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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回忆与追思 ——张岱年先生的几件事

更新时间:2022-04-07 16:59:13
作者: 蒙培元 (进入专栏)  

  

  

   上世纪60年代初,我正在北大上学。学校为了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挥教授们的积极性,决定在全校开设选修课。哲学系是知名教授最多的系,许多教授在“开放唯心主义”的口号下开了课。一时间,学术空气很快就活跃起来了,同学们都很兴奋。虽然这只是“昙花一现”。

   其中,有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料学”,郑昕的“康德”,贺麟的“黑格尔”,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朱先生当时在西语系),宗白华的“中国美学史”,洪谦的“逻辑实证主义”,熊伟的“存在主义”等等。之后,张岱年先生也开了一门课:“张子正蒙”。

   这些课是陆续开设的,不是在同一学期和同一时间上课,只要有兴趣,一般都能选上。由于时间方面的原因,我有一门课未选,其余所有的课我都选了。等我选张先生的课时,已经读研究生了,但这又是我进北大以来第一次听张先生讲课,心里当然很高兴。记得当时听课的人有十几位,大部分来自校外,有各大学的教师,也有宣传机构的干部。我想,很多人是慕名而来的。张先生是中国哲学史的著名专家,对张载特别有研究,但是,自1957年以后就再也没有登过讲台了。学术的长期被冷落,并没有使大家灰心,终于有机会聆听张先生的声音了。

   我至今还能回忆起张先生讲课时的情景。他穿一身蓝色的学生制服,上衣口袋插着一支钢笔,专注而且声音洪亮,多少有一点口吃。当开始讲《正蒙》第一篇“太和所谓道”时,铿锵有力,充满了激情,在运用抽象概念的同时,又有许多生动形象的语言,使听者很快就进入了张载的精神世界。张载的《正蒙》,历来号称难读,就连与张载同时的二程兄弟,都说过《正蒙》是子厚“苦心力索”之所得,有些话不够通俗易懂,更何况今人读此书,其困难之大就可想而知了。但是,张先生对其中的每一个概念都作了详细分析,其思路之清晰,令人惊叹。

   坦白地说,我当时对张先生的哲学思想及其中国哲学的研究了解甚少,只知道张先生善于运用西方的“解析”方法讲中国哲学,但不知究竟如何“解析”。听了这门课,果然大有收获。后来,我读张先生的著作时才明白,他对中西哲学的异同早有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他之所以重视并运用“解析”方法讲中国哲学,绝不是一味地“套用”西方哲学的观念来解释中国哲学。在运用西方的“解析”方法时,对中国哲学的观念须放在具体的语境中进行解释,以便理解其本来的意义。这同用西方哲学观念“套解”中国哲学是两回事。对于古人著作的解释,不可能完全地回到古人的时代,作出“原汁原味”的解释,任何解释总会有今人的理解。但是,古人著作中的概念,总有普遍性的、可理解的客观内容。一个概念可能带有多义性、歧义性或模糊性,但经过具体分析之后,其普遍性意义就会显示出来。这就是为什么用今人的语言能够解释古代哲学语言的原因。当然,对于中国哲学的价值内涵,张先生始终保持着冷静的态度,不因其分析方法而受到损害。“解析”并不妨碍其价值内涵的阐释。至于如何评价,则是今人根据其哲学观点要做的事。

