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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乐明:经济体制转型发展的“中国经验”

更新时间:2022-04-08 10:15:19
作者: 胡乐明  

  

   内容提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发展之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功,关键在于,明确稳定的转型方向、积极渐进的转型方式和双向互动的转型路径为转型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政府权威、社会秩序和民间活力。中国未来的经济体制深化改革必须进一步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和意识形态工作,加强社会建设并充分发挥社群治理的能动作用,保持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平衡共生。

   关键词:经济体制;转型发展;中国经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历程,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书写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发展之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功,关键在于,明确稳定的转型方向、积极渐进的转型方式和双向互动的转型路径为转型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权威、秩序和活力。

   一、明确稳定的转型方向

   关于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发展的方向,一种流行观点认为,“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一系列事件并非有目的的人为计划”,中国经济体制转型成功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①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从一开始便具有明确的方向目标和推进逻辑。②客观分析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发展过程不难发现,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发展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目标,其基本取向是,“让市场发挥作用”,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正式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按照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作用”成为其基本要求。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三个有利于”是决定各项改革措施取舍和检验其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并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此后,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三中全会持续重申并不断深化阐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这一重大原则,始终没有忘记“社会主义”这一市场经济的“中国定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指出的,“我们的改革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推进改革的目的是要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③

   也就是,自改革开放之初,基于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之弊端的深刻反思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现实的清醒认识,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发展便确立了市场取向的社会主义改革方向,此后尽管历经诸多理论质疑和现实挑战,但是上述方向目标不仅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反而更加明晰稳定。这样,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发展便在实践层面具备了前后一致的行动指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方向既能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和公有制经济的强大优势,又能够持续激发市场配置资源的积极作用,使得整个社会始终充满改革发展的巨大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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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徐尧、李哲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3年,第1页。

   ②蔡昉:《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50-51页;郑永年:《中国模式》,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页。

   ③《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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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为重要的是,上述方向目标通过有效的“传播机制”被具体化为能被广泛接受的明确的行动理念和通俗的生活话语,从而持续地凝聚起引领各种资源和各方力量积极参与转型发展的社会共识,使其具备了取得成功所必不可少的稳定而灵活的主流社会意识的支撑和保障。“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等等,便是此类话语的生动呈现。经济发展史实表明,任何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发展若要取得成功都必须通过主流社会意识预设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逻辑后果,不断增进人们对于转型发展预期收益的广泛认同,以形成普遍包容和持续推动转型发展的社会共识。离开了主流社会意识,我们很难想象中国政府能够成为有效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主导力量。

   那么,为什么中国能够做到这一点?有两个方面比较关键。一方面是我们的政党制度。中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确保了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发展方向目标的相对稳定,而且能够以其执政宗旨有效地链接起政府与社会;同时,多党合作、民主协商也能够最大限度整合各个阶层各个界别的利益诉求与发展愿景。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曾在其《论美国的民主》中写道:如果说一个大国的繁荣富强最有赖于居民的精神和风气,那么联邦制度会把这项任务的困难减少到最低程度。①中国的实践则雄辩地证明:如果说一个大国的繁荣富强最有赖于居民的精神和风气,那么中国的政党制度更会把这项任务的困难减少到最低程度。

   另一方面是我们的社会禀赋,包括整个社会的心理结构和精神结构,它决定了社会成员的基本信仰和价值认同。理解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发展不能拘泥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必须考察中华传统文明和中国社会禀赋如何容纳和接受新的制度因素。大同理念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②“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③这些思想观念长期塑造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得益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也得益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培育,中国的社会公众普遍注重社会平等、集体成果、长远利益。这种社会禀赋是官方意识形态话语能够长期获得普遍认同从而顺利开启并持续推进经济体制转型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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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03页。

   ②丁晏:《孝经述注》,清咸丰刻本,第6页。

   ③胡仔:《孔子编年》(第5卷),四库全书本,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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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深刻指出:“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①面对后现代主义、“去中心化”以及社会不平等、社会利益分化分裂等等各种冲击和挑战,“两个确立”是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证。惟有如此,中国未来的全面深化改革方能持续获得赖以顺利推进所必需的权威力量和共同价值的广泛认可。

   实践发展呼唤理论创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尽管缺少关于政党制度与意识形态经济作用的系统分析,却不乏关于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经济作用的精辟论述。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曾经指出,马克思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紧张关系”所建立的制度分析框架“是目前对长期变革最有力的论述”。②借鉴马克思的分析框架,诺斯成功发展出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三位一体”的经济结构变迁解释框架。遗憾的是,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过度聚焦于生产关系的抽象分析,而将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抽离了其研究视野。但是,“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或知识社会学理论,那么,我们在说明无论是资源的现代配置还是历史变迁的能力上就存在无数的困境”。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未来发展,必须重新认识政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经济作用,为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理论解释和学术支撑。

   二、积极渐进的转型方式

   人类社会的制度变迁,存在激进式变迁和渐进式变迁两种基本方式。关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型发展的方式选择,一种曾被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广为称颂的看法是,必须推行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休克疗法,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彻底告别官僚体系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路径依赖,从而一步跨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鸿沟”,迅速建立起现代市场经济有效运行所必需的完整的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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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0-11页。

   ②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8页。

   ③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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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苏联以及东欧诸国转型发展失败的惨痛教训表明,上述“共识”不过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对于“完美市场秩序”宗教般虔诚的再一次不完美的“祈祷”。①与之不同,中国立足本国实际,大胆探索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走出了自己的转型发展方式,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转型发展提供了新的选择。

   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发展正确地选择了渐进式变迁方式,这是关于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发展方式的普遍认识。其基本特点是,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薄弱环节、边缘区域出发,采取先易后难、摸索前行、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78年以来,经过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局部到整体、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渐次推进,我们逐步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价格体制改革是渐进式变迁的一个典型。②我们先后采取了从“以调为主、调放结合”到“双轨合并、市场定价”的一系列变革举措,历经10年之久才初步完成了从计划价格体系到市场价格体系的转变过程。

   显然,这样一种转型方式确保了政府能够有效把握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和政治发展的大格局,使市场力量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从政府培育到自我生长的演变过程,避免了激进式变迁容易导致的政治失序和经济失调乃至严重的社会冲突。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渐进式变迁由于摩擦成本和时间滞后往往会导致制度的真空和无序,且难以有效应对来自内部和外部的要求快速转型发展的压力与挑战。因此,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发展也不乏“激进”之举。例如,1983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广、1996年国有企业改革的“抓大放小”以及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等等。从而,使得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发展过程呈现为一种“积极的渐进式变迁”。

这样,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发展之巨大的规模、深刻的变迁和快速的发展所引发的挑战和问题往往都能够在当下的时空得以协调和解决,从而为转型发展取得成功提供了必要的权威力量和稳定秩序。③然而,通过积极渐进的转型方式,我们虽然在短短四十多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但是“社会”的发展却也是“滞后”和“脱节”的。也就是,在这样的时空压缩之下,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所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及社会运动往往被化解于萌芽之中,“社会”始终处于缓慢发育与快速跳跃的状态,或者说,“社会”始终处于“漂移”状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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