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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尔康:独立治学能力的培养——我和学生的真挚友情

更新时间:2022-04-18 10:46:41
作者: 冯尔康  
使我们获知中国对外贸易史的某种特征:对外贸易、海洋贸易中,由唐代至清代,均发生所谓“礼仪之争”,开放的王朝对兼负商业性的外洋使臣之跪拜礼要求时或持通融政策,封闭王朝则是僵硬态度,对外关系以行否“国礼”为转移,是为古代中国王朝的传统政策,带有规律性;王朝主导的朝贡贸易,历来实行“厚往薄来”政策,以赏赐夸耀中华的富庶与强大,此种“不等价的朝贡贸易关系”,纳入王朝政治体系,“朝贡国”各自与中国王朝形成疏密不一的关系,显示王朝的御“外夷”之道;海洋贸易的物品,以奇珍异宝为主,供皇室与社会上层享用,故而通常由宦官执掌其事,而涉及民用的物品甚微,于民生未见有益。透过海洋贸易的这三个方面,加深了我们对古代中国中央集权实质的认识:君主专制政体;国家是王朝也即皇帝的国家;这就是古代中国的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他还著有《濒海之地——南海贸易与中外关系史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等书。他的著作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颇能予人以启示。李庆新在广东社科院组建海洋史研究中心,成绩显著,所创办的杂志于今已经出版十辑,将出纪念刊,让我题词,我在2016年11月19日写道:“研究海洋史,推进海洋资源利用和维护。”祝愿他有新成就贡献于社会。

   (丙)硕士生继续关注社会史研究

   我的硕士学友工作后,有的继续社会史、清史的研究,写出作品。吴建华、王跃生在我主编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中撰写第十一章“科举制下士的社会结构和组织”,吴建华作文《“一千五百年间事,只有滩声依旧时”——明清彭氏的寻根活动与根性认同意识》《科举制下进士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状元的命运》《清代庶吉士群体简析》,撰著《明清江南人口社会史研究》《中华姓氏谱·彭姓卷》《姓氏文化与家族社会探微》主编《中国社会史教程》。王跃生从事中国人口史、近现代家庭史研究,著有:《十八世纪中国婚姻家庭研究》《清代中期婚姻冲突透析》《社会变革与婚姻家庭变动》《中国当代家庭结构变动分析》《制度与人口—以中国历史和现实为基础的分析》等书,《从档案资料看十八世纪中国人口的迁移流动》等文。他一心钻研学问,怕教学影响研究,谢却清华大学的聘请意向。王学华作《清代满人民族心理探析》。张仁善作《清代宫廷乐舞及其政治、社会和文化意义》,他在中国法制史、法律社会史、中国法律文化领域耕耘,撰著多种:《法律社会史的视野》《司法腐败与社会失控:1928—1949》、《近代中国的主权、法权与社会》、《1949中国社会》等。李春燕著《试探影响清代家庭自然结构的社会因素》,杨丽英作《中国古代社会教育探析》。此外,郭玉峰、胡中生二人均为我取中的博士生,入学后转由常建华指导,他们都为我主编的《清代宗族史料选辑》提供大量资料。郭玉峰博士论文《明清以来湖南家族人口研究(1368-1949)——以婚姻行为、生育行为为中心》,是人口行为史研究中的探索、创新之作。胡中生著《明清徽州人口与社会研究》,对徽州人口史进行“人口与社会”整体性讨论,这很符合于历史学界“整体史”研究的愿景,他在这一领域从事整体史研治,对历史学而言是非常有意义的探索。

   三、师生互相尊重的真诚友情

   我们师生友情,我想先说说2015年五月的三件事。近年我在国外居住时间较多,师生见面机会就少了,然有学友不时询问我何时回国。去年五月我回津,十七日接到李庆新广州打来的电话,告诉我他将有北方的学术活动,定于20日先来看我,我很高兴,就邀约在津的杜家骥、孙立群、阎爱民、宫宝利、刘毅于那天晚上在一家餐厅聚会,然而飞机晚点六小时,并没有影响我们欢聚的情绪——尽欢始散。庆新定于次日下午离津,中午,昨晚因有讲座未出席的孙立群做东和我为庆新送行。在这期间我与庆新电话不断,关心他旅途的平安、愉快。与此同时宫宝利邀请我和杜家骥、常建华、阎爱民往秦皇岛抚宁“野长城”学术旅游,他以前不止一次让我们去蓟县,那里有独乐寺、乾隆行宫和黄崖关长城,我因怕影响他教学和行政工作,谢却了。这次主要是利用周末时间,我们遂于二十三日出发,由宝利驾车,几小时后到达抚宁驻操营,此地为明代九边驻军营房与操练场所,我们参观城堡遗址,有城墙、城门,眺望长城、敌楼、烽火台。第二天去界岭口参观,当地一位老人主动介绍长城走势、城堡、村落文化状态,这里长城蜿蜒起伏,有东西二敌楼,村前有小河,街道整洁。驻操营,嘉靖间戚继光驻军于此,军中多浙江义乌人,今日居民多有他们的遗胤。我们见到一位张姓人士,往义乌寻根,找到族人,但是抚宁族人没有族谱,无法验证。此次游览,无意中获得当前民间的宗亲活动情况,获知界岭口可以开发成旅游景点(“野长城”,未修缮开放的长城),而长城、营房的建造,开支浩大,深知战争真是人类灾难。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学术考察。从抚宁返回,适有张仁善从南京来南开大学法学院主持博士生学位论文答辩会,我们偕同四位准博士晚间欢叙畅饮。回忆九年前,我在澳洲悉尼,在新英格兰大学执教的吴存存给我夫妇买好往返机票,让我们去她那里游憩,我们虽对她的破费感到不安,但对她的美意和诚意,我们领受了,游历了景区,吃她制作的浙江美食醉鸡,回味无穷。今日写了这些,师生温情犹荡漾心头。

