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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

——蒙培元全集 · 卷1

更新时间:2022-04-09 23:13:52
作者: 蒙培元 (进入专栏)  

  

   对传统文化的深入讨论,必将涉及思维方式的问题,因为思维方式不仅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它的最高凝聚或内核。换句话说,思维方式是一切文化的主体设计者和承担者。

   任何文化现象(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从事文化活动的社会主体创造的,传统的文化价值观,也是由社会文化主体的需要所决定的。在我们这个民族的长期发展中,既然有一个被称为文化传统或传统文化的东西,那么,这个社会的文化主体又是用什么方式创造和评价一切文化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就不能不从思维方式问题开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思维决定了传统文化。

   这当然不是说,传统思维方式如同文化史上所说的“先天图”那样,是先验的或自来如此的,恰恰相反,它也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但是,当一定的思维方式经过原始选择(这里有复杂的原因并具有极大的偶然性,不详述),正式形成并且被普遍接受之后,它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成为一种不变的思维结构模式、程式和思维定势,或形成所谓思维惯性,并由此决定着人们“看待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实践和一切文化活动。这种稳定不变的思维结构模式和程式,就是传统思维方式。它是传统文化的母胎。作为社会主体共同接受的思维模式,如同中国的语言结构一样,具有“共时性”特点。

   我所理解的思维方式,主要是从认识意义上说的,也就是从哲学认识论的层次上说的。但这是一种广义的认知,不仅包括主客体的对象性认识,而且包括本体论的存在认知和评价认知,既包括自觉的理性认识,也包括非自觉的非理性认识。思维就其本来意义而言,是一种认识过程或心理活动,但是任何认识过程或活动,都必须从一定的既成的思维模式出发,按照一定的思维程序或定势才能进行,不管是个体的还是社会群体的。这种“共时性”的思维方式在“历史性”的发展中,保持自身不变并深入人们的心里,由自觉的思维活动变成不自觉的习惯性思维,由自觉的意识变成不自觉的无意识或潜意识,就是所谓深层的心理结构。总之,心理结构是从社会心理学或文化人类学的意义上说的;思维方式则是从哲学认识论或逻辑结构的意义上说的,二者不可能截然分开,但是又有层次上的区别。

   我这里所说的传统思维方式,主要是指古代而言。

   如果说,传统思维方式有一个最基本的特征,那么在我看来,这就是经验综合型的主体意向性思维。就其基本模式及其方法而言,它是经验综合型的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就其基本程序和定势而言,则是意向性的直觉、意象思维和主体内向思维,二者结合起来,就是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其他种种特点,都是在这一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形成的。就经验综合性特征而言,它和西方的所谓理性分析思维是对立的,它倾向于对感性经验作抽象的整体把握,而不是对经验事实作具体的概念分析;它重视对感性经验的直接超越,却又同经验保持着直接联系,即缺乏必要的中间环节和中介;它主张在主客体的统一中把握整体系统及其动态平衡,却忽视了主客体的对立以及概念系统的逻辑化和形式化,因而缺乏概念的确定性和明晰性。就意向性特征而言,它突出了思维的主体因素,而不是它的对象因素,但这种主体因素主要是指主体的意向活动及其价值判断,而不是认识主体对客观实体的定向把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确乎有点像西方的现象学,但它并没有现象学那样的意识“还原”和“悬搁”,它不仅承认对象客体和本质、本体是存在的,而且把自我和自然本体合而为一,构成了一个整体系统。我们说传统思维是意向性思维,只因为它从根本上说是价值论的或意义论的,而不是认知型的或实证论的。

   经验综合的最终结果是,把人和自然界(包括社会)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因而表现为整体系统化思维。在这一思维框架中,道、气、太极、理是代表整体或全体的基本范畴;阴阳、五行、八卦等等则是这一整体的基本构成要素。传统思维强调结构–功能,而不是实体和元素,这一点已被许多研究者所承认。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传统思维是一种有机循环论的整体思维,而不是机械决定论的整体思维,这一点同西方古代的整体思维是有区别的。它把自然界看成是一个自组织的有机系统,构成这个整体系统的又有许多小系统,每个系统又由不同部分所构成,整个宇宙自然界就是由这样的部分所构成的系统化整体。

