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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理学集大成者——朱熹

——蒙培元全集 · 卷2 · 第一章

更新时间:2022-04-10 23:22:55
作者: 蒙培元 (进入专栏)  

  

一、朱熹哲学的产生及其历史地位

   理学是我国古代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即宋元明清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潮。它产生于北宋,完成于南宋的朱熹,朱熹之后,又经历了长期的演变。本书所要讨论的问题,即理学的演变和终结,就是指朱熹理学而言。这种演变是以唯物主义者王夫之等人对理学的批判和清算而告终。

   朱熹是我国哲学史上一位重要的哲学家,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哲学体系庞大而精密,在宋以后的哲学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它不仅作为官方哲学,统治人们的思想达七百年之久,而且作为一个庞大的理学体系,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南宋以后,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和朱熹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各派哲学家,不管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进步的还是保守的,他们所讨论的哲学问题,几乎无不在一定程度上和朱熹哲学有关。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朱熹哲学影响之深远;同时还说明,这个哲学体系具有复杂的性质,多方面的意义。南宋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学者为研究这些问题,进行了可贵的努力,作出了很大成绩。今天在这些方面仍有极其广阔的研究余地。

   理学,作为一种思潮,滥觞于北宋初年,由范仲淹、欧阳修以及胡瑗、孙复、石介等人开其端,逐渐形成一股批判魏晋隋唐以来的佛、道哲学,复兴儒家学说的思想洪流。因此,有人把它称为“新儒学”运动。这种思潮到北宋中期达到第一个高潮。当时涌现出一批为后人公认的理学家,主要是程颢、程颐,再加上张载、周敦颐、邵雍等人,被称为“北宋五子”,他们从不同角度探讨所谓“天地万物之源”,“道德性命之源”以及“天人之际”等哲学根本问题。他们以儒家的六经,特别是《周易》以及孔、孟和《大学》《中庸》等著作为根据,建立自己的理论,重新恢复儒家权威,以对抗佛教思辩(“辩”、“辨”二字在中国古代哲学里是可以通用的)哲学。同时,却又不同程度地吸收、融合了佛、道思想。这一思潮比较活跃,把中国哲学史推向又一个兴盛时期。

   在理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有不同派别的相互影响和斗争。其中,最主要的当然是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斗争,以及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斗争。但是,这种斗争同时又伴随着相互吸收、渗透和转化。周敦颐被认为是理学的实际开创者。这种看法是从朱熹开始的,应该说是有相当理由的,因为周敦颐提出的“无极而太极”的系统的宇宙发生说,以及无欲、主静等道德性命说,已经初步地把佛、道思想和儒家学说结合起来,在理学的形成过程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邵雍根据道家的“先天图”,提出了他的“先天象数学”,构造了一个包括自然界和人类历史在内的世界图式,特别是提出了“元、会、运、世”的历史发展说,在理学思潮中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的学说,虽然带有明显的发生说和象数学的特点,但同时也提出了理学的基本问题,因此是理学形成中的过渡人物。张载是理学中的重要人物,也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他批判了佛教“以心法起灭天地”的空寂说及道家“无中生有”的本无说,提出了“太虚即气”的气本体说,但是在他的哲学中也有很多唯心主义的命题。二程是唯心主义理学的真正建立者,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周敦颐的道德性命说,却否定了他的万物生成说;接受了张载的心性说,却否定了他的气本体说。他们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唯心主义理本体论。程颢说:“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1] 从理学的形成发展来看,这话是不错的。二程在理论上的最大创造是,提出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问题,确立了“形而上”的理本体论思想。但他们着重讨论的仍然是人伦道德问题,还没有就“天地万物之源”展开全面论述。两人的思想倾向也略有不同。程颐强调理气、道器相分,程颢则强调二者相即。程颐强调理是客观精神;程颢则强调“心即理”、“心即天”,主张“仁者浑然与天地万物一体”,着重讲内外合一之学。而程颐在他的主要著作《程氏易传》中提出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以及“性即理也”等思想,却是理学的重要命题。

