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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

——蒙培元全集 · 卷1

更新时间:2022-04-09 23:13:52
作者: 蒙培元 (进入专栏)  
靠灵感而非逻辑,重直觉而轻论证,这就是传统思维的重要特点,这一点在现实中还能常常看到。

   直觉在思维中的作用,决不可忽视,它是逻辑思维所不能代替的,是一种创造性思维。这一点已受到现代思维科学的重视。但它必须同逻辑思维相结合,以逻辑思维为前提,才能发挥其创造性作用。中国传统的直觉思维恰恰缺少逻辑思维作为前提条件,因而具有整体的模糊性和神秘性。

   与直觉思维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还有意象思维,这也是传统思维的重要特征。它是从具体形象符号中把握抽象意义的思维活动,集中地表现在“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其言”[2]以及“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3]等命题中。《周易》为传统文化奠定了基本的思维模式,其中也包括意象思维。由阴阳、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组成的卦象,既是一个整体结构系统,又是一个象数符号系统,即由象数符号表现其整体意义。这里所谓象,不完全是具体形象,它是代表某种意义的卦象或物象,具有借喻意义。因此,确切地说,乾、坤等等是象,说出或写出(文字)的乾、坤等等,则是言;所谓意,则是语言所指称,物象所代表的抽象意义。这里,言和象是“能指”,意是“所指”,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意义是思维的内容。传统思维并不重视语言的逻辑分析,却很重视语言所指称的抽象意义或本体意义;不重视运用逻辑语言,却很重视形象语言(玄学家称之为“妙言”)。在传统哲学看来,语言产生于物象,又是表达物象的工具。但物象又表现了无形无象的本体意义,语言只能间接地通过形象表达本体意义;语言本身只是符号,并无意义(言不尽意派),或者说,语言所指称的意义,必须通过“象”这个中介。所以中国人很重视“意在言外”、“意出言表”,也就是所谓“钩深索隐”。

   这种把感性形象与抽象意义结合起来的符号性思维,既不同于感性的知觉表象,又不同于理性的抽象概念,它是通过具体形象表现抽象意义的意象思维。中国语言的文字符号向来具有形象和意义双重特征(不能等同于象形文字),语法结构也比较特殊(它注重于主词而不是谓词),用这种文字表达思维,具有明显的“隐喻”特征和形象特征,即在形象符号中隐藏着某种意义,这意义也就是本体存在。在这里,符号和意义、形象和本体、思维主体和客体对象完全合一了。

   这种符号学的意象思维,除“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等表现形式之外,还通过图形和数学符号表现出来,所谓《周易》八卦先天图、后天图、洛书图、六十四卦方位图、圆图、方图、太极图、无极图等等,都是用数学符号组成的图象表现思维的(在民间还广泛流传着符篆一类符号图形)。这些数字图式被认为是思维信息的载体,具有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古代象数学,可说是意象思维神秘化的表现,言意之辩则是它的理论表现。

   此外,还有其他非语言的表现符号,如动作、表情和艺术作品等等。禅宗的“直指人心”(“心”指“本心”即真如本体),除了借用语言文字,还靠某种动作语言如“手足运奔”、“扬眉瞬目”和“棒喝”之类。这实际上是一些特殊符号,借助于这些符号,能使人突然猛醒,顿悟成佛。后来理学家有所谓“体用一原,显微无间”之说,如“鸢飞鱼跃”、“活泼泼地”、“万物静观”、“以觉为性”、“以物为体”,以及王阳明的“狂者胸次”及其后学的“良知现成”,都具有这种性质,即通过具体形象表现本体意义。所谓“眉头一皱”、“猛击一掌”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运用。

   总之,语言和符号只是表达意义的工具,只起桥梁作用,思维的真正目的在“得意”。得意需靠直觉顿悟,故不能执着语言,但又不能离开语言。因此,语言符号和直觉顿悟的关系只能是:“得意忘言”、“得鱼忘筌”。顿悟之前需要借助语言和形象符号,顿悟之后,这些都统统被扔掉了,这时,便进入了新的境界。

