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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朱之瑜

——蒙培元全集 · 卷1

更新时间:2022-04-09 21:54:05
作者: 蒙培元 (进入专栏)  

   朱之瑜是明清之际的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由于他长期流亡海外,后来客死于日本,因此,长期以来不为中国学者所知。但是,他在日本产生了很大影响,一直受到日本人民和学者的尊敬。他的哲学思想是当时时代的产物,富于批判精神,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一、朱之瑜的生平事迹

   朱之瑜,字鲁琪,号舜水,浙江余杭人。生于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他曾亲身经历了明朝灭亡的整个过程。他一生的经历是可歌可泣的。其生平事迹,大约可分为三个时期:明亡前为青年时期,也就是批判时期;明亡时为抗清时期;明亡后为日本讲学时期。

   (一)青年时期

   明亡前,朱之瑜在阶级斗争、民族矛盾的急风暴雨中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社会的动荡和急剧变化,使他看到明末封建政治的腐败,对封建官僚科举制持批判态度。

   朱之瑜出身于官僚士大夫家庭。父亲朱正,当过明朝的总督漕运军门。祖父三代均赐赠大夫。朱之瑜九岁丧父,“自幼食贫”[1],家境不好。少年时跟随同乡慈谿李契玄学习,后来跟松江华宁人朱永祐、张肯堂和常州武进人吴钟峦研究古学,擅长《诗》《书》,是南京儒学生,后为恩贡生。青少年时代的朱之瑜,抱有“经济之志”,立志用他所学的知识为社会服务。但成年以后,见“国事日非,世道日坏”,愿望难以实现,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他曾说:“仆幼学之时,固有用行之志,逮夫弱冠,不偶彼时,时事大非,即有退耕之志。”[2] 由于封建社会的衰落以及官僚制度的腐败,他逐渐产生了退出科举考试的想法。

   朱之瑜生活的明朝末年,封建制度的腐朽性已经全面暴露。社会危机四起,阶级矛盾尖锐。封建统治阶级疯狂地兼并土地,不断增加赋税,加紧了对人民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社会经济凋蔽,政治极端黑暗,人民生活非常痛苦。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激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声势浩大的农民大起义,经过长期酝酿,终于席卷全国,猛烈地冲击着摇摇欲坠的明王朝。与此同时,北方的国内民族矛盾也日益尖锐,满清贵族不断进行骚扰。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断激化的情况下,统治阶级内部勾心斗角,矛盾重重。这一切,使朱之瑜预感到,明王朝如大厦将倾,“不可为矣”,同时也使他认识到官僚士大夫统治集团的残暴、腐败和无能。他长期生活在统治阶级的中下层,对于劳动人民的遭遇有一定程度的同情,对官僚统治者的所作所为越来越不满,终于走上了批判的道路。四十岁时,他已下定决心,不去做官。但是,出身于仕宦家庭的朱之瑜,受到家庭环境的严重压力。为了应付差事,他不得不参加考试。但每次应试,“徒作文字游戏而已”[3]。他曾对妻子说:“我若第一进士,作一县令,初年必逮系,次年三年,百姓颂德,上官称誉,必得科道。由此建言,必获大罪,身家不保。自揣浅衷激烈,不能隐忍含弘,故绝志于上进耳。”[4] 这说明,他对明末的官僚政治已经由不满转向了批判。

   事实上,明末的封建官僚科举制,已经变成争权夺利的工具、欺世盗名者的进身之阶。当时的八股考试,以四书五经为内容,以朱熹的注解为标准,它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朱之瑜对于这样的科举制已经不感兴趣,并且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他比较关心社会,不求功名利禄;为人正直,不肯趋炎附势、阿谀奉迎。对于追逐利禄、热衷仕宦的社会风气,曾一针见血地指岀:“以八股为文章,非文章也。志在利禄,不过籍此干进。彼尚知仁义礼智为何物?不过钩深棘远图中试官已耳,非真学问也。”[5]

   在朱之瑜三十七岁左右时,有人带了家谱来,自称是朱熹的后裔,认朱之瑜为同族,承认朱熹是他们的先祖。朱之瑜当即查阅了家谱,发现基本相符,只有一世不明。同族人都同意。但朱之瑜严肃指出:“一世不明,则余不足据,……若能自立,自我作祖;弃其先德,则四凶非圣人之后乎?”就这样毅然予以拒绝。宋明以来,朱熹已成为封建社会的思想权威,知识分子以攀附朱熹为荣,朱之瑜却提出“不必攀附”[6],这件事足以表明他“务实不好虚荣,倔强不肯攀援”的性格与为人,少年时期“已然矣”[7]。

