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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思维的贫乏,贫乏的思维 ——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质和困限

——蒙培元全集 · 卷1

更新时间:2022-04-09 23:18:10
作者: 蒙培元 (进入专栏)  

  

对传统文化的深入讨论,必将涉及思维方式的问题,要解决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问题,也应当从传统思维方式入手。因为思维方式不仅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它的最高凝聚或内核,换句话说,它是一切文化的主体设计者和创造者。

思维模式对文化的塑造力

   很多人开始从哲学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传统文化问题,这无疑是重要的,也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但是无论创造文化还是理解文化,都不能离开思维方式这个关系到文化主体的重要问题。所谓文化的历史“积淀”,所谓“文化心理结构”,怎样形成的?除了社会心理即历史根源之外,还有什么更重要更直接的内在原因?任何文化现象(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从事文化活动的社会主体创造的,传统的文化价值观,也是由社会文化主体的需要所决定的。在我们这个民族的长期发展中,既然有一个被称为文化传统或传统文化的东西,那这个社会的文化主体又是用什么方式创造和评价一切文化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就不能不从思维方式问题开始。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传统思维决定了传统文化。

   这当然不是说,传统思维方式是先验的或自来如此的,恰恰相反,它也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但是,当一定的思维方式形成并且被普遍接受之后,它就有其相对的稳固性,成为一种不变的思维结构模式、程式和思维定势,或形成所谓思维惯性,并由此决定着人们“看待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实践和一切文化活动。这种稳定不变的思维结构模式和程式,就是传统思维方式,它是传统文化的母胎。作为社会主体共同接受的思维模式,如同中国的语言结构一样,具有“共时性”特点。

   我们所理解的思维方式,主要是从认识意义上说的,也就是从哲学认识论的层次上说的。但这是一种广义的认知,不仅包括主客体的对象性认识,而且包括本体论的存在认知和评价认知,既包括自觉的理性认识,也包括非自觉的非理性认识。思维就其本来意义而言,是一种认识过程或心理活动,但是任何认识过程或活动,都必须从一定的既成的思维模式出发,按照一定的思维程序或定势才能进行,不管是个体的还是社会群体的。这种“共时性”的思维方式在“历时性”的发展中,保持自身不变并深入人们的心里,由自觉的思维活动变成不自觉的习惯性思维,由自觉的意识变成不自觉的无意识或潜意识,就是所谓深层的心理结构。总之,心理结构是从社会心理学或文化人类学的意义上说的,思维方式则是从哲学认识论或逻辑结构的意义上说的,二者不可能截然分开,但是又有层次上的区别。

   我这里所说的传统思维方式,主要是指古代而言。

   如果说,传统思维方式有一个最基本的特征,那么在我看来,这就是经验综合型的主体意向性思维。就其基本模式及方法而言,它是经验综合型的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就其基本程序和定势而言,则是意向性的直觉、意象思维和主体内向思维,二者结合起来,就是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其他种种特点,都是在这一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形成的。就经验综合性特征而言,它和西方的所谓分析思维是对立的;就意向性特征而言,它确乎有点像现象学,但它并没有现象学那样的意识“还原”和“悬搁”。它不仅承认对象客体和本质、本体是存在的,而且把自我和自然本体合而为一,构成了一个整体系统。我们说传统思维是意向性思维,只因为它从根本上说是价值论的或意义的,而不是认知型的或实证论的。

囿于经验内容,缺乏理论分析

   传统思维同经验和实践有密切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实践经验性思维。

   任何思维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实践,只能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如同古代农业社会不可能产生近代工业社会的思维一样。但这是就一般社会实践而言,另一方面就思维本身而言,它又有其相对独立性、能动性。它除了实践的目的和内容之外,有自身纯理性的活动和内容,因此能走在实践的前面,提供更一般的理论,也能够预测。传统思维却是和实践同一的,不可分的,离开实践不能有独立的理论思维。在中国古代有所谓“前识”的争论,道家和法家都是反对前识的(墨家例外),儒家《周易》如果说有预测性思维,那也是带有占筮的神秘性,后来的谶纬之学则完全是神秘主义的。儒家基本上不讲前识和思辩,只讲“践履”,即实践性思维。

   中国传统思维之所以没有走上纯思辩的理论化道路,就因为它同实践始终没有分开,处在直接的联系中。它主张一切为了实践,“讷于言而敏于行”[1],“极高明而道中庸”[2],“精义入神,以致用也”[3],“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思维离开当下的实践目的及活动,被认为是“不经之言”、“荒诞之词”。惠施、公孙龙之所以受到众口一词的批判,就因为他们只讨论名实、概念一类问题,而不能给人带来实际用处,即不能直接受用。正因为如此,以概念分析为特征的纯粹理性思维,在中国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而以“知行合一”为特征的实践理性思维形成了强大的传统。

   应当指出的是,传统思维所强调的实践,主要是个人的道德实践和生活实践,特别是有关身心修养的实践,而不是自然科学实验。如果说孔子的“仁智”之学强调思维和实践的联系,那么孟子实际上提出了思维和实践合一说,他的“心之官则思”,与其说是强调思维的能动性,不如说是把思维同修养合而为一、把“尽心知性”和“存心养性”合而为一。荀子最重视“知虑”之思,心思可以“出令而无所受令”,但他仍把行看作是第一位的,“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4]。这“知”是指仁义之知,“行”是指圣人之行,“唯圣人不求知天”[5],说明他并不是以认识自然而是以道德实践为其思维的根本任务。道家老子主张“不行而知天下”,庄子主张无心而“体道”,玄学家主张“体自然”,都提倡玄思,但这同个人的实践体验也是分不开的,并不是纯理性的思维。佛教禅宗的定慧双修,“以定为体”,更是把修养实践提到第一位。理学思维都是以“笃实践履”为目的,王阳明的“知之真切笃实处即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知”[6]的知行合一说,是对传统思维实践特征的最高总结。所谓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实践,不过是它的进一步扩大和应用而已。

