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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隽:如何评价福兰阁?

更新时间:2022-04-07 16:53:47
作者: 叶隽  

   顾钧称宜“为葛兰言辩护”(《读书》二0二一年第七期),确实很有必要。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以社会学方法治汉学,虽然在史学上难免出错,但是在方法论上另辟蹊径,给汉学之异彩纷呈提供了灵光闪现的可能。非但法国汉学如此,德国汉学恐怕更是。前者已是学界公认的世界汉学之祭酒,但德国汉学之重要性似乎尚缺公允认识。其实德国汉学家中的大学者,值得举出的例子也不少,譬如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再譬如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另外,以我之见,德国汉学传统还呈现出三元建构,即以福兰阁为代表的历史学路径、以卫礼贤—魏特夫为代表的社会史(人类学)路径和以贾柏莲、孔好古为代表的语文学路径,是德国学术不能放弃的“看家法宝”。

  

   对于福兰阁,自民国时代开始,中国学界对其认知并不能算少,但少有如对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那般的“恭敬客气”,最典型的例子自然是陈寅恪的态度。一九三六年,因评选奖金事,陈寅恪致函傅斯年时提及福兰阁,称:“Otto Frank(此处原文有误,应是Otto Franke,笔者注)此人在今日德国情形之下,固是正统学人,此无待论者,但除有他种可考虑之事实外,若仅据其研究中国史之成绩言,则疑将以此影响外界误会吾辈学术趋向及标准,此不能不注意也。”这句话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场域关系、个体生性、兴趣取向等多重因素制约,不可一概定论,但若引此为据,进行发挥,将批评福兰阁与“华洋之分”“崇洋”“贬洋”等学术立场关联起来,可能有“过度阐释”之嫌,而且将福兰阁视为负面人物,未免去真相更远。这不仅是对一代学人福兰阁的不公,而且也涉及我们认知他者,尤其是世界学术的气象问题,甚至这一问题面对的是与我们相对距离更近、血脉相关的汉学世界。因此,可能亦需“为福兰阁一辩”!

  

   就史实论,陈寅恪与福兰阁在柏林大学应有一段交集。留德学人中如蒋复璁、俞大维、姚从吾等人都曾在福兰阁门下学习,或至少听过他的课,其中恐怕也包括了陈寅恪。因为就时间上算起来,陈寅恪第二次留德在柏林大学是一九二0至一九二五年,而福兰阁是一九二三年从汉堡转到柏林的,所以从理论上来说应不致不知。当然,这犹待进一步考证,此处暂且不论。

  

   其实,福兰阁、陈寅恪作为中国史研究的大学者,其重要性均为国际学界所承认,就以费正清、崔瑞德主持的《剑桥中国史》为例,作为西方汉学史上享有盛誉且确实厚重的代表作,《六朝卷》如此评价福兰阁的《中华帝国史》和《隋唐卷》对陈寅恪著作的多所征引,总体上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福兰阁、陈寅恪作为国际一流学者的身份可以得到盖棺论定。可为什么这两位得到后世公认的大学者,彼此间却似乎不无隔膜,甚至成见颇深呢?这其实很正常,正如福兰阁当初极力反对授蔡元培予法兰克福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却又积极支持授胡适以普鲁士科学院通讯院士头衔,都有很大程度的个人兴趣取向制约,不足深责。所以各类评奖、头衔之类,其实都难免有较强的场域因素作用,不可以太当真,更不可以将其作为评价学术的唯一标准。

  

   以我之浅见,对福兰阁的评价,这两段说法是有分量的。一是福华德(Walter Fuchs,1902-1979)的看法。虽然是及门弟子,难免有褒扬师门的成分在,但他的话是有道理的:“自福兰克(即福兰阁,笔者注)逝世,其最后目睹老大帝国与其所领导西洋汉学家同归于尽,同时现代西洋汉学与十九世纪前辈大师之联系亦告中断。”另一位是法国汉学家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1940- ),她是从学术史角度来评论《中华帝国史》的:“中国历史的连续性现在被看作国家的历史而不仅仅作为朝代的延续。国家的概念、机构和发展成为福兰阁《中华帝国史》的主线。尽管一九四六年作者去世时仅写到一三六八年元朝终结,但是这部鸿篇巨制仍然是欧洲中国史研究的里程碑。它传递了贵族的理念,其意义和尊严等同于欧洲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的伟大著作。”相比较福华德的不吝赞誉,巴斯蒂显然更看重福兰阁代表作的学术史意义,对其背后体现的德国学术和欧洲思想有充分之体认。

  

