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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继朝:中美亚太博弈新格局下日本的台海多元对冲策略

更新时间:2022-04-08 15:28:51
作者: 黄继朝  

  

   摘要:随着中美在亚太乃至世界的博弈竞争呈现出常态化与加剧化的趋势,美国加强运作“台湾牌”来牵制中国的态势也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日本的台海政策也呈现出一定的新动向或新特征。在台海问题上,日本既没有完全遵循传统的“美主日从”模式,也没有适应中日关系回暖而采取明晰的“亲中”姿态,同时也有别于一些学者所分析的“中间平衡”的两手策略,而是施行一种综合有限联盟、联盟示好、有限制衡、适当接触以及经济实用主义五种策略的台海多元对冲策略。其主要目标在于规避中美亚太博弈新格局下日本在台海地区面临的多重威胁风险,主要包括被美国牵连与抛弃的担忧,以及中国在亚太地区实力与影响力的增长。同时,日本也期望通过多元对冲政策,在中美台海博弈竞争间隙中谋求其台海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1、引言

   2016年以来,随着美国内部对华强硬共识的凝聚,除了在贸易与科技等领域呈现激烈的竞争对抗景象之外,中美在亚太尤其是台海地区的博弈也呈现出新态势。首先,美国对华政策从“兼具竞争与合作”转向“竞争优先”。在美国官方明确地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基础上,美国明显地加大了对亚太的关切以加强与中国的竞争乃至对抗,而其中加强干涉中国在解决台湾问题的范围与尺度是其在亚太地区牵制中国的主要表现之一。其次,在美国不断强化对华竞争的背景下,美国与其亚太盟友的关系也发生了一定变化。由于美国自身实力的衰退,日韩等盟友既担心被美国抛弃,又担心被美国激进的对华政策牵连。再次,作为中国自身实力的增长以及作为对美国霸权竞争策略的回应的结果,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实力与影响力都得到显著提升。这也使得中国在解决台湾问题、促进祖国统一上展现出更坚决的姿态与更坚定的决心。

   进一步看,在中美亚太博弈新格局塑造的新台海形势下,夹在中美之间的日本,其台海政策相比以往明显地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一方面,依循传统的“美主日从”模式,日本需要配合美国加大“以台制华”力度。但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实力与影响力的扩大,又让在经济、地缘等方面与中国紧密关联的日本不得不在介入台海事务上更加谨慎,以免“引火上身”。在此背景下,日本的台海政策似乎也呈现出一定的新动向。本文力图运用一种多元对冲的分析架构,力图剖析中美亚太博弈新格局下日本台海政策转向的内涵。仔细考察日本的台海政策在中美亚太博弈新格局下如何发展,对于评估台海安全乃至亚太安全局势的风险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近些年尤其是2016年以来中美竞争新态势下的日本台海政策,目前学界已有一定关注。按照学者们关注因素层次的不同,研究成果主要可以划分为以下两大类:

   1.聚焦于影响近年来日本台海政策变化的内部因素,包括政治、经贸、历史文化等。主要可以梳理出三类:第一,以地缘政治、战略安全因素作为考察重点。比如关注台湾在安倍政权亚太安全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台湾是安倍所谓遏制中国崛起的重要战略选择。也有学者从角色理论出发,指出日本“海洋国家”角色定位将推动日本与台湾当局关系呈现构筑实质性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的新态势。第二,专门关注安倍台海政策背后的历史与人文“情结”。有学者考察了冷战以来政治右倾化与亲台势力之间的关联互动,进而分析日本政治右倾化持续加强对日本对台湾当局政策的影响。也有学者论证了安倍台海政策的历史继承性,认为安倍对中国台湾的重视是由其“岸信介的DNA”的天然情感使然。第三,日本与台湾当局在经贸、领土争端上的内在矛盾也一度是关注焦点。学者们大都认为蔡英文上台以来二者在食品进口、领土争端、经贸合作等领域依旧存在并延续着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而这将限制日本对台湾当局政策以及二者关系尤其是安全关系的“提升”趋势。