   我们的友情,是长期相互关怀建立起来的。2013年五月我们师徒聚会中,黄十庆说他1987年毕业时,人民日报李炳清编审代表报社为录用他来南开大学调查,期间我请他吃饭,并请历史系主任刘泽华教授作陪,事后,李氏对十庆说他从未见导师为学生的事这样破费的。这件事细节我已记不清楚,其时我的心情是为十庆高兴,为此请客是愉快的事。他后来结婚,夫妇二人特地来津,我和他的师兄弟欢聚,其乐融融。还是八十年代,一位硕士生,寒假期间,女友从千里外来到南开大学,他们要结婚,似乎女方父母不太满意,使得他们处于喜忧参半心理状态,为此我举办家宴,邀请他们,并请杜家骥、常建华、阎爱民等多人出席,为他们祝福,赋有婚礼的意思。外地来考研者、学生毕业,我都会请他们便餐,因为远处来考试,不容易,也是一种缘分,不论能不能来南开大学上学,我这地主之谊一定要表达出来;至于毕业后离开,不再可能朝夕相处,更是依依惜别,期待后会有期。我虽木讷内向,对青年学子内心充满关爱情谊。余新忠学业成绩优秀,不时获奖,有一次他拿一篇论文,要我写推荐信去申请一项奖励,我因他得奖多,对他讲你不如让一让,这次不去竞争,要知道你总得奖,可能会有人嫉妒,可能会制造什么障碍,影响你专心治学,反倒不好。他遂同意不申请了。二十世纪末,我和新忠同行赴大连出席研讨会,新忠要帮我拿旅行箱,我说你是出席学术研讨会,不是随从,应给与会者学者形象,所以我自己拿,及至到达会议报到处,头一天到的杜家骥在门口等候我们,我心里热乎乎的。李春燕、王学华为与我关系密切的会议、出书,破费颇多,感谢之情存于心田。师生的友情,建立在彼此信任上。一位研究生要出国,有人有条件地提出帮助办手续,他拒绝了,告诉我此事,我谢谢他的信任,支持他的选择。总之,我希望学友做学问精益求精,做人谦虚谨慎,与人为善,具有学者风范。

   行文即将结束,我想讲讲教学相长的感受,我从学友得到的学术启示和帮助。我承担国家清史编纂工程的“宗族志”项目,交稿后,编纂处按规则要找人审改,让我推荐审改人,我考虑到王跃生是家族史专家,就提名请他,他遂应聘,在审改中我们默契有加,合作得非常愉快。前面说到杜家骥的满族研究成果,我借用了:我写《雍正帝》时,见到雍正极其放肆地辱骂满洲臣子,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到家骥说的“领主”意识,遂用以解释。近年我研究明清时期的徽州名族史,不止一处引用常建华《明代宗族研究》的研究成果。阎爱民撰有“一本观”的文章,又给我写信解释:“两汉时代以后的士族宗族时代,是宗法在贵族阶层的扩大化,不像以前的‘五世而斩’。两宋时期的民众化,主要是扩大到庶民阶层,所以一本观念的提倡,具体的实践大多由此而来。”启发我深入思考,并用到写作中。发表文章要有英文提要,我不会英文,常常请余新忠、阎爱民将中文摘要译成英文。我研讨民国时期宗族史,张仁善从南京大学图书馆复印国民政府礼制文件,邮寄供我使用。八十年代后期,常建华告诉我国家档案局有意调查族谱编修、收藏情况,我就请他去档案局联系共同调查、编辑族谱目录,他进京交谈,取得合作意向,我就同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馆长曹贵林研究员联系,取得共识,于是三家合作,乃共同编写出《中国家谱联合目录》(199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有意组织出版“中国家庭·宗族·宗族研究系列”图书,找到常建华约稿,并由他转告我,于是他的《明代宗族研究》,阎爱民的《汉晋家族研究》,我的《十八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都纳入该系列,于2005年梓行。

   教学相长,切身体会,确实如此!

  

   2016年12月5日初稿

  

   (原载:《历史教学》2017年2月下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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