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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尔康:独立治学能力的培养——我和学生的真挚友情

更新时间:2022-04-18 10:46:41
作者: 冯尔康  
经历一篇文章的写作,就知道怎样作论文了,这就是独立研究能力。我的目标在这里。如果你不能独自研究,尽管早有成果面世,后来还要学会独自写文章的方法。我也希望研究生不必忙着发表文章,基础打扎实了,必会有文章的陆续刊出,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3)学生的史学研究成果令我十分喜悦

   经过独立研究能力的培养,许多同学有了自行研究能力,有的硕士又在其博士导师指导下进一步提升业务水平,他们在经历一段时间磨砺后,史学著述相继问世,硕果丰盈,我很高兴在这里作出表述,祝贺他们学术上的成长与成就。

   (甲)在硕士学位论文基础上跨越一步,以高品位著作贡献学林。

   杜家骥攻读博士学位,受我的老师杨志玖教授指导,我是副导师,他扩展硕士论文研究范围,写出博士论文《清皇族与国政关系研究》,已经行世的著作有:《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清代八旗官制与行政》《清皇族与国政关系研究》《清朝满蒙联姻研究》《清朝简史》《杜家骥讲清代制度》《中国古代人际交往礼俗》《皇太极事典》,主编《新编中国历朝纪事本末》的明清分册、《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尚有待刊的《清代社会基层关系研究》。《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对八旗制度发展变化及其与政治制度、事件关系作出系统研究,论点中肯:八旗合而为一、分而为八的体制,是八旗制的基本特征;决策体制,从入关前的八分体制下八旗旗主及所领八旗的联旗会议,演变为更能反映皇帝意志的王大臣参与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完成中央集权化;八旗分封制保留主奴性的领属关系,影响及于汉官,令君臣关系呈较强烈的主奴性,造成清代皇权极端专制。《清朝满蒙联姻研究》,我的推荐出版信指出,这是“一部关于清朝皇室与蒙古贵族联姻史的系统、翔实而极具原创性的学术专著,是掷地有声的厚重之作。内容和史料占有,寻觅出595桩满蒙联姻的个案,是将满蒙联姻史实可以说全部清理清楚,而发现如此规模的民族上层通婚,不仅在中国古代绝无仅有,而且在世界范围的民族上层关系史中也是罕见的,因而是应该着重研究的重大史事。总之,该书学术成就提高了学术界对满蒙联姻史研究重要性的认识,大大拓宽了它的研究领域,而且所揭示的方方面面的史事,及得出的新认识,对清代政治史、满族史、蒙古史、边疆史及民族史的研究,无论是具体的微观考察,还是宏观的理论认识,都有参考价值。”他是学界公认的清史、满洲史、满蒙关系史专家。常建华自读硕士开始有志于宗族史研究,长期坚持下来,博士论文《明代宗族研究》(加工后梓行)。他在宗族史方面还著有《宗族志》《明代宗族组织化研究》《宋以后宗族的形成及地域比较》,还涉猎韩国宗族史和族谱学,著有《朝鲜族谱研究》一书,是中国宗族史专家,目今正在主编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多卷本《中国宗族通史》。他不只是研究宗族史,在社会史广阔领域驰骋,如在风俗史方面著述《岁时节日里的中国》《婚姻内外的古代女性》,还有《清代的国家与社会研究》《社会生活的历史学》《观念、史料与视野》《清史十讲》《乾隆事典》等书。关于《清代的国家与社会研究》一书,我的《序》云:(该书)“讨论了清朝的基本国策——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和以孝治天下,民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对策,对待民间群体、民间风俗习惯的政策及其归宿等。所研治的对象,是清代历史的基本内容,是清代史应当研究的基础性问题,研究得成功,清代历史的轮廓就显现了,所以建华弟用‘国家与社会’来概括他的此项研究,我想是甚为精当的。而学术界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尚不多见,应当说这是建华弟的一种学术贡献。”他是教育部、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在我国社会史研究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张仁善的硕士论文论述清代礼制、法制与社会,十几年后扩充成《礼·法·社会——清代法律转型与社会变迁》一书(2001年,2013年修订再版)。阎爱民在撰写前述学位论文同时,写出《汉代人的生活交往与舞》《西汉家庭成员的内部关系及其特点》,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后来撰著并出版《汉晋家族研究》一书,从家与族关系、家族发展状态、婚姻形态等方面进行了汉晋家族史的整体研究,因此我在《序》中说该书“寻觅到汉晋社会婚姻形态、家族结构和家族制度的特色,认为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变化时代,是清除原始婚姻习俗、取代家族的‘后氏族’特性而使得家族制度完成重新构建,进入一个新时代。他是继承前贤关于商周是中国古代血缘组织演变一个重要阶段的学术成果,提出汉晋是又一个重要转变阶段的见解。”马斗成书写宋代眉山苏氏(“三苏”家族)家族史硕士论文,他在研究上不停地围着这个主题展开,十年后形成《宋代眉山苏氏家族研究》一书(2005年版),无论是内容的丰约与分析认识的水平,文字的驾驭能力,都是大大地提高了。他进行的是宋代家族史个案研究,很少见,我比较中古个案家族史研究之多,在《序》中指出中古是士族时代,到了宋代,世道大变,士族已然消失,科举制的进一步发展,官僚士大夫的步入政治舞台的中央,宗族正在由士族宗族制转向官僚士大夫宗族制。研究这种历史背景的家族个案,不消说,有其独特的意义,那就是家族转型与定型的考察,是中国家族通史的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该书的学术价值由此显现。汪兵硕士论文题目是《明清血缘群体私有经济形态及其性质》,后来撰有《“共”:中国人的公私观——兼论血缘群体私有制》《皇权_绅权_族权_兼论划清中西文化传统的界限》《论血缘与拟血缘群体共有制》《谱牒_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档案》等文,在天津师范大学首创开设《家庭学》课程。上述诸位学友后日的著述,都是硕士生阶段打下的良好基础的再创造。