   2.重点关注日本台海政策新态势背后的外部结构因素,比如中日关系、中美关系。其中,这类研究主要突出强调中日权力关系结构对日本台海政策的影响,比如认为中日相互依赖与实力对比变化的持续发展决定了日本在涉台问题上将继续在一个中国原则上坚持 “两面派”做法,在中日关系大框架下寻求 “软突破”。有学者基于权力转移理论考察了新时期中日东亚权力转移现实与日本对台湾当局政策之间的密切关联,并以中间平衡策略作为中介机制探讨了日本对台湾当局政策背后的中日权力结构因素。另外,对于美国因素的作用,学界也有一定关注,但有待加强。有学者从“日本国际战略中的台湾”的视角出发,考察了冷战以来日美关系动态对于日本对台政策的结构性作用,认为特朗普执政后美日同盟框架依然超越领导人是否“亲台”等因素是决定对台湾当局政策的首要变量。

   综上所述,学者们基于各自视角,聚焦不同的要因,对近年来日本台海政策的变化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分析。但上述研究存在两点不足。其一,目前对于日本台海政策外部结构因素的研究虽有不少,但更多的是关注中日关系结构,而缺乏对美国因素的细致考察。其二,中美关系是日本台海政策重要的外部结构变量,但学界对其研究关注还有待加强,对近期中美持续对抗博弈的新情况的关注更要加强。鉴于台海局势的特殊性,日本台海政策的出台与调整虽然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但本质上还是置于中美博弈互动界定的台海结构下来展开的。因此,特别有必要基于中美互动结构变化对日本台海政策的复杂影响加以专门研究。

   鉴于目前研究的不足,本文主要运用“多元对冲”理论分析框架,试图解析中美亚太竞争加剧形势下日本如何在中美之间实施一种台海多元对冲策略,力图谋求降低风险与利益最大化的双重目标。本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包含研究问题、研究意义与相关文献的回顾与综述;第二部分是确立与说明日本台海多元对冲分析架构;第三部分则是结合日本台海政策基本事例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是结语。

   2、对冲与日本的台海多元对冲

   (一)对冲:规避风险、利益目标与混合策略

   在现实主义的视角下,面对来自外部的威胁,传统研究认为国家可以采取制衡(balancing)、见风使舵/追随(bandwagoing)的二分战略或介于二者之间的推诿、讹诈、诱捕、预防性战争、约束、接触、疏远等手段进行应对。但在很多现实情况下,国家并非单一地采取制衡、追随或其他措施,而是更倾向于采用多种策略的复杂组合,因此,用来说明风险处理的复杂策略的金融学概念“对冲”就成为近年来探讨国家应对威胁的主要分析框架。对冲是金融学专业术语,指的是一种应对金融投资不确定性的风险管理策略,一般涉及同时进行两笔或多笔行情相抵的交易操作。其基本思路是用一个方向的投资收益去冲抵另一方向的投资损失,对投资损失的风险进行转化与抵消,从而降低投资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实现相对稳定的收益增长。

   国际关系学者对“对冲”进行了桥接运用,主要包含两类。第一,一部分学者主张将对冲进行严格的定义,其中不少人倾向于将同时采取制衡、见风使舵/追随的两手策略界定为对冲,强调对冲的两面性。兰德尔·施韦勒较早将对冲概念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他将其定义为国家在寻求接触和融合的同时强调安全合作和军备的策略。罗伯特·阿特在研究冷战后欧洲国家的战略选择时,引入“对冲”一词,首次将之运用于分析具体国家的战略选择。在他看来,冷战后欧洲国家对俄罗斯、统一后的德国以及美国都采取了对冲战略,即一种包含有制衡和整合机制的双重策略,以此来塑造后冷战时代欧洲的均势格局。达雷·利姆与扎克·库珀甚至将对冲专门限定在安全领域,将对冲定义为次等国家发出与大国结盟的模糊性信号,进而在自主性与结盟之间做出权衡的行为。

