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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军:区域国别研究方法—以俄罗斯研究为例

更新时间:2022-04-17 00:07:48
作者: 冯玉军  

  

   2022年3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举行学术报告会。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冯玉军教授应邀做了题为《区域国别研究方法—以俄罗斯研究为例》的学术报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建华教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所所长李自国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富景筠副研究员应邀担任对话嘉宾。报告会由美国研究所付随鑫博士主持。

   以下是本次报告会文字实录:

  

   主持人:付随鑫(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博士)

   最近几周,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是大家都极为关注的话题。冯玉军教授在俄罗斯-苏联研究方面深耕多年,是国内著名的俄罗斯问题专家,有着非常具有影响力的著作。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他与大家分享他在区域国别研究方向的心得。同时,我们也邀请到该领域的其他几位专家进行点评。分别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建华老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李自国研究员和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富景筠副研究员,非常期待三位代表发表高见。这次讲座将持续到大概12点,到时候三位嘉宾到时候再分享大概15分钟的精彩点评,然后希望最后有充足的时间来进行讨论。另外如果有讨论问题,先是留言板上留言到时候直接以提问的方式直接讨论。

  

   报告人:冯玉军(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各位师友,大家早上好!非常荣幸受社科院美国所邀请,与大家进行交流。

   今天我们探讨的题目是“区域国别研究方法:以俄罗斯研究为例”。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正日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的国家利益遍及全球。因此,加强区域国别研究有着极端的重要性。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差异。我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更强调一般性、共通性、规律性,强调简约化;而区域国别研究则更注重特殊性、差异性和复杂性。

   我认为,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任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任务是积累知识。从魏源编著《海国图志》开始睁眼看世界、了解不同文明至今,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已经有了近两个世纪的历史,但我们对世界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认知仍然有许多知识空白需要填补。

   第二个任务是学术成长。尽管近年来区域国别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说,区域国别研究仍然是一门新兴学科。鉴于研究对象过于庞杂,我们对区域国别学科建设的系统性把握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强化对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建设规律性的认识,促进学术的不断成长,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第三个任务是要服务决策。在这方面,要把理论研究、基础研究和政策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三个研究维度是相互补充的,而且理论研究和基础研究更加重要,没有厚积就无法薄发。现在很多研究人员把更多精力放在写折子上,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在缺乏科学的理论框架、缺乏对于研究对象的深入理解时,有的折子不仅不能发挥积极性、建设性作用,甚至还有可能误导决策、误国误民。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都要有高度的责任意识。

   第四个任务是贡献社会。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要努力传播知识、传播文明,启迪和培育全民族的心智。要更多地接受世界文明的宝贵遗产,同时把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有机结合起来,剔除其中的糟粕。

   第五个任务是培养人才。当前,区域国别研究人才缺乏,存在非常大的断层。表面上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人员不少,但是真正具有深厚学养的复合型人才并不太多。我们的研究人员,无论是思维方式、知识结构、外语水平、在地研究经验,都还有很多需要去补充去完善的地方。所以,加强区域国别人才培养,非常重要。

   目前,还有一些因素制约着区域国别研究的深入推进。

   第一个因素,是陈旧的思维方式和思维误区依然大范围存在。思维误区是一个长期积累、见怪不怪的大问题,尽管我们很多人口头上在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等,但是真正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没有被切实运用到研究实践里边。那些僵化、狭隘、陈旧、教条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辩证法,仍然在相当一部分研究人员的头脑里边占据主导位置。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刻舟求剑、杯弓蛇影等不同形式的认识论误区,仍然在相当大的范围上存在着。

   第二个因素,是“伪命题”丛生,比如说石油峰值论、马六甲困局等等。这些在社会上甚至是学界广泛流传的东西,其实都禁不住推敲,都是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伪命题。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阴谋论也广泛存在。只要是解释不清楚的问题,我们就把它归结为阴谋。还有就是双重标准,针对着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我们的研究标准是不一样的。所有这些东西,我觉得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制约着区域国别研究的深入推进。

   第三个因素,是在近些年中国的国际关系、包括区域国别研究中存在一个令人忧虑的现象——“去历史化”。我们的不少研究人员缺乏对历史的系统性认知,甚至连研究对象的历史史实都了解不够。在缺乏对历史发展的总体把握的情况下,怎么能够把握现在、怎么能够展望未来呢?可以说,“去历史化”是当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包括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存在的一个大问题。我2020年在《现代国际关系》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对深化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方法论思考》的文章,里面重点谈到了这个问题。最近有一些微信公众号在转载,我想也可能是引发了大家的一些共鸣和反思。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看看。

   第四个因素,是近年来智库建设热当中出现的一些乱象。我们知道,近年来国家非常重视智库建设,无论是在科研投入、人才培养、研究成果采纳方面,都采取了很多前所未有的积极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智库的发展。但与此同时,我觉得在这些年的“智库热”里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方面,同质化现象严重。基本上都是搞对策研究的,缺乏厚重的理论研究与基础研究,结果导致大量的研究成果是低水平的重复;另一方面,由于“货币超发”,带来了相应的“通货膨胀”和“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