   (二)抗清时期

   明亡时,朱之瑜怀着强烈的民族正义感,积极参加了抗清斗争,是明末最有民族气节的封建知识分子之一。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明朝灭亡。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勾结清兵攻进北京,联合镇压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建立了清王朝。当时,明朝的残余势力拥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建立了南明小朝廷。东南方面,黄宗羲、张国维等知识分子又立鲁王朱以海为监国,建都杭州。另外,还有几个小朝廷相继建立。南明朝廷由马士英、阮大钺、方国安等人把持,他们不以民族利益为重,专以争权夺势、腐化享受为能,致使清军南下,到处虏掠烧杀,人民深受其害。朱之瑜面对明朝的灭亡和清军的南下,毅然投身到抗清斗争中去。但是他对南明朝廷已经失望,更不与马士英之流同党。他走上另一条抗清的道路。当时,南明朝廷为了装饰门面,也曾征用过朱之瑜,但是被他断然拒绝了。他说:“此时弘光初立,又非令主。倚昆者枢辅马士英,勋镇方国安。士英借台衡密勿之重,开西邸以卖官;国安总四十八万之师,拥中军而作奸。大将既系庸材,参赞都非佳士,仅逞炰烋之气,谁知堵御之方?”[8] 他清楚地认识到,依靠这些人决不会取得抗清斗争的胜利。

   其实,自崇袖末年以来,朝廷先后征用朱之瑜凡十二次,都遭到他的拒绝。他固然不满于当时的士大夫,耻与同列;但更主要的是,他认识到在当时情况下,即使有满腔热情,也无法改变局面。“此时天下大乱,宪纲荡然,前后不相闻知,外内不相炤会。……且救焚当豫筹于曲突之先,枝柱必无补于栋挠之后,不得不忍情辞逊,原非欲沽名养高。”[9] 他对当时的形势作出了比较清醒的估计,认为明朝的灭亡决不是偶然的。

   弘光元年(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朱之瑜在马士英等人的迫害下,流落海上。从此开始了长期的流亡生活,前后将近十五年。但是,他并没有消极悲观,而是为抗清事业积极奔走,热情筹画。这期间,他多次来往于日本、安南、暹逻等地,进行了大量的活动。他与舟山守将、经略直浙兵部左侍郎王翊等人深相缔结,想依靠舟山作根据地,实现恢复事业。因为王翊是一位抗清很坚决的爱国将士,曾于弘光三年(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聚义兵于四明山寨,永历三年(清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又与张名振、李长祥、张煌言等将士收复舟山,抗清声势为之大振。为此,朱之瑜曾到日本,“欲以王翊为主将,乡导而惜援兵也。”[10] 永历五年(清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清军终于攻破浙江,又进攻舟山,舟山守将多数牺牲,四明山寨陷落,王翊被擒身亡。当时朱之瑜正在海外。第二年他在安南得知王翊等人牺牲的消息后,极为悲痛,曾设祭悼念,祭词慷慨悲哀。此后,他每年八月十五日都要祭奠王翊等牺牲的将士,“闭门谢客,终身废中秋赏月”。

   永历六年(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朱之瑜在海上被清军包围。清军用武力相威胁,迫使他投降。但他誓死不降,反而置生死于度外,“谈笑自若”。他的这种精神感动了舟中之人,大家互相营救,脱险返回舟山。

   永历十年(清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朱之瑜再次到安南。当时,安南国王为应一时之役,要找个懂华文的人,朱之瑜不幸遭捕。安南君臣要他行跪拜之礼,他坚决不拜。国王大怒,以死亡来威胁,但朱之瑜“视死如归”,毫不屈服。国王见他凛然不可犯,转而用“太公佐周而周王,陈平在汉而汉兴”等话相诱,但朱之瑜不卑不亢,申以民族大义,予以拒绝。他在安南的遭遇,再一次表现了他的坚强性格和民族气节,他不愧是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他说:“仆事事不如人,独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似可无愧于古圣先贤万分之一,固与士子纸上空谈者异也。”[11] 他可谓言行一致,坚贞不屈。生当民族危难之秋,保持了海外赤子之心。一生遭遇坎坷,历尽艰辛,却更加表现了他的爱国精神。

