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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笑侠:汉语“人权”及其舶来后的最初三十年

更新时间:2022-04-08 10:09:47
作者: 孙笑侠 (进入专栏)  

  

   摘要:  中国“人权”概念史可追溯到1895年严复的相关评论。此后的30年,民众与学者经历了反专制、抗强权的斗争,这是中国近代人权概念史具有典型意义的最初历程。本文考证了汉语“人权”进入中国最初三十年所经历的三个阶段:从舶来词汇的误解泛用转向一般观念的普及,遭遇严冬,再到“人权”概念及其思想的初春。从中可以看到,学界经历了“人权”要旨从模糊到清晰的探索,从而完成“人权”从理论术语向现代知识的初步转换,并且也发现了曾经为“人权”概念的厘定和发展作出贡献的学者和作品。

   关键词:  汉语 人权 概念 中国 早期史

  

   “人权”是个“伟大的名词”[i]。但“人权”一词,自清末经由日本转译到中国,经历了被误解、转换和畏避的命运,也经历了被实践、正解和发展的过程。据笔者考证,这个过程是从1895年至1925年。这是中国“人权”概念史上较典型而又重要的一段初期历史。从这个初期,我们大致可以看到汉语“人权”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同时每个阶段都存在“人权”词语的学术理论探讨和社会观念普及这两个维度。通过考证这三十年的学术进步与社会变化,来回溯“人权”从舶来词汇到一般观念、从概念理解到现代知识的演进过程,同时也能发现一些重要事件、相关人物和重要作品。借此概念史的梳理,可了解汉语“人权”一词的语义在中国的语境特点,更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人权的本原、主体乃至内容的认识。

   一、“人权”概念被误解的两个要旨

   从概念与意识、名词、观念、知识的关系来看,它们有模糊的粘连状态。本文考证“人权”概念史,却无法完全抛开名词、观念和知识来谈“人权”概念。“人权”这个语词,与“人道”“人格”等词一样,是日本学者译造,[ii]而后为中国人所误解与使用。“人权”这一“伟大的名词”,其词义的确定性存在缺陷。[iii]因此,当“人权”一词传入中国时,它所代表的关于人权的观念、概念及其知识,却未必真正被传入。这要从日本的“人权”一词说起。有日本学者述及日本“人权”概念的起源时回顾道:在日本,明治上半叶就在被称为“自然人权论”的理论中使用了“人权”这个词。“天赋人权”这个词是明治一二年(1868—1969)左右由加藤弘之使用的。明治初期的启蒙思想和自由民权运动文献中有“天賦の自由”“天賦の権理”“天然の人権”“自然の権利”等表述。在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1866—1869)中,好像最早介绍过“人权”的概念。此外,美国独立宣言、美国联邦宪法本、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释义》的日文译中有“人的绝对权利”(人の絶対的権利)的介绍。在那里可以看到“人类的通义”“天赋的自由”“天赋的通义”“天然的通义”等表述。当时,欧美各国的语言翻译还没有定下来,如英语的right、荷兰语的recht等译词中,使用了“通义”“权理通义”、“权利”、“权-权理”等词语。至于“天賦人権”,与之对应的原文恐怕是natural right和human right等。[iv]

   根据徐显明的考证,使用“人权”语词把“天赋人权”作为一个完整概念予以表述的,则是通晓英、法两国文字的加藤弘之。1875年他在所著《国体新论》中首次把“natural right”(自然权利)译为“天赋人权”,加藤由此被尊为日本“天赋人权”说的首倡者。[v]另外,在日本法律性文件中表达“天赋人权”思想是什么时候呢?据现代著名日本宪法学家佐藤幸治考证,最早表达“天赋人权”思想的日本法律性文献,是1873年由留学德国的青木周藏依据“明治维新三杰”木户孝允嘱托执笔写成的《大日本政规》,这是明治维新后日本最早出现的宪法草案。其中有“保护各人固有的天赋的权利”的内容。[vi]