思辩与道德两位一体

   这和西方的实用主义者有某些相似,但并不完全相同。比如皮尔士的“实用主义意义论”,重视对语言的分析,重视科学假设和实验观察;詹姆士的“实用主义真理论”,把理论思维变成了实用工具,并与信仰相调和,但他强调经验的实证性,而他所谓经验是中性的;杜威很强调“在实际经验中保证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主张把逻辑和伦理结合起来,把“对事物本质的信念”和“对价值的信念”结合起来,以此反对单纯的逻辑分析思维,但他仍提倡逻辑上的演绎法和科学假设等理论思维的重要性。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思维,则是以伦理主义为核心的实践性思维,它把人的思维同道德实践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思源于行而行中有思,二者是不能分开的。因此,对所谓纯粹思辩的理论思维一向是不感兴趣的。

   这同西方所谓“实践理性”也不完全相同。西方古代的苏格拉底、柏拉图提出“善”的原则,但他们重视辩论和概念分析,亚里士多德提出“四因论”,用目的因解释善行原则,因而同形式因有了区别。直到康德提出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判断力的区分,实践理性便同自由意志联系起来,并发展出所谓道义论、责任论的伦理学。现代西方有所谓目的论和责任论的区别,前者与心理学相联系,后者与先验论相联系。而中国的传统思维则从来没有把理论思维和道德意志区别开,也没有把心理学与先验论区别开,道德理性既是心理的(心理经验),又是先验的(形上本体),理论思维和意志行为是合而为一的。

   它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念似有某种联系,但也有重大区别。马克思主义所讲的实践观点,强调在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改造人自身,并否定了思维的先验原则,而传统思维则强调人的自我改造、自我完善,并在自我改造中实现人和自然的统一。因此,它是内省的而不是外向的。

理性与感性纠缠不清

   与此相应,传统思维同经验保持着直接的联系,经验不仅是思维的直接来源,而且是它的重要内容,就是说,传统思维既有间接性特点,又有直接性特点,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既是理性的,又是感性的。

   中国古代传统思维方式是在生活经验中形成的,其有大量的经验内容,因而缺乏概念的明晰性和抽象性。道家提出的“道”,作为思维原则,的确比较抽象,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和生活经验分不开,道不仅是自然界的总规律,而且是社会政冶的总原则,又是个人养生的根本法则,什么都可以包括在内,到处可以应用,它是“万物之宗”,又是“有物混成”,“冲而用之或不盈”[7],掌握了道,既可以“治大国若烹小鲜”,亦可以“长生久视”。道作为普遍原则,只能用大量实例说明其正确性,而不需要逻辑推理和证明,也没有“类”的区分,因为它包括了一切。

   儒家《易传》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提出了一个“范围”天地万物的思维模式,并由后来的理学家系统化,建立了形而上的范畴体系,但形而上者始终没有脱离形而下者。它和西方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形而上学”并不一样。一方面它是超验的,另方面却又是经验的;一方面形上与形下之间“界止分明”(朱熹语),另方面却“道即器,器即道”,道器不分。其他如理气、体用、太极、阴阳、动静、性情等范畴,无不如此。“在形而下者之中穷其形而上者之理”,“下学而上达”,这就是它的基本方法。它并不是纯粹概念化逻辑化的范畴系统,因为它是直接从经验中综合抽象出来的,没有什么中间环节或中介,离开感性经验,所谓形而上者,决不能独立存在。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不离不杂”说,就是典型。至于心学派,则更是形而上下一以贯之。传统的理性思维,始终没有摆脱感性经验的“纠缠”。

   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它的优点,因为它重视经验归纳而反对纯形式的概念演绎,但由于它只着眼于整体结构而忽视概念的分析,只强调概念的内涵而不重视它的外延。因此,它只是对感性经验的抽象综合而缺乏概念的明晰性,它既不是概念的形式化,也缺乏经验的实证性。这一点影响到各个方面,包括自然科学方面。比如与人体生命直接有关的中医学以及与农业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天文学,确有丰富的经验内容,但是缺乏理论分析,其他科技虽然走在当时西方的前面,却没有总结出系统的理论。总之,它是经验综合型的求同思维,而不是逻辑演绎型的求异思维,即重视从经验中归纳出共同原则,而不是提出公理预设,再演绎出不同结论,并在经验中证实。

求稳防变因循保守的整体观念

   经验综合的结果是,把人和自然界(包括社会)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因而表现为整体思维。在这一思维框架中,道、气、太极、理是代表这一整体或全体的基本范畴,阴阳、五行、八卦等等则是这一整体的基本构成要素。

   传统思维强调结构–功能,而不是实体和元素,这一点已被许多研究所承认。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传统思维是一种有机论的整体思维,它把自然界看成是一个自组织的有机系统,构成这个整体系统的又有许多小系统,以至于每一构成要素各自又是一个小系统,整个宇宙自然界就是由这样的部分所构成的系统化整体。

《周易》提出了整体论的初步图式,把一切自然现象和人事吉凶统统纳入由阴阳两爻所组成的六十四卦系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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