   第二,另一部分学者主张对对冲概念进行更加灵活与开放的界定,将对冲视为一种存在抵消效应的多元策略组合,超越制衡/追随的二元光谱,强调对冲手段的多元性,由此构成了广义上的对冲定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吴翠玲认为,对冲是相对弱小国家为了避免被迫在制衡、追随或中立之间做出明确选择的局面而采取的一系列旨在维护自身利益的战略组合。马来西亚学者郭清水也强调对冲的多元灵活特性,将之定义为一种多样化的战略组合,是国家在高风险、高度不确定的条件下采取的能够产生相互抵消效果的多样性政策。中国学者王栋同样将对冲战略定义为一个策略组合,其混合了接触、围住/束缚、防范、牵制、制衡等不同的战略手段和工具。为了将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最小化,国家行为体在进行对冲时运用从接触到制衡的多种战略组合。

   本文不在于亦无意就对冲的丰富的概念内涵及其多元化使用进行任何评价。学者们基于各自不同的研究情境,可以选择对本来就具有相当扩展性意涵的对冲概念进行恰当界定。不过,从对冲的金融学词源意义出发,再结合国际关系中对于对冲的常规与惯例运用,作者认为广义来看,对冲至少应该具备三点基本特征:其一,规避风险;其二,利益目标;其三,混合两种或多种具有一定冲抵程度的手段。前两点可以被视为对冲的原因或动机,一般较容易体会。如前所述,在金融学的语境下,对冲本来就是为了管控不确定下的投资风险、谋求稳定投资收益而衍生出来的一种特殊操作。美国高盛公司就将 “对冲基金”定义为“具有多种风险与收益目标的多种基于技能的投资策略。常见的特征是,在任何市场方向下利用投资和风险管理技能获得正收益”。而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也将管控风险与获得收益看作对冲的最基本内涵,比如郭清水就指出,对冲战略由两部分构成:一个是“收益最大化”,指通过与崛起大国发展良好关系,中小国家可以在短期内从大国获得更多的经济与外交利益;另一个则是“风险预防”,指为崛起大国可能带来的长期安全风险做好准备。最后一点则属于对冲的操作方式,需要指出的是,不同手段之间的冲抵程度并非一定要符合两类极化策略的对立,也可以是光谱两端中间不同位置多种策略组合下不同程度的冲抵,关键在于策略相互抵消能否有效地互补得失,实现风险的降低与转化,确保稳定收益。

   (二)日本的台海多元对冲策略

   从对冲的三个基本特征出发,可以进一步来对日本的台海多元对冲策略展开推论。

   首先,规避风险可以被看作是对冲的最直接的动力,而风险很大程度上是由不确定的复杂环境造成的。凡·杰克逊就分析指出,中美权力转移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多极体系下国家对彼此意图及政治信任的不确定性,以及亚洲国家复杂关系网络的不确定性促成了亚洲地区对冲战略的产生。在中美亚太博弈新格局下,台海局势的不确定性及其所带来的风险逐渐攀升,由此给日本选择一种更鲜明的台海对冲提供了充足动力。值得指出的是,对风险程度认知不同的行为体存在较大的主观差异,比如针对中国崛起,越南、新加坡与柬埔寨就分别存在不同的风险认知。就日本而言,其在中美持续对抗格局下对于台海风险的感知会尤其突出。究其缘由,便是中美亚太博弈新格局下台海地区的不确定性明显攀升,这种不确定性对日本而言尤甚,进而日本的台海风险感知也会大幅提升,进而选择更鲜明的对冲政策。

具体来分析,中美竞争加剧带来的台海不确定性与日本高风险感知,其背后主要牵涉四种“威胁”因素:美日同盟困境、中国崛起、台海网络高敏感性,以及地理位置。其中前两种属中美亚太博弈新格局下的动态“新威胁”,后两种则是所谓固有的“威胁”因素,后者对前者具有强化作用。关于美日同盟困境的加深,一是特朗普的单边主义、交易主义联盟外交思维,使得美国对美日同盟的承诺收缩,致使同盟裂痕扩大;二是拜登上台后并未完全抛弃特朗普的地区战略,同时表现出加强“以台制华”的态势;三是整体实力衰退的美国维护台海局势稳定的意图与能力受到质疑。总之,随着美国加强对华竞争对抗的力度,其在台海地区施行不确定性动作的可能性亦大增,从而导致日本对美国的被牵连与被抛弃担忧都不断增长。简单来说,在台海地区日本既担心美国不干预又担心其乱干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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