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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南:近臣与外官:北宋初期的枢密院及其长官人选

更新时间:2022-04-17 00:04:09
作者: 邓小南 (进入专栏)  
宋太祖以“均劳逸”为由,将周世宗以来“掌枢务,有年于兹”的吴廷祚调为藩镇节度[23],赵普则升任枢密使。

   太祖乾德年间,政权重心发生了明显的转移。随着赵宋政权的初步稳定与制度设施陆续走上正轨,宋初三相(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后周三相”)去职而赵普出任宰相,中书门下摆脱了尴尬与微妙的处境,转而成为朝廷议政的核心机构。伴随这一过程同时展开的,是枢密院进进退退、步履蹒跚地摆脱了“内廷”“私人”的性质,逐渐成为与中书对掌文武大政的部门。

   北宋初期枢密院机构性质的过渡,经历了大约半个世纪的过程。

   研究者通常指出,“宋太祖设置枢密院,究其用意,显然是为了与中书门下对掌军、民大政,所谓‘势均中书,号为两府’,以枢密院的长官来分割宰相的掌兵之权。”[24]“边事兵机,多用枢密言。”[25]其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枢密院长官的职责并不限于参议军事、除授武官及内职,也不限于运筹兵机,而包括着参与种种帷幄之谋。可以说“参谋议,备事变”一直是其主要职能。《文献通考》卷五八《职官考十二·枢密院》中,马端临有段按语说:“祖宗时枢密院官虽曰掌兵,亦未尝不兼任宰相之事。”他所说“宰相之事”,是指除授、文史等具体事项;事实上,当“祖宗时”,特别是太祖、太宗之时,枢密院的职责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来防范肘腋之变的[26]。这一性质决定着枢密院运作方式的走向,也决定着枢密使人选的确定。

   关于这一点,可以自宋初诸位枢密使的除授制书中看出一些迹象。

   据《宋宰辅编年录》卷一,建隆三年(962)十月辛丑条,任赵普为枢密使之制书中说道:“王者端居九重,驭朽敢忘于大业;躬决万务,坐筹思得于良臣”;进而勉励赵普:“尔其佐佑冲人,缉熙庶绩,无忝股肱之寄,勉伸帷幄之谋。往其钦哉,服我光宠。”两年之后,在赵普拜相的制书中,又称赞他“洎赞枢机之务,屡陈帷幄之谋。”[27]同日,李崇矩拜枢密使,制书中也要求他“参予帷幄之谋,罄尔弥纶之效。”[28]

   太平兴国六年(981)任命石熙载为枢密使的制书中,开篇即称“文昌之设,益重于六官;温室之任,聿参于万务”;并且说“职兹宥密,以奉论思。”[29]所谓“文昌”、“温室”,实际上都是指汉代以来相对于“外朝”而言的“中朝”。将枢密比作“文昌”、“温室”,其中的寓意是十分清楚的。这种借喻,在当时并非偶见,因而不能理解为行词学士误用典故。

   《宋宰辅编年录》卷二,太平兴国八年六月己亥“王显枢密使”条载其除拜制书曰:

   汉以尚书平章奏议,魏以中书参掌机密。邦国之务,率系于枢衡;军旅之谋,多出于帷幄。授受之际,厥惟艰哉!具官王显,器量恢宏,襟灵秀拔。尝事藩邸,备极公忠;累践荣班,遂膺显用。……

   将枢密使的职责与汉之尚书、魏之中书相提并论,正反映出在时人心目中,这一职任特殊的“中朝”“密迩”性质。正因为如此,宋初安排在这一职任之上的官员,不论文武,或系帝王“故旧”,或系“纯诚谨厚”之人。所谓“萧曹故人”,“尝事藩邸,备极公忠”者,成为选任范围中的主要对象。

   太宗雍熙北伐失败后,枢密院的长官选用乃至其机构性质逐渐发生变化。淳化元年(990)十二月,采纳左正言谢泌建议,“自今凡政事送中书,机事送枢密院,财货送三司,覆奏而后行。”从此成为定制[30]。这一决定,使得中书、枢密、三司的职能分工(或曰分割)明确化。这一方面使枢密院的执掌确定了范围因而有所限制;另一方面,其表述方式也使我们注意到,枢密院所负责的事务,仍然被称之为“机事”。事实上,枢密院既以处理“机事”为主,其近迩私密程度尽管随官僚机制的健全而逐渐有所淡化,将其视为“密勿之地”的认识,却一直延续到后世。大中祥符五年(1012)九月,王钦若、陈尧叟并拜枢密使,制书中既称“任总枢机,事兼军国”,又说“密勿之地,事机颇烦”[31]。直至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周必大除枢密使制中,也还沿袭旧典,说“雅积经纶之望,进毗密勿之谟”[32]。