   意象思维是传统思维的重要特征,中国美学中的意境说、哲学中的境界说,都运用了这种思维方式,即借助形象符号,达到超越的本体境界。它对于文学艺术方面的影响就更大了。

   传统思维的一个根本特点,是本体以自身为对象的意向性思维,而不是以自然为对象的认知型思维,它从“天人合一”的整体模式出发,导向了自我反思而不是对象性认识。因此,它是内向的而不是外向的,是收缩的而不是发散的。

   按照传统思维,主体自身是宇宙的中心,人是万物的尺度,认识了自身,也就认识了自然界和宇宙的根本规律。道家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4],儒家的人“与天地参”以及“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5],都是从主体自身出发而又回到主体自身的意向思维。它不是把自然界对象化而是把自然界人化或把人自然化,不是在认识自然的基础上进行反思,而是在经验直观的基础上直接返回到自身,从主体原则出发建构思维模式。其思维定势是认识自我、实现自我、超越自我。超越了自我,便实现了“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如果能反身而思之,便穷尽了天地万物的道理,体验到真正的精神愉快,这就是最高的情感体验“乐”。儒家所追求的“孔颜之乐”,就是这种自我反思型的情感体验,这被认为是人生的最终意义和价值所在。从思维的角度看,这又是自我体验型的反思行为,渗透了情感评价的因素。

   在传统思维中,儒家的主体意向特征是明显的。道家重视自然,承认自然规律的存在,但是在“天人合一”的基本模式中,它并没有形成外向型的认知思维,而同样表现为内向型的意向思维,即在自我体验、自我直觉中实现与自然规律的合一。老子的“见素抱朴”[6],庄子的“体性抱神”[7]、“解心释神”[8]、“虚室生白”[9]都是存在认知或本体思维,即在自我直观或直觉中实现本体超越。玄学的“辨名析理”,虽主张概念分析,但最终是自我超越的本体思维,因此王弼承认有“不可名之理”,即自然本体。“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10]“自然”即人的本体存在,也就是人性。“论太始之原以明自然之性,……必求诸己。”[11] 即返回到自身。郭象主张实现“无心者与物冥”的“玄冥之境”,也是以“自知”[12],即自我认识为其思维的根本途径和定势。

   这同人性的认识和自我实现直接有关。儒家把社会伦理内在化,说成先验的道德人性。道家把超伦理的自然说成人性。理学实现了儒道合一,把伦理道德超越化,变成了自然本体。他们都主张自我认识、自我直觉、自我超越,通过意向性思维“创造”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实际上都和情感体验分不开。

   任何思维都不可能离开情感因素的参与和影响,它们是统一的,很难截然分开,这也是当代哲学所强调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以认知功能为主要特征的思维方式和情感体验没有任何区别。思维之所以不能和意识等同,就在于它是从认识的意义上说的。传统思维的特点,则是把认知和情感融合在一起,知、情、意处在合一未分化的状态,其中,情感因素起重要作用。这就使传统思维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使思维按照主观情感需要所决定的方向而发展。

   这里所谓情感,主要是从主体需要、态度和评价而言的。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思维,一贯很重视喜怒哀乐(有所谓“七情”)等情感需要,并由此产生好恶等情感态度,进而产生善恶、美丑等等评价。这些影响了思维的整个进程和方向,使之变成了主体意向性活动。这种基于情感需要而形成的意向性思维,所要解决的是价值选择问题而不是真假问题,是意义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先秦墨家和名家,或者是经验论的,或者是唯理论的,但他们都强调思维的认知功能而很少情感色彩,即不是以情感需要和评价,而是以事实和真假为其基本特征。但是真正对后世产生影响而被普遍接受的是儒道两家的思维方式。老子虽然提倡非情感的理性思维,但他所“非”的是儒家的社会道德情感,而不是自然情感,恰恰相反,他把情感和自然合而为一了。他否定仁义圣智,却主张孝慈,这就是证明。庄子和后来的玄学,虽有“无情”之说,但实际上并不是真正不要情感,而是出于情感而又超情感的本体体验,从根本上说它仍是意向性思维而不是对象性思维。至于儒家,不仅重视道德情感,而且把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所谓“四端”之情,提升为思维的基本原则,同道德命令合而为一了。思维的主要进程,是如何使道德情感升华为普遍的道德理性,变成内在的本质存在,确立人的意义和价值,实现自我体验、自我直觉,这就是存在认知。一切对象思维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的。它的特点是,使思维具有明确的方向,充满了热情和力量,但是由于它是从主体的价值需要出发的,因此表现为价值判断性思维而不是逻辑推理型思维。

