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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星:社会学的历史视角与中国式现代化

更新时间:2022-04-12 12:04:51
作者: 应星 (进入专栏)  

   摘要:在考察中国式现代化时,历史视角具有基础意义。“现代化”意味着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而中国式现代化尤其显示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紧密关联。儒家伦理、文武关系、中央—地方关系、乡土为本等中华传统对现代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人口、空间、多民族等历史条件同样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因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为1949年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奠定了社会与政治基础。诸种历史要素以不同方式汇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两宋时期开始的向所谓“近世”的变革,从18世纪90年代到1949年两次跨越世纪的巨变,显现出中国传统向现代过渡和转型的漫长性、艰难性和复杂性。社会学的历史视角对这些关联、融合、过渡和转型过程有着独特理解。

  

  

   现代化研究是社会学的重要领域,其成果对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产生过广泛影响。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学界对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即已起步,积累的成果颇为丰硕,但既往研究普遍存在历史关怀不足的问题。即使那些强调以中国社会为主体的现代性研究也缺乏对中国历史的深刻洞察。因此,有必要从中国经验的主体性出发重新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要素及作用。

  

   一、现代化研究的源流与历史视角的重新激活

  

   西方以“现代化理论”为名的研究范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才开始出现,而后又经历了发展理论和转型理论的演变。作为现代化研究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马克斯·韦伯虽不曾使用“现代化”(modernization)一词,但其思想构成了现代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源头。对现代化研究产生影响的经典社会理论家当然不止韦伯一人,但鉴于韦伯的重要性尤其是他与“现代化理论”的主要代表帕森斯之间的思想关联,因此需要通过简略对照韦伯与帕森斯的相关思想来对西方现代化研究正本清源。

   韦伯关心的核心问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而是一种特有的理性主义在现代西方的发展,他称之为“理性化”(rationalismus)。这种理性化既指通过计算来支配事物的能力即技术的理性主义,又指思想层次上意义关联的系统化即伦理的理性主义,同时又指一种有系统、有方法的生活态度即实际的理性主义。在《宗教社会学文集》绪论中,韦伯开宗明义地道出基本关怀:“身为现代欧洲文明之子,在研究普遍历史问题时,都会必然地和正当地铭记如下特殊问题:各种情境因素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结合起来产生了那些在西方、而且仅仅在西方出现的,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至少我们倾向于认为)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有效性的文化现象?”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韦伯所用的“普遍历史”(Universalgeschichte)概念。它最初出现在西方中古晚期,表达的是基督教对世界的理解,后经赫尔德、康德、席勒等人阐发,强调了在历史目的论色彩下某些文明史与一种普遍有效性诉求的联结,是从世界进程中所挑选出来的对当今世界形态产生本质影响的事件史。但韦伯摈弃了“普遍历史”概念中原有的神学和目的论色彩,从经验研究的角度提出了只在西方近代文明中才出现的那种独特的理性主义所具有的普遍历史意义。韦伯在处理理性化及其传统的关系时,有几个突出的特点。其一,把社会学体系建立在对世界诸宗教文明的比较历史分析基础上。也就是说,韦伯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构建,对包括经济、支配、宗教、法律、组织、身份群体在内的“诸社会领域”“世界图像”及“生活秩序”的经验研究,与他的比较历史分析密不可分。在比较中,各大文明的传统绝不是一些简单被否定、被克服的对象。尤其是在他独具特色的方法论和概念体系中,传统与现代之间还有一个特殊的“卡里斯马”(charisma),它在文明史中各不相同的作用方式更加深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复杂性。因此,韦伯对不同文明传统的历史分析是深入的、复杂的、耐心的。其二,尽管韦伯认为西方基督新教文明这种理性主义具有普遍历史的意义,然而在他看来,这种理性主义并不表现为一种总体性的发展趋势,相反,无论在价值理性与目标理性之间,还是在宗教、经济、支配、法律诸领域之间,都充满极其复杂的张力。他强调“理性化以极其不同的方式存在于各种不同的生活领域,并存在所有的文化生活圈中”。其三,韦伯对西方理性化的发展趋势并没有给出一个普遍的、乐观的评判,毋宁说他对此的态度是晦暗不明甚至忧心忡忡的。

   狭义的“现代化理论”主要由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提出。尽管帕森斯是韦伯思想的重要传播者,但在他的传播中,韦伯思想被进行了结构功能主义式的全面改造。这种改造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帕森斯所构筑起来的“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现代化理论中,传统已经完全沦落为现代的对立面,所谓的“现代化”成为万流归一的趋同过程,而这个过程本身的研究价值被大大贬低和简化,历史研究因此被驱逐出社会学研究的殿堂,“分化”和“演化”成为现代“化”的基本轨迹。其次,帕森斯赋予现代化强烈的进步论色彩,“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可以与“落后(保守)—进步”的二元对立相互置换,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世俗化这些作为现代化指标的正面价值变得毋庸置疑,韦伯所揭示的理性化可能面临的种种复杂后果被极大程度地化约了。最后,韦伯在比较诸文明史中固然强调了西方基督新教的理性主义的独特性,但他依然以极其敏锐的眼光发掘了其他文明的基本特征和动力源泉。而帕森斯却把西方这种独特的理性主义放大为简单粗暴的“西方中心论”。去历史化、进步论和西方中心论成为帕森斯赋予“现代化理论”的三个基本特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兴起的发展理论(包括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等)对帕森斯等人提出的现代化理论进行了某些批评,力图矫正“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和单线进化论,并用“中心—边缘”概念来揭露西方自我成长的中心论。但是,依附理论更多是把焦点放在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横向关系上,并不曾克服现代化理论的去历史化问题;世界体系理论尽管属于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开始兴盛的比较历史分析潮流,但是沃勒斯坦这种“中层理论化”的理论取向及其“目的论时间性”与韦伯理性化分析的旨趣相去甚远。而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兴起的市场转型理论则将关注焦点转到再分配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问题上,波兰尼关于资本主义市场及社会保护机制的兴起的历史分析概念被移植到对最近30年来再分配社会的市场转型研究中。总的来说,帕森斯以降的各种现代化理论(或发展社会学),由于抽离了深厚的历史视角,最后不免被碎片化、相对主义化的后现代思潮所捕获。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现代性概念与从西方理性视野中赢得的现代性的自我理解,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一旦消失,我们便可以从后现代研究者的陌生立场出发,对似乎是独立发展的现代化过程加以相对化。”