   说到区域国别研究的方法论,我从事俄罗斯问题研究将近30年时间,一个核心体会是,首先是要建立一个多维的研究框架,要把研究对象放在一个由四个坐标轴共同组成的立体空间里面来加以看待。第一个是历史发展,要把研究研究对象放在历史长河里面加以观察,不能仅看一时一事;第二个是世界比较,要把研究对象置于整个世界体系里加以思考,这样才能准确把握它的位置;第三个是中国国家利益。在主权国家仍然是国际体系核心行为体的条件下,中国学者的研究当然要将维护和拓展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当然,对于什么是当前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我个人认为,中央的决策其实非常清晰,那就是在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四个坐标轴,是人类共同价值。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站在人类的进步一边,是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立身之本,也是学者观察和研究对象地区和国家的重要参考系。

   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研究对象放在由这四个坐标轴共同组成的立体空间里边,我们就可以把握它很多的侧面,看到它的全貌,而不仅仅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研究方法是要学会换位思考。著名美籍华裔社会学家许烺光先生在他的名著《美国人与中国人》里曾经说过,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一定要学会去换位思考,学会作为一个边缘人去思考,学会在他者和我者之间实现互相转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他者。

   第三个方法是要实现跨学科的研究。区域国别研究本身实际上就是一个交叉学科,无论是一个地区,还是一个国家,都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安全等诸多领域,哪个领域你都要去了解。我个人是反对区域国别研究学者把自己局限于一个狭窄的研究领域里的,比如说只从事某国经济问题或者内政问题的研究。我想,如果一个学者只是从事某个地区或国家一个方面的研究、而不是把它整个国家吃透的话,那他就不会对研究对象做出整体性的判断,而且他在自己所从事的那个狭窄研究领域所得出的结论也往往是片面的、不可靠的。

   跨学科研究方面,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性人物,就是徐志摩。大家都知道是他是著名诗人,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曾经在英美接受过非常好的经济学和政治学专业熏陶。徐志摩1925年去欧洲旅行,写下了著名的《欧游漫录》。他通过在苏联的实地考察,以诗人的敏感和深厚的经济学、政治学积淀揭示出了苏联社会发展可能出现的问题。他在莫斯科参观了列宁墓后,对于苏联人的社会改造运动做出了自己的评价。他说,“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在之后的十数年间,+苏联社会在农业集体化、大清洗过程中受到的严重创伤,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应验了徐志摩当年的判断和预言。

   第四个方法就是一定要打破历史和现实的隔阂,就是刚才讲的不能就事论事,一定要把所观察的对象放在历史长河里边来加以看待,你才能把握住它,才能够认识到它现在的发展,预测它未来大的发展趋势。当然,我们不是风水先生,不是做非常具体事件的预测,但是把握大的战略发展趋势是可以做到的。

   第五个方法就是创新。对于区域国别研究学者来说,我觉得有以下几点是非常重要的:一是要改变原来以往只重文本解读、轻数据佐证、轻田野调查的作法。当然,这不是说不要文本解读,而是说绝对不能止于文本解读。我们需要把更多的数据找出来,你看它说的和它能够实现的当中究竟有多大的落差。同时要强化田野调查,去实地了解你的研究对象。当然,真正的田野调查绝不仅仅是找一些专家学者来座谈一下或者走马观花式地走访一些政府部门。真正的田野调查需要深入到对象国的社会中去,去了解其社会不同阶层、不同地区人们的所思所想。只有把文本解读、数据考证和田野调查有机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实现研究方法上的创新。20世纪20-30年代,有不少欧美学者对苏联社会发展模式寄予了厚望并到苏联进行了实地考察。如果我们把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安德烈·记德的《访苏归来》,约翰斯坦·贝克的《俄国记行》以赛亚·柏林的《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进行一个比较研究,其实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这些人有的是名作家,有的是名记者,有的是大学者,看看他们是怎么来搞田野调查的,相信对我们会带来很多启示;二是要听其言、观其行、察其心。无论我们的研究对象是美国、俄罗斯还是日本,我们都不仅要听它说什么,还要看它做什么,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我们的研究和分析判断出它的战略意图和政策实质;三是要用第三只眼来观察你的研究对象。我是研究俄罗斯的,但是我不能只看俄罗斯的资料、只盯着俄罗斯专家学者的观点。我也要更多的关注美欧日、俄罗斯的一些重要邻国如波兰、芬兰、土耳其以及原苏联国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从更多元的视角加深对俄罗斯的理解。我这些年来的一个体会是,通过用第三只眼睛来观察俄罗斯,通过与不同国家俄罗斯研究学者的交流,通过兼容并包地汲取他们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可以让我对俄罗斯的认知更加丰满、更加立体、更加切合实际。

第六个方法,是要把握好宏观与微观的有机结合。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在宏观层面一定要看清楚大的趋势,就像在晨光当中的九曲黄河,当我们忽略掉那些细微的东西时,就可以看到黄河在晨光的照射下奔流向海的大的走向;而在需要关注细节时,我们就不能走马观花,稀里糊涂。。如同一个蒲公英花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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