   以上日本学者都天才般地把握了“人权”概念在本原与主体上的两个要旨:一是人权的本原,把natural right和human right译为“自然权利”或“天赋人权”或“人权”,以“天赋的权利”,就像说某人拥有艺术“天赋”一样,说明人权之本原是“自然”状态与生俱来的,而不是人为的给定,人权在本原上具有与生俱来的“自然性”;二是人权的主体,从“各人”角度来理解“人权”,强调人权主体在本质上是具体的人(自然人),而不是抽象的“民”,所以才会有后来所谓“人格”之人,再从中发现人的“尊严”,这体现此概念所关切的“个体性”。

   然而,“人权”这一伟大名词在含义确定性上还是存在缺陷的,其“使用的标准是如此稀少”,[vii]它是“一个作为另一个高度理论的术语即‘自然权利’的后续”,[viii]再加上还有地域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和发展阶段论所指出的差异等因素。[ix]那么,日本学者把来自西人的“自然权利”转换成“天赋人权”,在中国人的理解和接受上就更增加了难度,如同雪上加霜。丁韪良1865年翻译的《万国公法》把“Natural Law”(自然法)译成“性法”或“天法”,把“natural right”(自然权利)译为“自然之权”。[x]这是外国人把与人权相关的词翻译成汉语的开端。除极少数学者对“性法”作了中国式的理解,算勉强接近于自然法的含义之外,[xi]当时的中国人几乎不理解什么叫“自然法”。因而“性法”也颇受误解和误批。[xii]考证中国“人权”概念史,绕不开卢梭社会契约论在中国的传入。

   最早触及“人权”相关理论的中国人应该是严复。早在1895年,严复就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辟韩》等文章,曾提到“彼西人之言曰:惟天生民,各具赋畀”(《论世变之亟》),又云“民之自由,天之所畀,吾又乌得而靳之”(《辟韩》)。这句“西人之言”最接近于卢梭名句“Man is born free”(人生而自由)。以上两文用“西人之言”来批驳韩愈为代表的传统思想,这也说明他早期是认可“西人”或卢梭这一观点的。如果严复早先没有接触过“西人”的“社会契约论”或“天赋人权观”,则不会有如此言论。虽然严复没有直接用“人权”一词,但目前为止仍可推断,他是最早接触并评论“天赋人权”的中国人之一。因而这可以看成是中国“人权”概念史的开始。

   但是,严复此时存在着误读。第一,他在中国语境中,把卢梭所强调的自由的主体——“人”解读为抽象的“民”。这从一开始就误读了“人权”。国人后来把“人权”主体“人”(man或human)误译为“民”,或许就肇端于严复。第二,严复此时用“天之所畀”,并不一定准确理解西人所谓“人权”的“自然法”背景。把Natural Law翻译成“性法”或“天法”,显然没有抓住要领。严复的“变译”[xiii]总带有“附会”的特点。严复1898年改变对卢梭的看法,开始持批评态度。[xiv]经十多年后,严复于1914年发表《〈民约〉平议》,猛烈反对卢梭“社会契约论”,但他反驳的理由大致只是根据经验来反对卢梭“人权天赋论”。[xv]

   下面我们来看看中国人第一次翻译《社会契约论》的版本。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12月[xvi],汉语版《民约论》连载于日本东京首次出版发行的《译书汇编》,[xvii]同期所有译作均为摘译,并注明原著作者,译者无署名,后来我们知道实际译者是杨廷栋。[xviii]这是中国人翻译《社会契约论》最早的汉语译本。[xix]到了1902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了《路索民约论》,注明“法国路索著,吴县杨廷栋译”。有学者说杨廷栋是根据日本学者原川潜的日文版本翻译的,这或许是有根据的。19岁的杨廷栋赴日留学于1899年1月抵达东京,[xx]第二年年底以前就译完发表这个摘译本《民约论》,说明他实际花费不到2年时间。