   回想起来,听张先生的《张子正蒙》一课,其收获不只是如何读《正蒙》,而是如何读中国哲学。张先生的讲课以及他所做的许多事情,对于今人如何研究中国哲学、如何理解中西哲学的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先生是一位和善可亲的学者,很容易接近。自从选修先生课程之后,我们很想到先生家中拜访。有一年,先生搬进中关园的一套公寓房,居住条件算是有了一点改善。我们几个同学前去拜访,祝贺先生乔迁之喜。居住条件的改善,意味着政治待遇的某种改变,这是从心里都明白的,可谓“心照不宣”。我们找了好半天才找到张先生的家,一进门,便受到先生和师母的热情接待,毫无拘束感。但是,首先映入眼帘而引起我的注意的,是堆放在楼道里的一大摞古书。我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套完整的线装本《四部备要》,被高高地堆成几排,挤在一起,已接近房顶了。张先生站在书房的中间,开玩笑地说:“以我为中心,以我的胳臂为半径,画个圆,这就是我的空间。”很清楚,房间里已没有多余的空间安放这些书,只能堆放在楼道的角落里。要从这样的书堆里取出一本想用的书,真是太困难了。

   我酷爱书籍。三年研究生期间,将节衣缩食省下来的助学金全部买了书。这些书加起来也摆不满一个小小的书架。当时的王府井、西单和琉璃厂,都有古旧书门市部,里面装满了各种线装书,直到房顶,只有爬上梯子才能找到有关的书籍。散见的《四部备要》本便是比较实用而又便宜的了,但是要找到完整的一套,已是不易了。这种本子虽有不少印刷错误,但是完全可以阅读和引用。我听说,冯友兰先生有一套《四部丛刊》,但只是听说,并未见到。张岱年先生有一部《四部备要》,这次却是真的看到了。我以为搞中国哲学史研究,有这两套书中的任何一套,也就够了。我相信,这两套书对这两位哲学家一定发生过重要的作用,所以心里很羡慕。我也相信,两位哲学家一定会珍惜和保存这两套书,因为这是他们最珍贵的“财富”。可是没有想到,如此重要的书在张先生家里却连一个摆放的空间都没有,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十分可惜。就当时的处境而言,这些书的命运就是一个学者的命运的写照。

   但是,令人惊异的是,对此,张先生没有一句怨言,而是泰然处之。“文化大革命”之后,就再也没有看到这些书了。在“文革”中、后期“整改”阶段,冯友兰先生曾向校方提过意见,说有些教授的书无处可放,堆在床下,取用很不方便,要求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有个地方存书,以便安心工作。我想,这与张先生的处境是否也有关?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进入研究机构,能够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同时,看望冯先生和张先生的机会也就更多了。去的时间多了,也就更随便了,谈学术,谈时事,谈人物,谈生活,几乎无所不谈,真是师生之间无忌讳。

   80年代以后,张先生焕发了学术生涯的第二次青春,不断有著作问世,嘉惠于学者不能尽言,对后辈学子也是倍加关心。我每次到先生家,都有新的收获。但是,生活中的张先生却是“质朴”而又“无所求”。张先生的“质朴”,既是出于自然,又有深厚的哲学文化素养,表现出一种“温文尔雅”的气象。其“自然”的一面,亲切而易于接近;其“文雅”的一面,则能受到精神感染。张先生在学术争论中偶尔也会“发脾气”,但是过后又是原来的样子,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并不觉得有什么威严。这也许正是“自然”的流露吧!凡是与张先生接触较多的人,都会感受到这一点。

   张先生的“无所求”,却是常人难以达到的。对居住条件无所求,对穿衣吃饭无所求,对各种待遇无所求,对各种享受无所求,对名誉地位更无所求,真是“安土而敦乎仁”,常年过着恬淡平静的生活,只求精神的充实。我到中关园张先生家里,多次看到先生在书房里伏案工作,师母在过道里包饺子。饺子被整整齐齐放在案子上,旁边却并无其他菜肴盛馔,我想这就是二位老人的午餐了。师母为我端来茶水,张先生却喝白开水。师母说,先生偶尔也喝点茶,但平时大部分时间只喝白开水。书房里堆满了书,几无插足之地,而张先生就生活在这样的书堆里,其乐也融融。

