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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宇军:具有世界共相的法律起源

——法律的起源(三)

更新时间:2022-04-14 14:44:54
作者: 方宇军  

  

      

一 中外法律起源的共相

  

   前面,我们从学说史的意义上引述了中外思想家们关于法律起源的论述,又考察了几大古老文明关于法律起源的历史现象,有趣的是,这些论述和现象,在地域上相隔千里万里,在时间上悬殊几百年上千年,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相互之间并不通音问,怎么能在如此悬隔的时间地域提出法律起源之问,结出法律现实之果。更有趣的是,这些起源之问尽管纷纭多姿,但冥冥之中却有一条主线维系着它们,这些现实之果,纵使其品相不同,却能体味出相通的苦辣酸甜。

   我们先来简单重温一下中国先贤的观点。

   管仲虽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并没有把法制作为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也没有专门地论证法律的起源,但是他说:“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为之法。”已经指出,人心的险恶,人与人之间的敌对,是法律产生的原因。

   墨子把人们之间的不同意见看作社会混乱之源,并不被人首肯,但他认为人们之间的“相贼相害”,必须以刑法来加以惩治,把法律的出现与人们之间的对立直接联系在一起,离事物的真象也就不远了。

   商鞅指出: “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已经认识到法律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到了一定的历史阶段才出现,这个历史阶段就是“民巧以伪”的发生,就是“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出现,归根结底,是人们之间的对立导致了法律的产生。

   荀子从人性恶来说明法律的起源,而人性恶的主要表现为强凌弱、众暴寡,故“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同样是把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作为法律的鹄的。

   以上四位先贤,即使对法律的定位各有不同,即使对法律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或有偏差,但在这一点上是高度一致的,即人们之间恶的对立是法律产生的主要动因。

   以下我们再来点检一下西方思想家们关于法律起源的思想。

   柏拉图对法律的起源在不同的时期其论证有所差别,并随着岁月的增进而不断深化,但在其中似乎一直有一条主要的线索:即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且这种相互关系处于对立之中、而这种对立往往是因经济利益而引致的。正是这种对立的相互关系是法律产生的主要原因。

   亚里士多德关于法律起源的思想没有超越他的老师柏拉图,他以正义作为法律的根本,但是他指出背离正义就会淫凶纵肆,贪婪无度,成为肮脏残暴的野兽,实际上是以另一种形式承认人们之间恶的对立是法律产生的原因。

   西塞罗虽然把法的起源神秘化了,认为它来源于上帝的旨意,但在他指出这种旨意是“固植于支配应该做的行为和禁止不应该做的行为的自然当中”、并把它视作“起源于宇宙的天性,它驱使人们从错误的行动转向正当的行为”时,已经隐含人们之间彼此对立的思想。

   奥古斯丁作为基督教神学的代表,在法律起源上使之神学化,这是自然的,但把基督教的“原罪说”与法律起源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不能不说有深刻的含义,去掉其中的宗教性,我们可以看到人与人之间对立的社会现实。

   霍布斯从他的自然状态引出法律, 在自然状态下,人们因竞争、猜疑、荣誉而互相争斗,这种自然状态是一种战争状态,“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这已经明确地说明人与人之间恶的对立是法律产生的源头。

   洛克的自然状态与霍布斯的不同,他的自然状态是平等、友爱的,是“一种完美的自由状态”。但是,“为了避免在自然状态中人的财产得不到有效保护的不足,人们才联合为社会,这样他们可以联合全社会的力量来保护他们的财产,并用长期有效的法律来确定财产,使每个人知道什么是他的。”同样承认人们之间的对立使个人财产受到威胁,需要法律来保护。

   孟德斯鸠直接以人类之间的战争状态来说明人为法的产生,无异于说人与人之间恶的对立是法律产生的根源。

   卢梭从私有财产的产生出发,以人们在私有财产占有上的区别,以及随之而来人们对财产的觊觎、争夺、抢占……使人类进入了战争状态,这是法律产生的原因。

   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西方思想家们同样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更准确的说是人与人之间恶的对立,是法律产生的根源,这与中国先贤的思想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种共识是惊人的。

   特别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法律起源的论述,使这一问题的探讨大大地推进了。与以上众多的思想家相同,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认为法律的出现与人们之间恶的对立直接相关,不过马克思主义者更偏爱用的是“阶级斗争”这一字眼;而更有深度更有创造性的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史无前例地从人们的商品交换中来探讨法律的起源,在更广阔的层面上,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改变,生产关系的变化,是根本的历史动因。这为探讨法律的起源指出了新的路径。

   有了以上理论上的认识,再以法律存在的历史现实加以印证,我们可能更加接近法律起源的真象。尽管如上面中所看到的,不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其他文明古国,由于其历史的久远,法律起源的真实源头很难真正地确定,但是我们必须在这种游移不定或扑朔迷离中来明确一些主要的特征和方向。

   第一个需要明确的是,法律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出现的,更准确地说,在人类处于原始状态时,并没有法律,只有当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或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说进入阶级社会,才产生法律。这从前面我们对几大古老文明国度的考察中已经发现,在这些古文明中或阶级社会中均有法律出现,而且我们特别留意了古罗马从原始氏族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中法律从无到有的过程,这可以更直观地了解法律与文明时代或阶级社会的不解之缘。另外,近现代不少学者在对一些仍处于原始状态的氏族、部落、集群的考察中,没有发现任何一例是有成文法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法律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一个特征。

