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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对一个逝者的记念

更新时间:2022-04-17 20:47:33
作者: 陈行之 (进入专栏)  

  

   人有一种生物的本性,但对这种本性的确定非常微妙和棘手,需要特殊的追寻手段才能将其发现,因此,我们必须以个体形式主动地去追踪被研究者的生物性和类别性的特征。——亚伯拉罕·马斯洛

  

   1

  

   三年前的今天,姬兆永先生走了,享年75岁。与绝大多数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情形相比,应当说,他走得并不寂寞——走前,有不少朋友到病床前陪伴他,带给他鲜花、问候或者对他表达崇拜之情;走后,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消息在西方世界的华人媒体尤其是在一些中文自媒体中,都有报道和谈论。那时候我恰巧在美国,看到突兀到眼前的这些消息,真可谓是百感交集,既有失去我所熟知的人——请原谅,我不能说他是我的朋友,尽管我们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共置于同一个空间,并且经历过那么多事情——的哀痛,又有对因为他的死而出现的复杂舆论情势的无奈。

  

   哀痛就是哀痛,怎么还“无奈”了呢?

  

   中国有“盖棺论定”的说法,以前我对这种说法都是囫囵接受的,然而此刻,我开始严重怀疑这句话的精准性了——如果为死者“盖棺”的人对躺在棺材里的那个人根本不了解,或者对那个人寄寓着另外的企图,那么他的“论定”还是可信的么?很显然就不再是可信的了。然而很多被“盖棺”了的人,所得到的“论定”往往都是不可信的,甚至于是被刻意编造出来的,此种情景,无论是对于死去的人,还是对于活着的人,不都是一种“无奈”吗?我们还可以换一种方式来描述这种情形:在社会历史的运动中,有一些东西并非是沿着正常的人性辨析的轨道进行的,而是常常混杂进复杂的政治动机的,一些人在一定政治动机驱使下的所谓“论定”,往往与被“盖棺”的那个人的真实样态有很远很远的距离,有时候甚至会远到看不见其踪迹的程度。

  

   我这里说的姬兆永先生就处在这种情境——也就是某种“论定”——之中。我必须向读者指出,这种情境或许正是他所期待,也就是他愿意得到这种“论定”的。事实上,姬兆永先生活着的时候就在竭力把自己植入到这种“论定”里,应当说,他是如愿以偿了。但是我作为一个近距离的观察者,作为他曾经的同事,深知他并不是“论定”所论定的那个人,他甚至都不是被他自己所“论定”的那个人。

  

   从“人”的角度说,他要比那个人复杂得多也深奥得多。

  

   就人的本质来说,“他”绝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他”已经成为了“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更确切地说,“他”已经是“全部社会关系”中某种“类型”人物。谈论这样的人物,对于我们认识现在和将来,当然是有意义的。甚至可以说,我们谈论的不仅仅是“人”,在相当程度上,我们是在谈历史,谈历史的不同形态,不同质地,以及不同的方向,“人”在这里不过是一个载体,一个符号,一种标志物而已。

  

   在讲述姬兆永先生的故事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我跟姬兆永先生认识之前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纯属于我的个人经历,然而作为背景材料,却可以给读者提供切实可感的环境境况,我在后面展开的姬兆永先生的故事中将会作为对比一再提到这些境况,即我们通常所谓的“历史背景”,尽管它们是以“我”的视角展现出来的,而且与姬兆永先生的故事完全没有联系,但这会有助于读者了解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姬兆永的故事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发生的?如果把姬兆永视为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写照,那么,这个写照在宏大而微妙的历史图景中,居于怎样的位置?它蕴含着怎样的意义?

  

   我将在如下基点上开始我的叙述:所有人物的历史活动都是社会逻辑与人性逻辑相互作用的结果,它们相辅相成,相互创造,相互支持,缺少了其中任何一方,另一方也就不存在了;所有人物的历史活动都是独一无二的,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应当将姬兆永先生的故事视为一系列历史叙事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尽管它是那么微不足道。

  

   2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社会运行的方式和今天相比还有很大的不同,还带着明显的体制温度,这种温度是从五十年代建政初期的社会氛围中传导过来的。你比如,一个年轻人发表了几篇反响颇好的小说,通常就会引起作协乃至于相关行政部门的注意,这意味着作者可以得到更多的鼓励、关注与支持,甚至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我这里所谓的社会资源,通常是指比较好的职业、地位乃至于经济收入。

  

   我非常幸运的成为了这样的人。随着我在省内外一些期刊陆续发表中短篇小说,在K省业余作者队伍中也占有了一席之地,可以参加省作协例如“小说创作座谈会”之类的文学活动了。更加幸运的是,省作协有一些老作家、老编辑都是秉持传统道德的很好的人,他们非常器重和支持年轻作者,这是他们的职业传统,结果我得到了从黄土高原上的B市抽调到《溪水》(那时候每个省只有一家文学期刊)“帮忙”,即作为临时编辑参与编辑工作的机会。省作协和《溪水》编辑部之所以要这样做,实际上还是为了发现和培养新作者。我当然非常珍重这样的机会,除了认真在自由来稿中挑选和审读稿件之外,把全部时间都用在了读书写作上,可以说是心无旁骛的。

  

   位于这座城市核心区一条著名街道上的省作协大院,据说曾经是民国时期一位赫赫有名的军阀的公馆,历经半个多世纪,虽然院子里有的房屋损毁了,或者被拆掉盖了新的房屋,甚至建起了丑陋的红砖宿舍楼,但院子的形制还在,某些局部还残存着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建筑(在传统建筑风格之中掺进了西洋建筑风格的因素)令人惊艳的美感,譬如作为作协会议室的高堂大屋花砖漫地,窗户上镶嵌着类似于西方教堂那样的彩色玻璃,门前有西洋风格的廊道和台阶,甚至还有装着雕栏的不再喷水了的喷水池。从前院往里走,经过几道月亮门,就是《溪水》编辑部了。这里的房子都是青砖灰瓦的老式平房,冬暖夏凉,很舒适。我住在最里面院落的一间房子里,这里白天是办公室,晚上我就睡在书柜后面的床上。

