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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朱子学的时代价值

更新时间:2022-04-09 19:58:14
作者: 陈来 (进入专栏)  

  

   现代人从朱子的思想可以学到什么东西?朱子学对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有什么价值和意义?我想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初步了解朱子学的意义。

   一、文化传承创新

   文化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一切行为和结果。这个世界包括自然和社会。文化包含有四个层次,即物质、制度、习俗、精神意识。我们平常所说的“传统文化”,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中华民族从上古到清代几千年的历史实践中的物质创造、制度创造、精神创造的总和。这是广义的文化概念。除了广义的文化概念外,还有狭义的文化概念,就是专指精神文化的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精神文化包括信仰、道德、艺术、知识等。我们一般用的文化概念多是这种狭义的文化概念。这个意义上的中国文化或传统文化,包括中华民族的独特的语言文字、文化典籍、文学艺术、哲学宗教、道德伦理、科技工艺等。文化是人之所以为人而脱离动物界的标志,没有文化就没有文明人类,文化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世界观和道德、审美的意识方式与框架,文化为我们提供了生存的意义、生活的规则,文化在人类文明历史发展中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文化又是有民族性的,一个民族的文化规定了这个民族步入文明、发展文明的特殊路径。如何在历史唯物论的前提下,更加注重和深入认识文化及其传承的意义、地位,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什么是文化传承创新?我们现在的正式表述是“掌握前人积累的文化成果,扬弃旧义,创立新知,传播到社会,延续至后代”。很明显,这里的文化传承创新不是泛指一切知识领域及其成果,而是主要指人文社会科学,换句话说,主要讲的不是科学技术,而是思想文化,是以价值体系为中心的思想文化的传承创新。在这个提法中明显包含着如何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创新。今天我们所谓“文化传承创新”其中的“传承”指的是“优秀文化传承”。而其中的“创新”指的是“思想文化创新”。我以为,优秀文化传承不限于中华文化,但文化传承创新的主体任务,应是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所谓“扬弃旧义,创立新知”,就是指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各种对于人生价值的阐发,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合乎时代需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现传统价值体系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其外围文化建设。这既是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必然使命,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需要。

   传承不是单纯的继承,而是有分析的继承,即用扬弃的态度,根据现实需要,有分别,有取舍。“掌握前人积累的文化成果”主要讲的是文化传承;“扬弃旧义,创立新知”主要讲的是思想创新。这个关系显示出,旧义和新知的关系是辨证的关系,没有旧义作基础去创立新知,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旧义不能加以批判继承,也就没有创新的发展,无法创立新知。这是人文思想文化发展的特性,与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有所不同。当然,文化传承自身也有其独立的意义,特别是对一个民族的文化生命而言,传承非常重要。如语言、文字、文学等的传承都是民族文化、生活方式、语言习俗的归属形式,是民族得以成立的基本要件,在这个意义上,传承不仅仅是为了创立新知而有意义,文明、文化的传承对民族的凝聚力与归属感的形成有其独立的重要意义。

   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有古有今连续不断发展的文化。应当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连续传承首先要归功于儒家的文化自觉和历史意识。2500年前孔子整理了三代以来的文化,确立了中国最早的经典文本,建立了中国文化的经典意识,建立起了文化传承的使命感。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学派努力传承六经,代代传经释经;唐以后的儒家特别是宋代的道学又形成了一种道统的意识,使得后来儒家以传承发扬中国文化的经典和维护华夏文化的生命为神圣的使命。其次,汉字虽然历经演变,但很早就成为沟通华夏文明区内各种方言的统一交流工具,这种统一的文字保证了统一的文化。再次,中国自古以来有一个注重历史的传统,很早以来历史的记述不断,而且受到珍视,历史的记述起着承载民族历史记忆、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作用。最后,很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士大夫在政治实践、地方教化和文化活动中,始终自觉传播、提倡、强调典籍中的价值观念,强化这些价值观念,并使得这些价值渗透在一切文化层次和文化形式之中,从而影响到全体人民大众的文化心理。

   中国文化一贯重视文化的传承。孔子说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中华文明历夏、商、周三代,一脉相承。三代的文明精华保存在《诗经》和《尚书》等“六经”之中,王官失守之后,儒家学派承担起文化传承的使命,从汉代起,儒学以经学为平台,将华夏古文明不断传承下去;同时,儒家总结提炼了华夏古文明的价值概念,加以发展,建立了影响中国人至深的儒家价值理念。儒家思想文化的特色之一,就是具有强烈的文化传承的自觉,在不断传承五经的过程中,发展新的诠释,适应时代和文化的挑战。可以说一部中华文化史就是不断传承和创新的历史。唐宋以来“道统”传承的观念日益发展,其代表为韩愈,韩愈“原道”的道,其内容就是儒家提倡的仁、义、道、德,也就是中华文明的基本价值概念。北宋的道学是儒家思想发展的新形态,它不仅在经典诠释方面开辟了新的维度,在思想文化上也开了新生面。宋代道学特别强调“传道”的意识,这里的“道”即是儒家学术的核心价值,这个核心价值体系,不仅是伦理的、人生的,也是政治的、社会的。可以说儒家特别注重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承。在宋明道学的文化意识中,显示出对“学绝道丧”的特别忧患,“学绝”就是学术断绝,“道丧”就是价值迷失,学绝道丧就是文化传承的中断。韩愈以传道的谱系来论证中国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承,即所谓“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坚持道统论及其文化实践的代表是朱子,朱子具有强烈的文化传承意识,广泛继承了儒家的学术文化,在理学方面,有太极、通书解义,西铭解义,编订二程遗书、上蔡语录,作知言疑议,编近思录、小学。在史学方面有八朝名臣言行录、资治通鉴纲目,伊洛渊源录,经学方面有周易本义、启蒙,诗集传,主编仪礼经传通解,指导书经集传,终生作四书集注、或问,在文献整理方面作孝经刊误,楚辞集注、韩文考异、参同契考异、阴符经考异等。朱子的文化实践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文化传承与创新,朱子对古代文化作了全面的整理,对四书的集结和诠释尤花费了毕生精力,是文化继往开来,传承创新的典范,朱子在孔子以后在文化传承方面做出了最大贡献,这是近一千年以来无人可以与之相比的。是我们今天从事文化传承的榜样。

