发展前途。“文革”结束后,知识界有一部分人产生对社会主义的怀疑,提出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就是中国为什么要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并走向社会主义。胡绳写了《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文。这篇文章不是抽象地去比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优劣,而是从深入分析近代中国经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历史过程作出论证,说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这篇文章得到胡乔木的高度赞赏,在当时的知识界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也说明中国近代史的学识在解决中国走什么道路这样重大的现实思想问题上的指导作用。

   这种近代史学识的作用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中也明显地表现出来。胡绳在1983年写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一文,着重分析中国的特殊国情,论述从这种国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前身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我们从旧社会得到的“遗产”中,几乎完全没有资本主义社会所能提供的一切,因此在现代化建设中不能不遇到许多特殊的问题和特殊的困难。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正如同民主革命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一样。党在过去近30年建设中遭受某些挫折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不从这种特殊国情出发,只凭一些社会主义的抽象“公式”,或者是外国的模式,或者是过去中国革命中群众斗争、阶级斗争的具体经验来作指导,那当然会犯大错误。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基本路线,正是按照中国国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走出了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道路,并使马克思主义得到新的发展。胡绳的这些见解是十分中肯的,反映了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近代史学识方面的深厚根底。

   随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前进

   胡绳在60多年的研究和写作生活中,始终坚持与时代的需要、与人民的需要相结合,这是他治学的一大特点。从17岁到30岁的10多年间,他写出的大量作品,都是密切结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在广大人民中发挥着有力的宣传教育作用的。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他以很大的精力关注和研究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很有理论深度的论文,为总结历史经验、推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94年6月胡绳发表的《什么是社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长文,被誉学习和宣传邓小平理论的力作。文章住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这个主,对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理论作了精辟的阐述。作者论述了破对贫穷的公有制、贫穷的社会主义的拜的重要性,高度评价邓小平的“把发生产力作为中心,而公有制和按劳分制的发展,必须服从于生产力发展的求”的思想,认为这是对几十年流行于际和国内的一种错误观点的突破。作还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科概念不是从一般意义上,而是特别从国国情出发提出来的。它的重要性在表明,我们所实行的一切方针政策都须符合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不能依据抽象的社会主义纯洁性的标准。作者还强调,打破对计划经济的迷信,打破对市场经济的禁忌,不但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利用市场经济这种手段,而且肯定应当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积累起来的、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切市场经济的经验利用过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贡献。

   1994年12月胡绳发表《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一文,从百余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变化的广阔范围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前途问题,提出一些新颖、独到的见解。作者指出&''世纪中社会主义首先是诞生在资本主义欠发达、甚至很不发达的国家,而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建立之后又没有能长久保持这两个历史现象。就这两个历史现象,作者特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即俄国的农村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即“资本主义一切可怕的波折”走向社会主义。但按照马克思的论述,这种国家如果不经历一些过渡阶段,不能保证生产力极高度的发展,不能享受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果,是不可能径直走向社会主义的胜利和成熟的。胡绳在另一篇谈话中认为,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等,都是与马克思这个重要观点有着密切联系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十分出色的继续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胡绳对有人认为20世纪是社会主义从发生到灭亡的世纪的观点作了严正的批驳,指出人类社会进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新生的社会制度,不经过许多挫折和失败,是不可能健全地发展起来的。应该说,人类在20世纪中确实积累了丰富的有关社会主义的经验。根据这些经验,人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曾经被怎样地扭曲,而如果不改变这种扭曲,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健康地发展。20世纪大部分时间通行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不是唯一可能的模式,随着世纪的更替,新的模式正在促成社会主义的更生。在这个时候,20世纪的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所提供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是太重要了。可以说这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经验宝库中的最新内容。胡绳还满怀信心地断言:“在新世纪2001—2100年中,社会主义制度由于总结经验而恢复其生命力,并在再下一个世纪和更下一个世纪2201—2300年取得更伟大的胜利。人类世界如果在21、22、23三个世纪大体上完成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程,这在人类历史年表上不算太慢。”胡绳在病重的最后几年还不停息地思考和研究有关社会主义的许多重要的思想理论问题,提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新见解。许多思想理论界人士对他这种随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前进的责任感和创新精神,对他的创新研究成果,都表示崇高的敬意和会心的赞同。胡绳的读书和治学生活,内容丰富,不是一篇短文所能介绍完全的。但以上这些片断介绍,也使人感到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人们借鉴和学习。

  

   (资料来源:《湘潮》2001年第1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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