   与枢密院自“中朝”向“外朝”转化过程相应的,是枢密院长官选用原则的调整。宋太祖、太宗朝,与后人通常的理解不同,并没有最终确立以文臣任枢密的制度;或许可以说,以文臣任枢密的趋势,是自太宗后期开始明显的。而宋初对于枢密使的任用原则,其实仍然是文资武资兼用,而以亲随为主。当时战事相对频仍,这自然是枢密院长官中武资官员较多的原因之一;但仅仅指出这一点,尚未能够点透问题的关键。

   太祖时期的五位枢密使中,魏仁浦、吴廷祚系原后周枢密使。其中魏仁浦为刀笔吏出身;吴廷祚“少颇读书,事周祖,为亲校”[33],出自武资。太祖亲擢的三位枢密使,即赵普、李崇矩、曹彬。其中,赵普自太祖“潜龙”之时即与其结成的密切关系自不必说,建隆三年(962)任命他作枢密使的制书中即称:“俾膺重任,用奖元勋”;制书指出了赵普的识见与才能,更突出了对于“萧曹故人”“佐命元勋”的“畴庸”[34]。李崇矩后周时亦“与太祖同府厚善”[35]。只有曹彬,当后周时,“太祖典禁旅,彬中立不倚,非公事未尝造门”[36]。

   太祖时期的几位枢密副使中,李处耘,原系“太祖帐下都押牙”[37];王仁赡,当后周时“太祖素知其名,请于世宗,以隶帐下”[38];沈义伦,“太祖辟在幕府”[39];楚昭辅,“事太祖,隶麾下,以才干称”[40]。可以说个个是太祖称帝之前的亲随。而在这些枢密使、副使之中,真正称得上属于文资的,其实只有赵普和沈义伦。

   太宗时期的枢密院长官,名称屡有变易,既有使、副使,又有知院事、同知院事,还有签署、同签署。枢密使和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和同知枢密院事开始交错设置[41]。这种状况的出现,与担任枢密使者位望较前朝有所降低相关。尽管官称与其“资格”有关,但究其选任倾向,仍然不在于“资”而重在于“亲”。

   在当时的枢密院长官中,很少真正历经战阵、懂得兵事者。不仅文资官如此,武资官也很少出自军旅;不仅承平时如此,即使在边事紧张之际,也很少以曾经带兵作战、冲锋陷阵的武将去掌握枢机。得到重用者,多系亲随——这实质上是对于五代遗风的继承。个中原因非常明显,即:“枢机重地,密勿近司;倚注所先,无加于此。” [42]

   南宋时期,将所谓“祖宗成宪”抬举到无以复加的高度。《宋宰辅编年录》卷十八载有宋孝宗对于周必大辞拜枢密使的批答文字,其中说:

   国家建右府以总戎,昭命儒臣而崇使领。盖自太平兴国以来成宪俱在,迄于今兹必以闳才硕学见闻殚洽者任之,岂非兼文武之用、明政事之体乎?

   太平兴国时期的情形,其实既不完全是“建右府以总戎”,也不是“命儒臣而崇使领”。太宗前期在枢密院职掌及其长官使用问题上,比周世宗、宋太祖时期有所倒退。他作为太祖的继任人,担心政权不稳的猜疑心理比其兄长严重得多[43]。

   太宗所用枢密使前后四人,即曹彬、楚昭辅、石熙载与王显。其中称得上“儒臣”的,只有石熙载一人。

   开宝九年(976)十月,太宗初即位,便一改乾德以来独员枢密使[44]的格局,提升楚昭辅与太祖生前任用的曹彬同任枢密使。这一寓有制衡之意的搭配维持了五年,太平兴国六年以石熙载取代了楚昭辅。石熙载原系赵光义所辟泰宁军掌书记,光义尹京邑,又表为开封府推官;他自太平兴国四年正月签署枢密院事,后除副使,再除枢密使,在枢府凡五年。尽管李焘、徐自明都强调“用文资正官充枢密使,自熙载始”[45],这一以“文资正官”身份担当枢密使的任命,也确实预示着文臣掌枢密的可能前景;但他之所以被重用,实质上是因为“早在初潜,实预宾佐”,“金石之诚,夷险如一”[46]。认清这一点,才能够解释为什么在太平兴国八年(983)曹彬、石熙载相继罢任之后,会由王显独任枢密使八年。