   (乙)博士生的学术造诣与成就

对于下述诸位学友学术造诣、博士论文我都以欣赏的态度给予好评。韩国吴一焕于1992年春天到南开大学,成为由我指导的访问学者,一年后成为博士生,众所周知,1992年中韩刚刚交建,他有很强的学术敏感性,那时就研讨《明末清初明、朝鲜海上交往与移民研究——以辽东海上交通与在朝鲜的明遗民宗族活动为中心》课题,而后写成专著(2006年印行),因此我的《序》说他的书是“深入学理分析和强烈现实关怀的中朝关系史专著”,读者将见到四百年前(明清之际、十六十七世纪之交)中朝(中韩)关系史的一个令人饶有兴趣的侧面:海上交通的开展与明朝人的移民朝鲜。刘毅治学方向是考古学和博物馆学,博士论文《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我的《序》说该书是“执著与严谨的追求之作”。李庆新对我说,您给师兄弟著作写序,对刘毅师兄评价最高。评价高,我还不是纯粹从著作的学术水准讲的,我着眼于他的学术环境。南开大学博物馆专业(学系)是改革开放后才设立的,没有基础,没有这方面的学术权威,该系教师必须凭自身业务走向学术界,刘毅就是这样,不到十年,就为文博考古界学者认可,成为陶瓷学会理事。而我自己不同,南开古代史师资力量一流,郑毅生师带领我们进入学术圈,而刘毅是个人独创,令人佩服和感叹。百家讲坛名家孙立群,我们是老同事,从我读博,已经研究有素,1992年以第一作者合著《士人与社会·秦汉魏晋南北朝卷》,1998年合著《中华文化通志.社会阶层制度志》,2003年出版《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2007年,将在百家讲坛的演讲稿整理成书——《解读大秦帝国政坛双星——吕不韦与李斯》,他是看准故事,提炼故事,揭示故事警世内涵,予人有益启示;他演说故事,层层剥笋,娓娓道来,打动人心;他很好将人物的性格·人品·命运联系在一起,成为“开人心智的高品位之作”。余新忠硕士论文就借用源于西方的公共领域概念和理论,对清前期浙西北地区的基层社会精英的构成、活动、晋升途径及其在地方社会中的影响和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他的学术研究问题意识强,故能成为我国大陆首先进行医疗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学者,他的博士论文《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被评为教育部“2002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另外著有《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以社会文化史为视角的探索》《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中国近世重大疫情及社会应对研究》《道光事典》,译著《瘟疫与人》,新作《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极其可贵的是,不以西方模式为近代化的唯一标准,而是通过尽力在中国近世社会自身变迁的脉络中来考察近代医疗卫生机制的转型,来揭示中国社会变迁中自有的“现代性”。他是青年长江学者,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他与常建华及其他成员支撑社会史研究重镇——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金成修攻读博士五年,大多数人是三年,我也知道国外读博士好几年、十几年是常见的,但是我还是催促她早毕业,她就是精益求精地延长学习时间。其实她的学术基础非常好,通达文字较多,除母语韩文之外,还有汉文、英文、日文、藏文、蒙文、满文。