   我从张先生身上得到的最大感受是,先生有一颗童心。这是很多人求之而不可得的,但张先生不用“求”,完全出于自然。古人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是最可贵而亦最不易保持的,因此,古人皆以“赤子之心”为生命追求。有“赤子之心”的人,是有很高精神境界的人,是“无所求”的人,也是很快乐的人。张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以“赤子之心”待人的长者,其感人之深,犹如春风细雨。在谈话中,先生随时会提出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真是太“平常”、太“天真”了,又是太贴近百姓生活了。但是,却与那些“街谈巷议”绝然不同,而是“平常”之中有深义,“天真”之中有玄机,借用古人的话说,这都是些“如粟帛之不可离”的事。听张先生谈话,真有“平常心是道”的感觉,平易而又深刻。

  

  

  

   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百年学术大典》编委会想请张先生为其中的《哲学大典》写一篇“总论”。该卷编委会的负责同志要我与张先生联系,约定时间,一同到先生家里商谈此事。张先生答应了。此前,张先生发表过与此有关的几千字的文章,编委会的意思是,请张先生在此基础上重写一篇三万字以上的长文,包括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全面总结百年来哲学发展的状况及未来展望。我们到了张先生家,编辑说明来意之后,张先生当即提出:“我与蒙培元合作,请蒙培元写。”这是我始料所未及的。张先生虽然年事已高,但还能写作,编委会之所以请张先生写这篇文字,也是考虑到先生有这个精力,我们也是抱着这个愿望来的。但是张先生却并不准备亲自写,而是要我写,这使我很为难。这是因为,张先生最有资格写这篇东西,我作为后学,无论从学力还是名望讲,都难以胜任;可是张先生已经指定要我承担,我又不好拒绝。不过我还是表示不能从命,请先生亲自动笔。先生仍然坚持他的提议,鼓励我承担起这项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接受。

   三万字的文稿写成后,先请编委会提意见,第二稿写成之后,才送给张先生亲自审阅。后来有一天,张先生在电话中告诉我:“稿子写得很好,我只改了几个字。”这是对我的工作的肯定,也是一种鼓励。写这篇东西时,我是重读了先生的有关论述,当然也有我自己的一些看法,我很高兴先生能同意我的这些看法。同时又说明,先生是逐字逐句认真阅读了全文,因此才能对个别文字进行修改。

   其实,张先生的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是一贯的。这是对后学的一种关心。就我所知,很多学者请张先生帮助或指导时,先生都会仔细阅读他们的文稿,这样的指导才是具体的。我亲眼看见先生读别人的作品,非常认真,速度极快,但又是每页必读而不是跳读。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令人感动,值得我们每一位学者认真学习。我想,凡为人师者,都应当像张先生那样,对年轻学子有一份责任心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我们的学术界就会有一个很好的风气。上世纪80-90年代,到张先生家里求教者络绎不绝,请张先生写推荐、写序、指导论文者不计其数,先生一定付出了大量心血。在一次谈话中,先生很直率地对我说:“最近事情太多,倒不是我自己写东西,而是给别人看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先生在学界有极高威望,是“德高望重”的学者,除了学术贡献之外,与这种关心后辈成长而无私奉献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中国百年学术大典》哲学卷出版后,送来了稿酬。我决定给先生送去,但是到家以后,先生却坚决不收,说:“这是你写的,我不能收。”先生这句话使我看到一位真正学术大师的人格。事实上,文稿虽然由我执笔,但文中有先生的观点、思想,而且经过先生亲自审读并修改过,是名副其实的“合作”。先生认为具体劳动是由我做,因而不肯收。其实这点稿酬是极其有限的,只是表达我对先生的一点心意而已。在我反复劝说下,先生才勉强收下一部分。

  

  

  

进入本世纪之后,先生已年过九旬,不再著述了,但眼不花,耳不聋,身体尚好。这是学界同仁的共同心愿。先生将一生贡献给了学术,这时仍关心学术发展,有时还发表一些文章。这时大家最关心的是他的健康状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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