   由于屡经挫折,朱之瑜的遭遇越来越艰辛,但他抗清的意志始终不变,恢复的决心至死不衰。他继续奔走海上,“雅有意于经历外邦,而资恢复之势”。他时时以国事为念,“欲审察时势,密料成败,故濡滞沿海,艰厄危险”[12],在所不辞。永历十二年(清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朱之瑜经由交趾到金门。当时郑成功、张煌言正会兵长江,准备抗击清军。朱之瑜亲自参加了会师,来往于两军之间。这是抗清以来较大的也是最后的一次军事行动。这次行动先后攻克瓜州、镇江,夺回二十多个府、县,取得了很大胜利,金陵(即南京)为之震动。朱之瑜“皆亲历行阵”[13],参加了战斗。但这次行动遭到了失败。至此,朱之瑜见大势已去,“乃决蹈海全节之志”,学鲁仲连不帝秦的精神,东渡日本。当时,有的将士劝他留在海上,他以为海上“无田可耕,坐而糜饷,有负本志,遂行”[14]。

   (三)日本讲学时期

   明亡后,朱之瑜长期客居日本,主要从事讲学活动,为中日文化学术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永历十二年(清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因抗清斗争的失败,朱之瑜第五次到了日本。日本学者、筑后人安东守约敬慕他的学识德行,以抗清之事已绝无希望,坚请他留住日本。结果得到日本长崎镇镇巡的同意,遂客居长崎。安东守约是朱之瑜在日本的第一个学生,也是他的挚友。当时,朱之瑜因长期流落海外,生活极为困难,安东守约以俸禄的一半供给他衣食。中、日两位学者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安东守约曾在给朱之瑜的信中说道:“守约敬先生,本非为名;先生爱守约,亦岂有私。惟欲斯学之明而已矣。”[15] 朱之瑜对“知己”二字,从不轻易许人,唯有王翊、安东守约称之为“知己”。后来,朱之瑜到江户讲学,师生之间不断有书信来往。安东守约后来成为一名进步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的思想受到朱之瑜的深刻影响。

   当时的日本,正处在德川幕府封建统治时期,它对外实行“锁国政策”。按照日禁,不留华人已有三十多年,朱之瑜是破例留在日本的唯一的中国学者。从永历十二年(公元1659年)起,他一直住在长崎,传播中国文化。七年之后,他为了自食其力,正要“求数亩之地,抱瓮灌园”。恰在这时,日本国宰相、水户邦邦侯德川光国闻朱之瑜之名,派小宅生顺到长崎接谈。接着,德川光国报请朝廷批准,正式聘朱之瑜为宾师,请他到首都江户(即东京)进行讲授。朱之瑜接到礼聘后,征求门人的意见,都说“上公好贤嗜学,宜勿辜其意”,这才决定应聘。清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他离长崎到江户。德川光国“竭诚尽敬”,待以宾师之礼。从此以后,朱之瑜即在江户、水户等地进行公开的讲学活动。他叙述当时讲学的情况说:“不佞承宰相上公厚爱,无与为比,水户学者大兴,虽老者白须白发,亦扶杖听讲,且赞儒道大美,大有朝闻夕死而可之意。”[16] 他俨然成了日本的孔夫子,受到日本学者的尊奉。德川光国有兴建学校之意,得到朱之瑜的支持;康熙八年(公元1679年),德川光国正式建学宫,请朱之瑜制定释奠仪注,并率儒生行释奠礼;康熙十年(1671年),朱之瑜完成《改定释奠仪注》。德川光国是日本水户学派的领袖人物,后来组织编写《大日本史》,以朱之瑜的受业弟子安积觉为总编;德川光国的历史学以“大义名分”、“尊王爱国”为宗旨,对后来日本的改革有直接影响,他的思想渊源即来自朱之瑜。

朱之瑜身在日本,但志在恢复。他曾谴责自己不能为反对清贵族的封建统治建功立业,还不如申包胥。[17] 他公开申明,所以离开故土,不是为了盗名取誉,标榜清高;也不是为了“倡明儒学”。他怀着民族被亡的心情,朔望必拜,“背北切齿,向乡泣血”。他自称是大明的“遗臣”,年近八十,还写信嘱咐子孙,宁可“自力更生”,“惟虏官不可为尔”[18]。他盼望中原能有恢复的一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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