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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平青:四十五载春秋凝练大国三农问题研究——访著名“三农”问题专家陈文科先生

更新时间:2022-04-12 00:56:44
作者: 刘平青 (进入专栏)  

   人物名片:陈文科,男,1945 年生,湖北鄂州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历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所长、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院学术顾问。曾任和现任的主要学术与社会兼职有: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华中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中共湖北省委决策支持顾问、湖北省三农研究院顾问、武汉城市圈研究会会长。陈文科先生长期师从我国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朱剑农、张培刚,从农业、农村问题入手研究大国改革发展,特别是以大国 “三农”问题、大国经济转轨和大国改革变形为主攻方向,有所建树,有所创新,对发展中国特色大国经济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代表性学术著作有:《中国现阶段农业家庭经营研究》 (1990 年)、 《当代资本主义新发展研究》 (合著,1992 年)、《经济改革的纵横思维》 (1993 年)、 《大国发展的十大困惑》 (合著,1994 年)、 《走出 “怪圈”———大国改革的变形与矫治》 (1994 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中国》 (1990 年)、 《中国农民问题》 (合著,2000 年)、 《世纪之交———中国转轨与发展》 (2007 年)、 《大国农业论》 (2009年)、 《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研究》 (2010 年)。今年年初,陈文科先生从事科研 45 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汉举行,来自有关部门的领导、专家学者和先生的第子齐聚一堂,共抒 “三农”情怀,气氛详和而温暖。会后,本刊对陈文科先生进行了专访。

  

   刘平青(以下简称刘):感谢您多年来对《江汉论坛》的鼎力支持!首先想请您谈谈是怎样走上“农””题研研究道路的?我们知道,我国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从陈翰笙、薛暮桥、孙冶方到朱剑”、张培刚从事大国题研或“农””题研研究大都有一个”村调研的历练过程,您作为他们的后来者,也是从“农””题研开始研究大国题研的,是否有同样的经历?

   陈文科先生(以下简称陈):作为农民的子弟研究“三农”问题,是必然也有偶然。的确,与上述老一辈经济学家一样,我很早就上了农村调研这一课。我是一个农民兼渔民的子弟,老家住湖北梁子湖畔,父亲11岁就扶牛耕地,干所有农活,我比父亲幸运一些,作为家中独子,干农活不多,但总得干一些。7岁开始在船上摇桨,跟随祖父下湖网捕。以后又脚踩小划子下湖采莲,直至高中毕业。由于亲身感受了农民生活之苦和农业生产之难,从小既有走出农村的愿望,也有改变家乡面貌的想法。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原生态的“三农”问题思考。1968年大学毕业分配到贵州西部山区织金县工作,解放20年后这里依然是“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原始农业痕迹明显,我深感“天外有天”,惊诧世上还有比自己家乡更落后的地方。我在一个只有十几人的粮油加工厂当了几年榨油工、搬运工,与工人、农民广交朋友,比现在干部下乡的“三同”深入多了。6年间,边劳动、边搜集一些民情、县情材料,由此产生了较为强烈的写点有关农村经济问题的文章的念头。可以说,贵州6年是我真正学会农村调研的起点。还要强调的是,1975年我调回老家鄂城县,在县委办、县农办工作,当时正值全国农业学大寨,农村生产关系变化是很大的,这个县当时还是全省社队企业五小工业发展的一面旗帜。这个期间,在中部农业大县从事的调研工作,对我后来解剖“三农”案例有极大的帮助,从贵州织金县到湖北鄂城县共12年的农村基层经历,奠定了我从“三农”研究走向大国研究的实践基础。

   1980年,我考入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改革开放的实践活动,尤其是农村第一线的调研,其间先后获得朱剑农、张培刚两位经济学大师的多方指点。我以笨鸟先飞的态度勤奋写作,至今已走过了45年的学术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68—1980年),重读经典,认识国情,积累资料,开始写作。主要是从“三农”问题入手,利用劳动和工作之余,带着“三农”实际问题精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4卷)、《列宁文选》和《毛泽东选集》,尤其是其中关于农业、农民问题的具体论述。由于当时条件所限,以所谓的“批判”眼光也看了少量西方经济学著作。这个阶段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十多本读书笔记和几篇未发表的文稿。第二阶段(1981—1990年),以农业家庭联产承包制研究为中心,重点探讨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问题。其间,深入到湖北、山西、云南等中西部地区农村调研,具体承担朱剑农老师牵头的“六五”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农村生产关系研究”,主要对家庭经营、农业合作制、乡镇企业和县域经济发展等问题进行探讨,出版相关著作(含合著)7部,发表论文30余篇。第三阶段(1991—2000年),以大国农村改革为起点,研究大国发展的前沿性战略问题。经历前20年学术积累,该阶段研究视野较开阔,注重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问题研究相结合,出版独著3部,合著多部,发表论文50余篇。第四阶段(2001年至今),继续深化大国发展问题研究,研究大国转轨经济学。关于大国转轨经济学,着重研究了中国转轨模式特色、过渡阶段特色、转轨目标特色、转轨攻关特色和四大转型难点。

   刘:您对于“三农”问题的研究是全方位的,在这次45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有很多专家重点讨论了您的大国“三农”观。您的大国“三农”观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陈:过去几十年的研究中,我比较注意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角度来研究大国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演变发展的一般规律,并试图构筑起大国三农思想体系的框架。我的这种大国“三农”观,问题导向很强,主要表现为“三农”问题六论,即农业三个不可替代论、农业责任制多元论、农业家庭经营过渡论、农民分层转型论、农村改革双目标论和农业大县———农业大省论,力求做到既避免那种以西方经济学方法对中国“三农”问题稍嫌宽泛的理论剖析,也不同于部分实际工作者局限于“农业险”、“农民苦”、“农村穷”的表层分析。