   《周易》提出了整体论的初步图式,把一切自然现象和人事吉凶统统纳入由阴(--)阳(—)两爻所组成的六十四卦系统,并且具有初步的时空态和自我调节作用,但它和占筮等宗教迷信尚未分开。《易传》进一步提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整体观,和空间方位、四时运行联系起来,以“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有机论为其轴心,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论的思维模式,为整个传统思维奠定了基础。道家所说的“混沌”和“朴”,也是原始未分化的整体。混沌和朴的破坏,便出现了世界和万物,开始从无序走向有序。后来,八卦和混沌思维被太极(道、理)和阴阳五行思维所代替,标志着有机整体思维模式的正式完成。经过两汉经验论和玄学、佛学的本体论,直到理学范畴体系的完成,这一思维方式基本上没有改变,而是更加完善了。

   “天人合一”是这种整体思维的根本特点。它不是自然机械论或因果论,而是有机生成论和目的论(并非西方那样的神学目的论),即不是把人和自然界看作一架自动机,而是把人和自然界看作一个互相对应的有机整体。“天地以生物为心”,“道体流行”,具有“生意”,自然界是一个有结构–功能的统一整体,人则“以天地生物之心为心”,从而能“为天地立心”,人既是自然界的产物,又是这一整体的具体体现。人和自然界不是处在主客体的对立中,而是处在完全统一的整体结构中,二者具有同构性,即可以互相转换,是一个双向调节的系统。它也不是西方那样的身心二元论,把精神和物质、灵魂和肉体看成两个实体,而是身心合一、形神合一的结构–功能系统,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是完全统一的。表现在思维模式上,虽然有形上与形下、体和用之分,但形上不离形下,本体不离作用,浑然一体,不能区分。

   在传统思维中,儒道两家都主张“天人合一”,道家倾向于把人自然化,儒家倾向于把自然人化,但他们都认为,人和自然界是一气相通、一理相通的。老子的“四大”,《易传》的“三才之道”,是这种整体思维的早期表现,而董仲舒以阴阳五行为框架的天人感应论,则提出了更加系统更加完备的整体模式,对后来的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理学家的宇宙模式和“天人一理”、“天人一气”的“天地万物一体说”,正是这种整体思维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应当指出的是,这种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整体思维,并不是以认识自然为目的,而是以实现真善美合一的整体境界为最终目的,因此它导向了主体意向性思维,而不是对象性认知思维。

   如果说,整体思维是横向思维,那么,它的纵向发展则表现为辩证思维。传统思维并不重视形式逻辑的无矛盾或同一律(即A是A,不是非A),却善于发现事物的对立,并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即A既是A,又是非A),以此求得整体系统的动态平衡。老子的“反者道之动”,被看作是重要的思维原则,一切都处在对立中,一切对立又是转化的,所谓“以柔弱胜刚强”,并不是不要转化,而是为了转化,这正是人生经验的总结。庄子不但看到了对立和转化,而且用无待的“道枢”超越一切对立,取消一切转化,实现绝对统一。《周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把阴阳“相摩”、“相荡”看作是发展的内在动力,用“阴阳不测”表述这种变化。这一切在以后的发展中,又被归结为“无独必有对”、“物极必反”和“一”与“两”的命题。但是这种辩证思维一方面说明了整体系统的有序化原则,另方面却又是一个封闭的循环系统。老子的“吾以观复”、“复归其根”,《易传》的“复其见天地之心”,直到阴阳相推、五行相生的自然历史演化论,都把自然和社会的发展看成是无限的往复循环,在思维方法上,则表现为循环论证、阴阳互补、天地互为根、一两互为因果,如此等等。