   这些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便产生了朱熹哲学。一般认为,朱熹主要继承了二程思想,特别是程颐思想,故称程朱理学,这是对的;但仅仅这样看待朱熹哲学,是很不够的。朱熹作为理学集大成者,绝不仅仅继承和发展了二程,他兼采众说,“综罗百代”,全面继承和发展了理学思想,从而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理学体系,可说是对北宋以来的理学思潮进行了一次全面总结。朱熹哲学虽以二程为基础,却同二程有很大区别。对于理学来说,朱熹所从事的绝不只是绍述,更重要的是创造。

   第一,他把二程哲学思想中的不同倾向统一起来,吸收并容纳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之内。他的以理为本体的思想以及“性即理”、“格物致知”等思想,固然是继承、发展了程颐学说,但他同时又很强调心的作用,他的“心与理一”的思想显然是自程颢发展而来,他的仁学思想与程颢的关系尤为密切。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二程思想的一个总结。

   第二,他批判地吸取了张载的气化学说,第一次全面地讨论了理气关系问题。二程虽然提出了理本体,否定了张载的气本体,但对于理气关系问题讨论不多,对于气的学说并不重视,朱熹就大不同了。他不仅讨论了理气关系问题,而且提出了系统的气化学说。他的思想比二程完备得多。

   第三,二程虽是周敦颐的学生并继承了周敦颐的道德性命说,但对于周敦颐的“无极太极”说却保持沉默,一字不提。朱熹出于建立理学体系的需要,继承、发展和改造了周敦颐的太极说,提出“太极阴阳”说,把太极说成是宇宙的最高本体。这就大大发展了二程的“天下只是一个理”的思想,并克服了二程只侧重于人伦道德之理的局限性,把太极之理说成是整个自然和社会的精神本体,并且建立了理有层次的“理一分殊”学说。

   第四,二程对邵雍的象数学,同样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朱熹则不然。他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吸取了其中的“一分为二”的方法和“元会运世”的历史哲学,从而丰富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他的“易学”思想并不完全承袭程颐,而是大量吸收了邵雍思想,朱熹后学大都是这样看的。

   第五,对于佛、道思想,虽说理学家几乎无不“出入佛老”,但二程显得比较粗糙。程颢不讳佛,程颐却俨然“儒者高蹈”,以继承儒家道统自居。然而二程后学却多流于禅学,杨(时)、谢(良佐)、尹(焞)、游(定夫)之徒,除尹焞之外,都公开谈禅。朱熹虽然是二程四传,却对此极为不满。这并不是说,朱熹没有吸收佛学思想,恰恰相反,他和谐地吸收了佛学的思维成果,融会贯通,使之成为他的哲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却又坚持了儒家立场,从理论上批判了佛学。此外,他还通过周敦颐等人,吸收了道家的不少思想。这一点也是二程所缺少的。

   总之,朱熹哲学,无论从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超过了二程,它是对理学思想的一次系统的、创造性的总结。正因为如此,他才被称为“集大成者”,成为理学的代表人物。所谓集大成,绝不是简单地兼收并蓄,将各家思想拼凑在一起,而是经过批判、改造和扬弃,把各种思想加以锻造,熔为一体,构造出一个有系统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用最概括的语言来说就是以理为最高哲学范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这个体系的每一组成部分无不出于先儒,但却是他自己在前人的思想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精密的理论创造的结果。

   朱熹作为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其思想可谓“博大精深”。他不仅“集诸儒之大成”,完成了理学体系,而且有广博的历史知识和社会知识,又是一位多方面的学术大师。他对自然科学知识尤其重视。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吸取了大量的自然科学成果,这就使他的哲学理论水平远远超过了前人。我国宋代,科学技术发展取得了重要成果,这时,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三大发明已广泛传播并先后驰名中外,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地理、医学等科学都有重要发展,走在世界前列。当时,出现了像沈括这样的著名科学家。这些对朱熹哲学的产生起了重要作用。由于朱熹能够吸收并运用自然科学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哲学,因而在他的哲学中包含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合理因素。