   一是农业三个不可替代论。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经济学界及实际部门曾多次热烈讨论过农业基础论,也许同那时中国尚处于工业化初期、传统农业基础薄弱相关,对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认识比较一致,争议不大。但到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工业化进入一个新阶段,继实际部门有人提出中国“农业过关”后,理论界就有人开始质疑农业基础论,要求重新认识农业基础论。争论焦点是:农业大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农业份额明显下降,农业还是不是国民经济基础?我在《经济研究》上发表《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再认识》一文(1996年),对以上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回答,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这一基本结论,不会因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工业化的实现而改变。而且,我所坚持的农业基础论,依据于农业本质上的“三个不可替代”,即:农业作为从事最基本生活资料生产的特殊产业部门,在人类生存和发展中具有先决意义和工业等其它部门的不可替代性;农业也是为人类和社会再生产提供最必需产品———良好生态环境的特殊生产部门,在人类生存和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农业劳动作为社会再生产的起点,特别是农业剩余劳动或农业剩余产品,作为社会分工和进一步发展的先决条件或前提,具有不可替代性。显然,这“三个不可替代”是对传统农业基础论依据于从事最基本生活资料生产和服务非农产业部门的“两个不可替代”的一种发展,尤其是明确提出了农业是为人类和社会再生产提供最必需产品———良好生态环境的特殊生产部门。

   二是农业责任制多元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农村从安徽小岗村开始探索实行农业家庭联产承包制,进而破除“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如何从中国农村多层次的生产力水平出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农业责任制形式?当时,理论界既有全国农村不分东南西北,统统实行“大包干”的“一刀切”观点,也有人设想并提出包产到户、联产到劳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三种责任制形式,俗称“切三刀”。我于1982年初发表《试论我国现阶段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的多样性》一文,旗帜鲜明地批评了上述“一刀切”和“切三刀”的流行观点。我更不赞成依据传统的公有制等级观念把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划分为多个级别,与我国农村特别是农业生产力总体上比较落后和多层次发展相联系,强调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责任制多样性具有客观必然性。我着重论证了责任制的多样性不等于“多级性”,即所谓“专业承包联产计酬是高级责任制形式,联产到劳是中级责任制形式,‘双包'是低级责任制形式”。尽管多种责任制形式各有利弊,在不同条件下利弊程度也各不相同,但从不同水平的生产力和不同方式的经营项目出发,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绝无高中低级之分,而只有计酬和管理方式上的区别。这种论述在1981年12月昆明召开的全国联产承包制理论研讨会上作为第三派观点受到与会者关注,对其后全国以“大包干”为主的多种责任制形式的共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理论铺垫作用。

   三是农业家庭经营过渡论。如何看待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国农村普遍实行的家庭经营方式的属性?理论界有人认为它类似西方发达国家的家庭农场,也有人认为它是传统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重复。这两种貌似有理的观点,谁也无法说服谁。因为按照前者观点,我国农业家庭经营应是现代化或社会化农业生产方式,这显然不符合中国农村实际;若按照后者观点,我国农业家庭经营则是重走几千年传统小农老路,岂不是偏离社会主义大方向?我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发表的系列论文和出版的专著《中国现阶段农业家庭经营研究》(1990年),注重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辩证地分析家庭经营的两重性。我既从生产关系的属性,也从生产力的属性来比较分析中外家庭经营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势,尤其是从专业化社会化商品化程度,具体分析现阶段我国农业家庭经营的属性。我认为,如果把农业家庭经营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前提暂时抽象掉,迄今为止的各社会形态存在的家庭经营,依据其适应的生产力性质及水平,至少可以分为传统农业家庭经营和现代农业家庭经营两种类型。其中传统农业家庭经营经历几个社会形态,经历了原始农业家庭经营、古代和中世纪农业家庭经营(包括自然经济家庭经营和小商品生产家庭经营)、近代农业家庭经营(即商业性农业家庭经营)的阶段,长达数千年之久,然后才逐渐进入现代农业家庭经营阶段。由此观之,现阶段我国农业家庭经营既不同于纯粹的传统农业家庭经营,也不同于现代农业家庭经营(如发达国家家庭农场那样),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并由前者向后者转化的新型农业家庭经营形式。正因如此,现阶段兼有两重性特征的中国农业家庭经营,能较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农业生产力比较落后而又不平衡的状况,是一种具有较大适应性和较多灵活性的家庭经营方式。中国农业家庭经营至今30余年大体不变的实践,已证明自己的上述初浅的论断仍未过时。

   四是农民分化分层并转型论。“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于农民,也是探寻、揭示“三农”演变发展规律的关键所在。我在《论80年代中国农民的特点》(1984年)、《当代农民问题的若干认识论略》(1997年)、《中国农民问题》(2000年)等论著中较系统地论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农民向新型市场农民演进转型的若干规律,认为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农民内部不再存在过去那种由经济状况不同决定的不同阶层而成为一个整体的阶级;当今农民是与一定程度的专业技术分工和商品生产水平相联系的,已突破了小生产者的狭隘限制;今天的农民不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而且正成为科学技术的主人;今天的农民不仅要求基本解决温饱,而且对物质文化生活有更高需求。这种经济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农民分化、分层研究体现了“三农”研究只有以人为本,才能从根本上科学解释中国式“三农”问题演变、发展的内在规律。

五是农村改革双重目标论。以农业家庭联产承包制为开端和中心环节的中国农村体制改革,从突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体制开始,改革的目标或任务似乎就是破除计划经济体制或产品经济体制这一重目标。但我认为单项改革说不妥、不准确。我国农村改革作为一种建立在农村商品经济相当不发达基础上的改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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