   上述对西方现代化研究源流的简要回顾,有助于澄清一种流行的误解,即社会学应更多关注社会发展的最新变化,而把发展的历史分析交给史学家。事实上,理性化和现代化本身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马克思、韦伯、托克维尔这些经典社会学大家已树立将历史分析和社会学分析紧密结合的典范。而一味追寻帕森斯式割裂历史和现实、固守学科分界的美国式现代化理论,只会使人们的思想道路越走越窄。尤其是中国独特而悠久的文明影响深远,我们只有重新激活社会学的历史视角,对传统中国有更充分的理解,对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历史转折点有更明晰的分析,对现代早期的巨变方向有更深入的认识,才可能在对理性化和现代化的一般性理解及比较历史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式现代化有更真切的体会。当然,所谓“社会学的历史视角”并不是要确立一种与历史学割裂的视角,而是要在充分吸收史学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其与社会学的专长更好地融贯起来。

  

   二、社会学的历史视角下的传统中国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我们仅从社会学的历史视角撮要分析若干可与近现代巨变作对照的方面。

   (一)旧邦新命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中华文明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弥久如新,或借用冯友兰对《诗经》里“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简称,就是“旧邦新命”。也就是说,旧传统与新传统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并非截然对立。这种特性一方面表现出强烈的传统主义,另一方面又展现出对各种外来冲击和新兴浪潮强大的承受力和融合力,因此在新旧之间呈现出复杂的交织关系,几千年来传统不断通过自我更新延续生命力。钱穆将这种传统的特点归结为“民族文化常于‘和平’中得进展”。中华文明这种巨大、持续而多重的作用力是世界其他文明所罕见的。

   在韦伯看来,西方理性化的精神是一种借助卡里斯马的力量所形成的特殊的、持久的反传统力量,而中国的家产制支配尽管因包含了某些理性因素(如科举制)而成为“家产官僚制”,儒家伦理也同样存在某种理性化进程,但无论是其制度还是其伦理,始终都未摆脱传统主义的束缚,儒家士大夫作为中华文明的担纲者那种所谓的“实用理性主义”或“情感和礼仪的理性化”缺乏内在力量来影响中国人的生活之道。未能彻底摆脱巫术是导致儒家这种理性主义最终与传统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关键所在。韦伯对传统中国的这些看法既充满洞见,也存在系统的偏见。本文无法对韦伯的相关结论展开讨论,但韦伯的分析至少启发我们从制度、伦理及担纲者三个角度去揭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根源所在。

   (二)封建与郡县的辩证

   从政治制度史的粗略线索来说,以秦汉为转折点,秦汉以前实行的是以宗法制为基础、“封土建国”的分封制度,秦汉以后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事实上,封建与郡县的复杂关联在秦汉以后始终延续着,成为贯穿传统中国一条极其重要的线索。费孝通提出的皇权自上而下与地方自治权力自下而上的“双轨政治”概念,正是以“封建与郡县”这对概念为前提。近年有不少学者从社会学角度进一步拓展了对封建与郡县的辩证关系的理解。在他们看来,封建一方面通过宗法、丧服、宗庙等礼制及亲亲、尊尊的差等秩序确立了君统与宗统之间的逻辑关联,另一方面以天命的神圣观,确立了君民之间的自然天养的普遍法则,使民彝与民生成了根本的治理基础。郡县则强调战国以来的历史势变,革除了分封制各私其土的乱政之源,开创了一个“公天下”的治理格局,确立了新型的政制体系。而封建与郡县在复杂的历史演化中已从最初的两种政制之辨拓展为政治与教化、法家与儒家、内政与边政以及经与史等多重的二元关系,并基于“天下为家”的人性预设从二元对立走向了“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融合之途。

   (三)尚文轻武

   韦伯认为,“中国尽管战事频仍,但进入历史时代后即逐渐成为一个和平化的世界帝国……随着文士之取得支配地位,意识形态自然愈来愈转向和平主义。”“儒家的理性,本质上具有和平主义的性格。”韦伯所说传统中国此一特性,在我国近代学人中亦多有表达,基本上可视为共识,但尚需细绎。

在先秦,战争对国家形态有着重要影响。秦汉以后,军事和战争尽管在改朝换代、政权更替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但对社会结构与国家形态已不再具有重要的形塑作用。从开国君主来说,虽然“马上得天下”,但一旦平定,则需要向“诗书治天下”转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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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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