   那么,文化传承创新在今天有什么重要现实意义呢?中华文明是连续发展几千年的文明,但近代以来,在西方帝国主义的侵逼压迫之下,民族生命处于被压抑的状态。西方近代文化的输入,一方面促进了中国走向近代和现代化发展,并和本土文化不断结合,使得中国现代文化不断推陈出新。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在西方文化的压力之下,中国文化的自然传承遭遇阻断,我们自己在认识上的失误也一度造成了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政治地位大大提升,综合国力大大提高,这使我们愈来愈意识到,今天我们身处的时代过程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过程,也同时是中华文化伟大复兴过程,这是全国上下业已形成的共识和自觉。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正是指向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文化遭遇不正常的断裂、压抑,指向中华文化生命的正常传承,求得文化生命的无碍畅通。没有当代中国的现代化的成功发展,就不可能提出文化传承的问题。

   今天的中华民族是历史上的中华民族发展而来的,中华民族今天的成就是以几千年发展的中国文化为基础的,也是以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养育起来的文化能力为基础的。而文化传承最核心的是价值观。中华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以儒家倡导的仁孝诚信、礼义廉耻、忠恕中和为中心,形成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价值体系,这一套中华文化的价值体系,支配和影响了中国政治、法律、经济制度建设和政策施行,支撑了中国社会的伦理关系,主导了人们的行为和价值观念,促进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支配和影响了中国历代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这一套体系是中华民族刚健不息、厚德载物精神的价值基础和根源,亦即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价值内涵。朱子与宋明理学对中华民族价值观的形成、巩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息奋斗的发展和这一套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密切相关,这些价值也构成了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基本属性,中华民族之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特有的生命力无不来自这些价值及其实践。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志士仁人的奋斗都是这些价值的充分体现。

   然而,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中心的观念,个人主义的宣扬,尤其是文化革命对传统文化的全面破坏,以及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对功利追求的泛滥,造成了文化传承的巨大困难。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证明,对中华文化的自觉传承不仅是我们对于中华民族所应负担的文化使命,也同时是面对现代中国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需要,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社会的价值迷失十分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以中华文化价值体系为核心的文化传承,不仅具有民族文化延续的意义,更具有满足当今社会价值重建的需要的意义。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已与古代社会根本有别,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要求,既与古代社会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这就需要我们在进行思想文化传承的时候注意创新,以适合时代的变化和要求。社会秩序和伦理价值的建立不能割断历史,也离不开传统道德文化。在稳定人心方面,传统文化所提供的生活规范、德行价值以及文化归属感,起着其他文化要素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几千年以人为本的传统文化,在心灵稳定、精神向上、社会和谐方面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但是,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传统的价值有些可以直接应用,有些则必须加以改造,并因应时代问题和需要,重新加以整理、概括,使之成为新的时代的核心价值。

   二、道德意识

   朱子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格物致知”的理论。《大学》本是古代儒家的一篇文献,其中提出了“三纲领、八条目”,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朱熹最重视其中的“格物”。他用“即物穷理”来解释格物,提出格物就是要穷理,也就是去了解事物的道理;而穷理必须在事物上穷,不能脱离事物。即物穷理的主要途径就是多读书、观察事物、思考其道理。所以,朱熹一生中任官的时间虽然很短,但他所到任之处,必兴学校。如白鹿洞书院初建于南唐,但南宋初已经废坏,朱熹在五十岁时出任江西南康军的郡守,他在庐山上访求白鹿洞书院的废址,重建了白鹿洞书院。他亲自立订了《白鹿洞书院学规》,一方面提倡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另一方面强调修身、处事、践行的原则。这是中国书院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学规不仅对后来的中国教育影响很大,至今在东亚的一些国家仍可以看到其影响。朱熹在六十五岁出知潭州时,还曾主持修复岳麓书院,以《白鹿洞书院学规》为学规,以四书集注为教材,亲自到学院讲学。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中的两个,它们都和朱熹的讲学与教育实践有关。

朱子在《白鹿洞书院学规》中把“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作为修身之要,把“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作为处事之要,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作为接物之要。“言忠信,行笃敬”出自《论语·卫灵公第十五》。“惩忿窒欲”出于周易损卦,“迁善改过”出于周易益卦,北宋周敦颐在通书中最早把这两句连在一起。“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出于汉儒董仲舒。“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自《论语·颜渊第十二》,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出自《孟子·离娄章句上》,这可以说是朱子强调的基本道德、价值观和伦理原理,指导我们“如何要求自己”“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做事处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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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孔子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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