   另一个需要明确的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人们之间的敌对、冲突、战争层出不穷,这在人类古老文明的历史中触目皆是,甚至在现代文明的现实中亦屡见不鲜。这些敌对、冲突、战争的和平解决,往往是以法律的形式(不论是国内法还是国际法)来实现的,或者毋宁说,法律正是以这些恶的对立为对象而产生的,在不断的反复、试错、纠正、完善、扩大中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目的是防止这些恶的对立扰乱国家的秩序、殃及人们的生命财产、破坏社会的和谐稳定。

   再一个需要明确的是,这些恶的对立,绝大多数都是以财产的争夺为其内容,即使有些恶的对立没有财产的因素掺入其中,但只占这些恶的对立的较小一部分,而且我们还将证明,人们因财产的追逐而产生的对立, 作为一种历史必然性,将泛化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使人们在社会关系中形成普遍的对立,也就是说,那些表面看似没有财产因素的恶的对立,其实与因财富而起的社会对立有着深深的历史因缘。

   如果我们认同以上三个特征或趋向,我们要弄清法律的起源,首先且最关键的就是弄清人们之间对立的产生和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下面我们就试图来完成这一工作。

              

二 法律起源的根本导因

  

   我们前面曾说到,学者们一般都认为曾经存在一个无法律的时期,而法律的出现与人们利益的对立性直接关联。那么,与这个无法律的时期并列的就存在一个人们利益无对立的时期,此推论是正确的。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指出,存在一个没有对立,和睦友善,重义轻财,谋闭盗偃,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1]。古希腊的海西奥德也认为人类初期有一个黄金时代,那时人们衣食无忧,欢畅终日,和睦相处[2]。孔子和海西奥德的描述虽然带有理想成份, 但人类初期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融洽和谐和对财富的超然态度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从卢梭、洛克关于自然状态的论述来看,是认同这一点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原始社会的论证,对此也无异议[3];摩尔根以其在北美印地安人原始部落的长期生活,写成《古代社会》一书,更是用实地的考察证明了这一点。

   既然在人类的初期,人们重义轻财和谐与共,怎么又会堕入一个重财轻义相互争斗的境遇中呢?根据我多年的探讨与研究,这个重大的转变发生在商品交换出现以后。其转变过程,简单表述于下。

   人类生存的第一要务是如何进行生产来满足自己的消费。在原始的封闭经济中,按照一部分人的观点,那时人类还处于原始共产主义时期,人们在一个氏族或共同体内,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相互之间不存在对立的物质利益关系。人们物质需要的满足,是在共同的劳动中实现的,其生产与消费的对立运动,不是在人与人之间,而是在人与自然界的斗争中进行的。或者换句话说,人们生存资料的获取,是人们共同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结果,在这一运动中,以人们的协同劳动为一方,以生产资料的存在为另一方,生产过程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在协同劳动的人与人之间,他们并不曾作为不同的所有者互相对立,他们之间不存在物质利益上的对立关系,而是表现为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和谐性。按照另一部分人的观点,那时私有家庭已经存在。即使是这样,由于封闭式经济把人们局限于这个经济实体中,与外界不存在商品交换,在家庭内部人们自己生产自己消费,当然也就不存在人与人之间对立的物质利益关系。因此,无论是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还是个体家庭中,当商品交换未出现时,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不存在对立的物质利益关系。尽管在原始部族之间,有时会为了居留地的争夺而发生冲突,但这种冲突是偶然的、个别的、暂时的。

   另一方面, 在商品交换未发生前,人类的物质生产方式是一个自内的、封闭的体系。在一个家庭或共同体内,人们自己生产,自己消费,这种自我封闭的生产与消费,无论是自给不足、自给自足、还是自给有余,人们的消费都只局限在自己生产的范围内,生产的领域是狭小的,相应地可供消费的物品也极其有限。在这一状况下,自给不足,自然会促使人们努力生产,以达到自给自足。自给自足是一个饱和点,超过这一点,其产品是多余的、无用的。在这里,生产限制着消费,消费也制约着生产,生产与消费的这种互为制约,限制了人类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举例来说,假定一个家庭或一个共同体,只能生产粮食和衣物两类物品,自产自用,和外界没有商品交换关系。那么,当粮食和衣物的生产能满足这个家庭或共同体的需要时,即到了饱和点,如再继续生产,便是无用的、多余的。这里既有生产对消费的限制,又有消费对生产的限制。只能生产粮食和衣物,人们的需要和消费就被限制在这两类物品上;而当这两类物品的消费达到饱和时,也就构成了消费对生产的限制。因此,生产是有限的,消费也是有限的,而这种有限性是被统一在家庭或共同体这一自我封闭的经济实体中。在这种状况下,人们生产和消费的有限,限制了人们的欲求,使人们对财物抱有超然的态度。

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商品交换的出现,情况就开始改变。最初的商品交换是物物交换,是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这时,剩余产品的存在己不再是无用的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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