   太平兴国八年正月,枢密使曹彬被罢。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

   先是,上念征戍劳苦,月赐缘边士卒白金,军中谓之“月头银”。镇州驻泊都监、酒坊使弥德超因乘间以急变闻于上云:“枢密使曹彬秉政岁久,能得士众心。臣适从塞上来,戍卒皆言‘月头钱曹公所致,微曹公,我辈当馁死矣。’”又巧诬以它事,上颇疑之。参知政事郭贽极言救解,上不听。戊寅,彬罢为天平节度使兼侍中。

   曹彬在枢密八年,“能得士众心”成为他被罢的主要原因。郭威代汉、赵匡胤代周的“前车之鉴”,使太宗备加提防。联想到宋仁宗“不豫”时首罢“得士卒心”的枢密使狄青出外的举措[47],使我们明显地体味到所谓“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先发制人”预设。

   太宗朝曾经独任枢密使的只有一人,即王显。曹彬罢枢密使次日,王显受命为枢密副使,六月任枢密使,在枢府凡八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太平兴国八年正月己卯条中说:

   以东上閤门使开封王显为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显初隶殿前为小吏,性谨介,不狎同辈,不践酒食之肆。上爱之。

   李焘在这里没有指明的一点是,王显之被任用,不仅仅是由于“性谨介”,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即他“少尝给事太宗于潜邸”,是倍受信任的旧僚。他“早自中涓,亟升近列;一掌枢务,十年于兹。”“自三班不数年正枢任,奖擢之速,无与为比”[48]。对于这位藩邸旧僚,太宗曾经寄予莫大的期望。据《太宗皇帝实录》,在任命王显为枢密副使时, 上召谓显曰:

   “卿代非儒门,少罹兵乱,必寡学问。今在朕左右典掌万机,固无暇博览群书。”命左右取《军戒》三篇赐显曰:“读此亦可免于面墙矣。”[49]

   雍熙三年(986),太宗决意北伐幽蓟。“初议兴兵,上独与枢密院计议,一日至六召,中书不预闻。”北伐全面失败后,领兵将帅因“违诏失律”被黜,枢密使王显等密院长官却并未承担北伐失利的责任:

   及败,召枢密院使王显,副使张齐贤、王沔,谓曰:“卿等共视朕,自今复作如此事否?”上既推诚悔过,显等咸愧惧,若无所容。

   在这段记载之后,李焘有注文曰:“推诚悔过事,更当考。”[50]太宗如何“推诚悔过”尽管待考,而他并未归咎于参与计议的枢密院长官却是事实。这里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当初的决策实际上是太宗一人作出的;二,当时的枢密院首长是太宗倚信之人,尽管参与谋议失误,却并未遭致疑忌。这种情形恰恰说明,当时的枢密院在很大程度上不过被皇帝当作协助处理机政的私人参谋班子,而很难说是负责国家军政决策的最高机构。

   枢密使王显的任内表现,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据《宋宰辅编年录》卷二,淳化二年九月己卯条,“王显罢枢密使”制书称他:

   参帏幄之筹,曾无补职之效;居负乘之地,实有致寇之虞。

   徐自明接着说:

   属蕃戎寇边,河决近郡,机务烦急,朝夕咨访,显无谋略,不任职,太宗切责之。显再拜谢过,遂有是命。

   制文事实上指出了枢密使之规定职责所在。令人诧异的是,乏善可陈的王显居然能够占据这一职任达八年之久。这位久于其任的枢密使与皇帝的特殊关系反转来揭示出这一职任的实际性质。

   太宗时曾任枢密副使者,有石熙载、柴禹锡、王显、弥德超、王沔、张宏、赵昌言、张齐贤、张逊、温仲舒、寇准等人。其中,石熙载如前所述,是太宗潜邸宾佐。柴禹锡原系“晋邸给事”,“藩府旧僚”;因告秦王廷美阴谋,擢枢密副使[51]。弥德超与王显一样,曾经“给事太宗于藩邸”,此时因侦伺臣僚而“骤被委遇”[52];在罢免他的制书中,提到了任用他的原因:

朕昔在藩府,尝齿中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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