   当然,对福兰阁的负面评价并非没有,譬如徐道邻、蒋廷黻,都对福兰阁的一些史学观点持不同意见。但他们的文字并未广为流传,也就是停留在纸上而已,远不如陈寅恪的只言片语带来如此大的杀伤力,因为后者作为中国史学界的重镇,甚至中国现代学术的精神偶像,其影响确实巨大。当然陈寅恪之评价并非毫无道理,也不就是要对福兰阁全盘否定,但我们要评价一个学人,需要识其大体,要有同理心,要能客观评价其在学术史上的“得失功过”,且不因私人之好恶、过节、意气等而刻意贬损之,这才是一个真正大度学人的学术态度。对一个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为鹄的的学人来说,其著作的生命力比什么都重要,因为这是他第二次生命的命脉所系。相比较一生以撰作《中国通史》为志的陈寅恪而言,若是看到异国前辈(很可能也是他的老师)多年前就近乎完成了这样的著述,不知究竟会是何等感受?或者,陈氏中国通史的理想,竟不无受到福兰阁著作的影响和刺激,是一种挑战和启迪并存的结果?这些,或许都是可以深入开掘的命题。

  

   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出版的《新中华》上,姚从吾发表《德国佛郎克教授对于中国历史研究之贡献》一文,开篇即称:“佛郎克教授(Prof.Dr Otto Franke)是德国现在德望最高,学问最博,著述最富的汉学家。”这种过于极端化的表述往往易于引起反感,不知陈寅恪是否读到此篇文章,但至少有此可能。作为其时出版重镇之中华书局推出的以时政为主的综合性半月刊,学术论文比例很少,在此期中只有两篇。陈寅恪此际尚在清华,而清华大学图书馆是收藏有这份刊物的,应是当时就有订购的。以陈寅恪的博极群书,并非没有可能读到此文。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姚从吾的评价还是有道理的,他认为:“《中国通史》一書中,佳处甚多,不能一一详述。我认为有特别介绍必要的,有下列二类。(一)用世界的、客观的眼光,批评我国传统的思想。有些是我们已注意平反,惟尚没有具体著作发表。有些在我们看来或失于‘求全责备,但仍可供我们参考。(二)是拿中国历史实事与欧洲历史的比较,实事在历史上的价值是比较的,不是绝对的。我们与他种民族比较,才能认清楚我们祖先所干事业,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客观地说,这样一些确实需要“外来之眼”才能看得更清楚的角度,福兰阁是有贡献的。

  

   姚从吾虽不是福兰阁指导的博士,但其在柏林大学期间听课甚多,所以也未尝不可算是及门弟子。他对自己的老师是推崇有加,对同侪学人尤其是陈寅恪也是很推重的,有言曰:“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但陈寅恪对姚从吾的评价似乎不高,称其“愚而诈”,这与他的名言“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倒是颇相映衬。

  

   以上仅就德国第一代汉学家的代表人物福兰阁的后世评价略作引论,并无意盖棺论定,他的诸多著述其实还有待深入探究,《中华帝国史》更值得译为中文。福兰阁的意义当然不仅仅局限于汉学学科,他早期作为一名外交官,对中国有长达十二年的居留之缘。他在中德文化交流史上同样是一个颇具关键性意义的人物,譬如曾受德国政府委派代表德方与中方(张之洞等)会商建立青岛中德专门高等学堂(即德华大学)之事,与杨文会、苏曼殊、胡适等颇有交谊,此外还影响了一批在柏林听其课程的现代中国的留德精英人物。他不但是普鲁士科学院院士,也是德国学术场域里的重要人物,譬如是大型学术项目的重要参与者。德国曾筹划一部全面研究东吐尔克斯坦地区历史的大著作,于一九二四年在慕尼黑召开东方学者会议,邀请不同学科学者会晤商讨,如古历史学家爱德华·梅耶(Eduard Meyer,1855-1930)、梵学家吕德斯(Heinrich Lüders,1869-1943)、汉学家福兰阁、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但由于缺少应承担发掘史和考古论证部分的勒科克(Albertvon Le Coq,1860-1930)而致计划落空。能和这些一流学者并列,足可见福兰阁在德国整体学界的地位,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他都是一个具有枢纽意义的个案,其代表性也是毋庸置疑的,值得特别关注。

  

   总体来看,德国汉学创立期的那批学者较之中国日耳曼学高出恐不止一筹,这不仅表现在留下的著述的数量和质量上,也表现在学科史代表人物所呈现的多元知识形态、积极的文化态度以及学科思想等诸多方面,应该说他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当然德国汉学为何发展出后来的特殊路径,似乎并未能继承传统而光大之,却又是另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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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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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 2021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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