她勤于钻研,理解力很强,学术眼光敏锐,博士论文《明清之际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富有学术见解,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06年)。2009年夏季我去首尔参加学术研讨会,她的父母宴请我,席间我说金成修已成为学者,她的母亲很高兴,说当教授容易,成学者难,很为女儿的学术成就而自豪。周正庆的《中国糖业的发展与社会生活研究》(2006年)博士论文,内容之一是从食糖的使用研究糖与社会生活关系,我认为是“糖业研究新方向之作”。周正庆在最近几年连续到福建东部福安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发现、搜集民间文书一万多件,为从事区域社会经济史、社会史、宗教史研究准备充足素材,可喜可贺。宫宝利的博士论文《术数活动与明清社会》在2009年与读者见面。这是人文学科与科技学科的跨学科研究,难度之大非同寻常,需要有学术勇气方能进行。术数活动,长期被世人、学界视为迷信行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研究的逐渐开展及观念的不断更新,对术数的认识开始从简单的批判,转向以学术研究的角度进行思考,试图得出符合科学意义上的解释。宫宝利对术数的定义和研究范畴作出界定。他说“数”包含数理、定数、气数的意思,“术”指方法、技能。术数“是一种方法、技术、手段、技能,是古人依据传统文化体系中的某一学说、理论,进行推测、预言人事吉凶和社会变化的技术手段”和活动。基于这种认知确定研究范畴为:命理、风水、相术、占梦、测字、择吉、占星、望气、扶乩、易卜、龟卜、求签、六壬、奇门遁甲、马前课等各种各类的术数形式及其在明清社会的踪迹。他探讨了术数活动在明清社会生活中的种种表现,人们参与的程度、情形与原因。他认为从事术数活动的人群可以区分为三类:职业术士群体;掌握术数技能的士人官绅;一些道士、僧人以术数为谋生手段,成为兼职术士。他强调术数史研究的学术与现实意义,即从术数社会史研究,拓展到社会文化史领域,有利于我们通过术数活动,了解历史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价值观念、社会心态和人们的精神风貌。不能说宫宝利的研究完善地说明明清术数史,而成就诚为难能可贵。吴存存,读博期间,被派往澳大利亚教学,后来留在澳洲的大学教书,游学美国、英国,现在执教于香港大学文学院。她是性别史专家,先后著有先后著有《明清社會性愛風氣》《Homoerotic Sensibilit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Homoeroticism in Imperial China: A Sourcebook》《戲外之戲:清中晚期京城的戲園文化與梨園私寓制》。杨杭军从事清代中期政治史、社会问题史研讨,写作《清代中期的社会问题及其影响》《清代中期社会问题的根源探析》《清代中期基层社会问题探析》,在清中叶政治史的研究上颇有成就。赵全鹏,博士论文论述清代老年社会问题,后来作有《清代老人的家庭赡养》专题文章。他工作于海南大学,在海南商品大潮下不为所动,坚持学术研究,对黎族传统社会基本状态、早期文明史综理清晰。赵全鹏和杨杭军合写《明清时期芦洲的开垦与芦政》。2006年是我的博士学友专著问世之年,有五部书,除前述常建华、吴一焕、金成修、周正庆之作,还有李庆新的《明代海外贸易制度研究》。李庆新研究领域较为广泛,尤精于海洋贸易史、经济史、中外关系史,著述《濒海国度——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外向视野》(2010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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