  

   编辑部不实行坐班制,因此即使上班时间,整个院子里常常除了我之外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院子里生长着我不知道名字的名贵花木,开着各种各样我同样不知道名字的花朵,遇到下雨的日子,四周阒静无声,只听得到房檐滴水和雨水打在树叶上的啪嗒声。一杯热茶,一叠稿纸,构成了我生活的全部内容,我的心灵熨帖极了,整个灵魂世界里都有和谐与静穆在氤氲。

  

   有时候,我所尊敬的老作家、老编辑会来看看我,问我在读什么书?在写什么东西?同时也聊一些文学的话题。我经常得到他们的鼓励。那是一种具有家庭气氛的聚谈,我觉得那样的时候既温暖又神圣,它把人性美深深地镌刻在了我的青春记忆之中,直到现在,我仍旧怀念着那段难忘的岁月,怀念着曾经给我无微不至呵护与关怀、如今都已离世了的老先生们。我觉得没有这段经历,我的青春时代就是不完整的,更是没有诗意的,换一句话说,那段经历构成了我整个生命历程中最无忧无虑也是最安静、平和、饱满的一段美好时光。

  

   这当然也与这座城市——至少在某些局部,在表面上——浓厚的文化氛围、和谐的人际关系、较为丰富的物质供应有关,这些景况与我所在的B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在那个蜷伏在高大黄土山中间(当地人谓之为“川”,即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沟”)的小城生活了十多年,在那个闭塞到绝望的世界里,除却普遍的贫困之外,更是见证和领略了很多丑恶肮脏的人和事,具体到我工作的地方,名义上是一个文化单位,然而这里简直没有一丝文化氛围,愚昧、无知,权力欲望带着原始的兽性,把生活硬生生变成了丛林性质的你争我夺。

  

   这个单位之所以成为这个样子,主要基于如下两个条件:一、权力来源于权力。单位一二把手都是走了某位权势人物的后门而成为单位领导的,在这里,权力具有皇权一般的绝对性,这里上演的逐利戏剧也就格外原始,格外野蛮,格外无法无天,说它是微型的权力角斗场和绞肉机也不为过。我曾经亲眼看到一二把手像野兽一样扭打在一起,脸上和身上都沾满了鲜血,这些鲜血淋漓尽致地说明了在权力来源以及权力的社会机理中,人所处的真实位置。二、单位公有。这个条件甚至比前面那个条件更要紧,原因很简单:在自由经济状态下,任何与个人、家族、股东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司、企业,都不可能容许几十个人聚在一起齐心协力地毁坏一个经营单位,经营单位也不可能生存下去,不可能为个人、家族乃至于社会做出任何物质和精神方面的贡献。单位公有则顺理成章地将自然的利益关系变成了畸形的权力利益关系,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单位想不如此野蛮荒谬都难。就个人处境而言,我始终无法与那样的环境产生认同,我深深体悟到,在一个物性世界里,如果你选择精神性活着,那将是一件极为艰难、极为可怕的事情。

  

   我之所以要特别指出这一点,是因为我即将讲述的这个长达数十年的故事,基本上都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发生的,这种情境不仅塑造了我们所置身的这个世界的情状,更塑造了所有人——而不仅仅是掌握权力的人——的人性状态。这是从历史深处延展而来的具有庞大根系的社会根基。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一些区域内触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这个根基,然而若说有了多么深刻而广泛的改变,还为时尚早。我们仍旧处在漫长的社会变革的过程之中。我们既可能往前迈进,亦也可能往后倒退,这全要看历史是否能够为我们提供机缘,全要看我们内心秉持着怎样的内在驱力了。我希望读者阅读这篇文章的时候,一定不要忽视这种独特的社会历史框架,我们都是在这个框架之内活着的。在后面的叙述过程中,我会不断地强调这一点。

  

   我没有离开B市的时候,那种忧闷闭塞的感觉好像还不那么凸出,到了省城才突然醒悟到,生活原来可以不是那个样子,可以很美好,很恬适,很让人享受,当然,这也与我尚没有进入到当地生活的深处有关——事实证明,在它的深处,我前面所描述的那种社会机理,与B市那个狭小单位没有什么不同,我之所以产生错觉,实在与尚没有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生活周旋有关。省城这种让我感到很新鲜的至少表面上的社会氛围,深深地吸引了我,它很让我向往,它第一次松动了我扎根在B市专心致志写小说的意志和决心。我在给爱人的信中数次强调说:“最终我们还是要来到这里。”

  

   那时候我已经有了女儿,我之所以说出这句话,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她,我觉得我不能让她在那种可怕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中长大成人。单从物质上说也是这样,由于地处偏远,B市的商品供应极为匮乏,很多在省城司空见惯的东西,比如鱼类、香肠腊肠之类的肉类加工食品,牛奶、面包等等,在B市都很罕见;到了冬季,完全没有新鲜的绿叶蔬菜,吃的都是贮藏越冬的洋芋、萝卜和大白菜。我竟然有点心疼起还远在那里的孩子和爱人了。

  

然而在当时,“最终我们还是要来到这里”这句话不过是一种美好想象,究竟怎样实现它,我内心里其实是茫然的,我只是下意识地觉得,我必须努力,为“来到这里”创造条件。那段时间我在小说创造上所付出的辛劳,或者说倾注在创作上面的生命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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