   这一特征作为中国古代传统思维的主导方面一直被延续下来。理学家所强调的理性思维,无非是把内在的道德情感超越化,变成先验的本体存在,以诚、仁等范畴表现出来,因而具有本体论的特点。他们所谓的“体用性情”之说,“主一无适”、“静中体验”和“诚明两进”之说,都是把情感和认知合而为一,引向道德人性的自我评价、自我认识,从而实现与自然法则、宇宙本体的合一,也就是把情感体验和本体认知合而为一。其特点是突出了思维的主体能动性和自主性,但是由于把思维引向了自我体验型的意向活动,其结果是既限制了情感的正常发展,又影响了认知功能的发挥。一方面,情感需要被理性化,缺乏感性的原动力;另方面,思维受制于情感,缺乏智力结构的运用和操作。其极端化的表现是,或者以情感代替理性,或者以理性压制情感。

   这里还要谈谈历史思维的问题。谁都知道,中国文化有浓厚的历史意识,很重视回顾自己的历史,并善于从中引出所遵循的原则。这在思维方式上,不仅仅是社会历史观的问题,而且首先是文化历史观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传统思维表现了缺乏超越性和非批判的历史思维的特征。

   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形成和发展中,一直具有历史的崇拜意识而缺乏怀疑、否定和批判精神。如孔子以“述而不作”为思维原则,孟子则“言必称三代”。道家提出回到原始自然状态的“真人”文化,庄子的批判精神是以否定一切文明的姿态出现的。两汉以后,由于独尊儒术,儒家“六经”成为神圣的经典,对儒教的归依便代替了宗教信仰,等等。人们只能在既成的思维框架中进行再思维,不能有根本的改造和创新。历史上虽然出现过一些批判的思想家,但寥寥可数,而且变成了“罪人”。

   超前思维需要想象力和预见,创造性思维需要求异和探索,但二者都需要怀疑和批判精神,这些恰恰是传统思维所缺少的。只有墨家提出过以逻辑推理为前提的预测性思维,即所谓“前识”。道家和法家都是反对“前识”的,儒家基本上不讲“前识”和预测。如果说《周易》有预测性思维,那也是带有占筮的神秘性,后来的谶纬之学则完全变成了神秘主义。中国古代传统思维方式,虽然经过几个大的发展阶段,但基本上是在固有的思维模式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怀疑和批判精神。本来,辩证思维本身是批判的,直觉思维也是创造性思维,但在历史的发展中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前者服从于整体系统的稳定性需要,后者被主体思维定向为人生意义和价值的“创造”。这样就出现了思维方式的二律背反,一方面是理想主义的追求和自我超越,另方面却是对历史的迷恋即缺乏超越。这当然不能用思维自身的原因去说明,但思维惯性的力量也是巨大的。

这不仅是一个巨大的传统,而且是一种权威崇拜和信仰。正是由于这种崇拜和信仰,使思维的创造性功能受到压抑而不能发挥。两汉的经验思维吸收了科技成果,有不少科学因素,但由于对圣人和经典的崇拜,终于走上了谶纬迷信。玄学思维表现了解放精神,但它不得不把“圣人”放在他们所真正继承和发展其思想的老子之上,而他们的本体思维也没有超出道家“自然论”的范围。佛教本是“沙门不敬王者”的宗教思维,但它终于变成了不仅敬王者,而且尊王者的世俗化宗教。理学思维则把理性和信仰真正合而为一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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