   卢梭的名句“Man is born free; and everywhere he is in chains”(今译:人是生而自由的,但他却无处不受束缚),是社会契约论的逻辑起点,也是朴素的天赋人权思想。卢梭强调的就是个人主体,这句话表达了一个事实——人的自由始于出生,或者说人生而自由。在中国语言习惯上,“天”有多重意义,当然也有“自然”之意,比如“天生丽质”。当我们说人的自由是天赋的,就是说这种自由来源于自然赋予,不可让渡和不可剥夺的。这在中国是一种自然观念,在西方则是一种自然法观念。中西方在这一点上有了局部类似和契合。把“人权”的本原归结于人的自然属性,深刻地阐明了人权产生的内在根据。[xxi]杨版译文把它翻译为“人生天地之间,于事物之轻重,行为之取舍,皆不必假手他人。一唯我之所欲为。此所谓自由权也。然人或不能保有此权。每至事物行为,不能任我自由,而为他人所牵制……”[xxii]杨版这段译文很烦琐,可能是为了向汉语读者讲清楚什么是“自由”概念。他虽然没有用日本人已经创造的“天赋”一词,但他在理解上是准确的,用了“人生天地之间”一句,把自由理解成“人”的权利,而非“民”的权利。至少杨氏没有像严复那样把man译为“民”。

   众所周知,“民”在中国是个极其重要的字,犹如古代“政治正确”的意味。随着社会进步,“民权”一词也较早流行。专论“民权”的正式文章大约初见于1896年汪康年发表于自任总经理的《时务报》的《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xxiii]汪氏把民权与君权相对应,认为“处今日之国势,则民权之行尤有宜亟者。盖以君权与外人相敌,力单则易为所挟。民权与外人相持,力厚则易于措辞。”他的“民权”概念显然是个群体概念,相反,君权是个个体概念。时人对此有争议,《经世报》有反驳“参用民权”的文章,[xxiv]同样在《时务报》上有文章唱反调认为中国“宜尊君权抑民权”。[xxv]1902年《政艺通报》上发表了一篇佚名的《释人权》文章,指出“一国有一国之权,一人有一人之权。国之权曰自主权;人之权曰自由权。国无权则不能立于世界而为半主之国;人无权则不能立于人群而为全人格之人。是邦国自有邦国权,个人自有个人权也。”至此,其论并无甚误区。接着又道:“虽然一国之权由一人之权所积也,个人之权合之即邦国之权。邦国之权分之即个人之权。”这就又把“人权”混同于“民权”。当文章提到“天生人而予以当然之权利。人之权与天地而俱来也”,这似乎颇有天赋人权或自然权利观念,可是接着它又拿孔子、董子的话来解释“人之权”,未免牵强附会。[xxvi]

   康有为与梁启超当然是“人权”概念史绕不开的两位学者。康有为在翻译介绍日本书目时用过“人权”一词,略早于梁启超。而梁启超则是撰文评论中使用了“人权”。康、梁二人使用汉语“人权”词语的时间为1897—1898年。[xxvii]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谁最先论述人权,以及谁更准确地理解和使用“人权”概念。康有为1902年在《大同书》大量使用“人权”。有观点认为此书写作时间为1884年,[xxviii]如果真是1884年,人权一词的使用时间就大大提前了。但从开始写到刊行,漫长的8年中,什么时候算是准确把握了人权概念,则只能看最后出版的时间。

康有为在1902年刊行的《大同书》中大量出现“人权”语词(主要在戊部之后)。如:“各有自立自主自由之人权”、“此其侵天界而夺人权,不公不平莫甚矣”“反目人权为谬妄,是失天职而不知”、“何事背天心而夺人权哉”“禁人者,谓之夺人权、背天理矣”“夫以人权平等之义,则不当为男子苦守”“欲去家乎,但使大明天赋人权之义”“其惟天予人权,平等独立哉”等。[xxix]康有为在论“人权”时,用了“天界”、“天职”“天理”“天赋”。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所谓“天”,不是天空,也不是上帝,而是对自然的崇拜——如“万物总名”[xxx]“不以人助天”(《大宗师》)“天人合一”等思想。因而“天”也具有了道德上的意义——如天理、天道。总之,中国的“天”既是自然的范畴,又是道德的范畴。康有为的“人权”概念,明显具有自然性与道德性的双重含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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