   朱熹哲学,归根到底是历史的产物,反映着时代的需要。宋朝建立后,结束了国家长期割据分裂的局面,封建生产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调整,出现了社会的相对稳定,社会经济的发展获得了有利条件。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有较大发展,工商业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但是,另一方面,宋王朝一建立,就陷入“积贫积弱”的局面,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一直很尖锐。如何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一开始就成为摆在封建阶级思想家们面前的重要任务。为了解决当时已经很尖锐的社会矛盾,为了封建制度的根本利益,北宋初中期,出现了一股社会改革的思潮,理学就是在这种思潮下产生的。封建统治者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同时,也很重视思想统治的作用,他们认为,佛教哲学并没有能够挽救唐末五代的分裂和灭亡,而韩愈提出的儒家道统论,这时逐渐受到了重视。因此,提倡“儒术”以取代佛教思想的统治地位,就成为理学产生的直接原因。

   南宋以后,中原沦丧,社会矛盾进一步发展,人民负担沉重。朱熹作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从政近十年,在朝廷四十余日,他反对“和议”,主张收复中原,并主张实行改革以限制“豪强猾民”的土地兼并,减轻人民的负担,这说明他在政治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后来,他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强调“整顿纪纲”上,这固然说明他的政治态度多少有些变化,同时也说明封建统治的衰败,恢复统一的主张已难以实现。但他维护封建制度的立场并没有变,他虽有正视现实,主张改革的一面,同时又强调儒家思想的统治作用以缓和阶级矛盾。他的哲学思想就是这种历史条件的产物。它既适应了封建社会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同时又有实行改革以调整封建关系的一面;既是强化思想统治的精神工具,又是人类认识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总结。

   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在当时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学派。它与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学派,陈亮、叶适为代表的功利学派,展开了热烈的辩论。这是北宋以来学术思想活跃的继续,形成理学发展中的第二个高潮。南宋以后,朱熹哲学取得了统治地位,成为官方哲学。但在理学内部又开始了新的演变和分化。

   朱熹的哲学体系,虽然是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但这并不是说,在这个体系中没有任何矛盾。朱熹作为理学集大成者,既要把各种不同倾向的哲学思想,经过改造,容纳在一个庞大体系之中,同时也就为自己提出了一个极其困难的任务。作为一个哲学家,他完成了一个唯心主义理学体系。但是由于历史的和认识的根源,在这个体系中,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简单地说,在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体系中有两个最基本的矛盾。一是理本体论同气化学说的矛盾,即唯心主义体系同唯物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一是理本体论同心本体论的矛盾,即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同主观唯心论思想的矛盾。此外,方法和体系之间也有矛盾,最明显的是他的“格物穷理”说同“明明德”的根本目的之间的矛盾。就是说,在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包含着某些唯物主义因素,同时又有主观唯心论的思想。这些矛盾是朱熹本人无法解决的。这就决定了朱熹哲学必然要分化。

   事实上,朱熹哲学向三个方向发展。一是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的发展,继承这一思想的是理学的正统派,他们在理论上没有什么贡献。二是向心学主观唯心论发展,从南宋末年到明中期,这一派占了很大势力。三是向唯物主义转化,这一派是理学的批判者,他们对朱熹理学体系进行长期的批判和改造,终于发展岀唯物主义哲学。这一派在明中期以后,特别是明清之际,有很大发展。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看,前一派理论意义不大,主要是后两派的演变和发展。研究这种演变的过程及其规律,对于深入解剖朱熹哲学体系以及揭示中国哲学史发展的规律,或许是有益的。

理学体系的演变和分化,除了理论本身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还有其社会历史根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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