   重要的是,一切对立都以统一、和解为最终结果。它缺乏对立的冲突和批判否定精神,表现了传统思维求稳防变的重要特征。老子一方面主张对立转化,另方面却以“和”与“常”为最高原则,“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1],“和其光,同其尘”,即在对立中求和解,在动中求静。儒家则更强调和谐统一,孔子的“扣其两端用其中”以及无过无不及的“中庸”观,就是以调和对立,实现中道为原则。《易传》最主张对立冲突,但“天尊地卑”、阳尊阴卑的地位却是不变的。传统思维的原则是,在对立中求统一,在变化中求不变。“常道”作为思维的根本原则,居于对立之上,一切对立和变化都是在这一原则下的自我调节。因此,万变不离其宗。其根本目的,是维持整体自身的平衡、稳定和常态,这就是整体稳态平衡的思维方式或模式。

   整体结构作为思维的基本模式固然是在经验综合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必须经过思维的飞跃或超越,才能进入整体或全体,这就是直觉思维所要解决的。因此,直觉思维是传统思维的重要特征。

   传统思维的整体模式即“大全”,既不能用概念分析,也不能用语言表达,无论是庄子的“道”、玄学家的“自然”(无),还是理学家的“太极”,以至理、气、心、性,都是如此,因此对整体的把握,只能靠直觉顿悟。它既不同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的直觉,也不同于笛卡儿的理性主义直觉,它是中国人所特有的超理性的体验式的直觉。

   直觉思维的特点是整体性、直接性、非逻辑性、非时间性和自发性,它不是靠逻辑推理,也不是靠思维空间、时间的连续,而是思维中断时的突然领悟和全体把握。这正是传统思维的特点。就是说,它不是以概念分析和判断推理为特点的逻辑思维,而是靠灵感,即直觉和顿悟把握事物本质的非逻辑思维。这当然不是说,它不运用逻辑思维,而是说,它不是自觉地或有意识地运用逻辑思维,而是把直觉作为认识本质、本体的主要方式。道家最先提出了直觉思维的问题。“道”作为无形无名的“常道”或“莫得其偶”的绝对,是不能用名言、概念所能认识的,只能靠直观或体悟。庄子的“心斋”、“坐忘”,就是提倡“唯道集虚”、“同于大通”的超理性直觉。“心斋”是排除一切知识之后,对于“道”的全体把握;“坐忘”则是自发状态下的神秘直觉。道家的反逻辑主义倾向是明显的。儒家虽然提倡“学思”、“慎思”、“类推”、“思通”,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了逻辑思维,但其“一以贯之”、“下学而上达”、“反身而诚”,也有直觉思维的成分。

   在直觉思维的发展中,中国化的禅宗起过重大作用。禅宗吸收了庄子和玄学的方法,并与佛性本体论相结合,提出“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顿悟法,把直觉思维发展到极点,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它强调刹那间的非逻辑的直接解悟,主张扫除一切思虑和语言,取消一切概念性认识,提倡完全的自发状态,以“无念为宗”、无思为思,在超时空非逻辑的精神状态下实现绝对超越,进入本体境界,这被认为是最高的智慧。这不仅是逻辑思维的中断,而且是任何空间和时间思维的中断,这种“超言绝虑”的直觉顿悟,虽然同儒家的自我超越有所不同,但这种思维方式却被理学家吸收了。

理学家以“太极”大全为本体存在,包含了宇宙人生的一切真理,不管这个本体被说成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实际上都是先验的。对这个本体的认识,也是通过直觉顿悟实现的。理学家的“格物致知”、“即物穷理”,都很强调“思”的作用,但最后都要经过顿悟这个环节,才能完成心理合一、天人合一的整体认识。只是理学派把经验知识的积累作为必要条件,最后实现“豁然贯通”,即由渐而顿;心学派则主张当下承当,“立其大者”、“点铁成金”。这种直接简易的思维方式,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求简捷而少推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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