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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哲:论儒学“人”的观念对变革的世界文化秩序的意义

更新时间:2022-04-07 00:01:37
作者: 安乐哲  

  

   现代宗教史学家詹姆斯?卡斯提出了“有限游戏”和“无限游戏”二概念,对二者作出区分。如想思考、弄清儒家价值观对正在呈现的世界新文化秩序会有什么重要影响,詹姆斯的这两个概念是很有用的。卡斯为做区分使用了“游戏”一词,用它作为在广义上构成人类众多经验活动的一个类比,诸如人类所做的生意、体育、政治、军事安全、国际关系等等许多事务。所谓“有限游戏”讲的是单子个体游戏者,参加一个有限时间内的、按照一套有限规则的游戏,确保产出一种具体结果,即一个输者和一个赢者。如此玩法的有限游戏,设定有一个开局与结局,目的就是使得单子个体游戏者为了自己赢而游戏。理解这种游戏,似乎同理解人类所进行的手段与目的意义的竞争性活动,存在最直接相关性,这种竞争性活动的结局,也是最终产生一个赢者和一个输者。充斥于一切领域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价值观,渗透在作为人类的我们对自我的理解,倾向是使“有限游戏”成为我们熟视无睹的人生道路的模式,使它作为我们每每想到的各种层面的人与人交接关系,无论是个人之间,公司之间,还是主权国家之间。

   “无限游戏”是不同的另外一套做法与不同的期待结果。它没有开局或结局,而要的是加紧其中各同事方面相互的关系,目的是共赢,而不是为单子个体游戏者自己赢而要相互竞争。此外,“无限游戏”的玩法,根据的规则是可以由游戏者自己改变的,改变规则的目的,是使得游戏可继续下去。其实,因为没有什么开局与可期待的结局,“无限游戏”的目的非常简单,只是共兴共荣。一家人的关系应是最好的“无限游戏”例子;母亲总是要想方设法呵护、拉紧与儿女关系,儿女也是一样。这样,紧密的关系可以使他们成功应对面临的各种纷繁复杂情景。在“无限游戏”情况下,相互依赖的关系意味着,母亲和儿女要么协同一致,一荣俱荣,要么是一损俱损。“无限游戏”总是以关系的绑结为初心,也因此,总是双赢或双输之事。

   当我们要寻找必要的文化资源,用来应对我们可将其描述为“全面危机”的全球和国家困境之时,我们必须意识到,须有改变我们价值观、意愿与实际行为的必要。这三方面改变是使我们从追逐私利、单子个体游戏者的大量“有限游戏”转到“无限游戏”的新事业模式上。新模式目的是拉紧所有的方面的关系:个人的、社会的、公司的,以及国际的。我们要以从“有限游戏”转到“无限游戏”,面对和有望克服今天时代的对我们的共同挑战。新价值观和新事业行为必须成为我们头等的大事,有利于淘汰屡见不鲜的单个体角逐一己私利的竞争游戏,使之让位于跨越国家、民族和宗教界限的、可实现更大共襄繁荣机会条件的方方面面协同合作。

   一个共识是,在总体上,儒家与东亚哲学,同时包括释家和道家,共是以生生为贵关系为本的。以此为本,以利生存生长的紧密关系,具有“无限游戏”特质。我们已经知道,瑞对儒家文化恰当理解,它倡导“诚敬”、“互相依存”的价值观,是把个人视为构成于须臾不离、特殊修养而成的相互关系形态的。问题是:是否有正活动着的力量,挑战这样一种简单的“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等式,变革中的世界文化秩序是否会包融儒家哲学发挥作用?当代儒家伦理,是否将能把家国、天下关系深厚蕴含的道德行为的样式,变为一种挑战、并促进世界地缘政治与文化秩序变革的力量?

   我们看到,至少亚洲已有人数、不多活跃的人群以肯定态度回答这一问题。他们认为儒家文化将能对建立当代的新世界文化秩序的任务作出很有意义的贡献。我们已经在短短数十年的时间见证,中国国内的重要大学学府校园,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起“国学院”。我们还看到,国际上,在全球众多一流高等学府,迄今已成立共五百多所由中国政府出资、中外合办的“孔子学院”。

   对世界文化秩序的改变,还可产生影响的另一因素,是中国2013年年末开始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它很快变成中国对世界影响提升的明显标志。这一重大举措,正值风雨飘摇的美国,出现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还有欧洲国家换届政府退出自由贸易协议,在对核扩散、难民移民、环境恶化及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上失控,或提出异议或违背协议承诺。其实在西方国家中间,正出现朝着只企图要单边赢的有限游戏迅速的转向。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新选择,它将会是一个试金石向人们显示,可用来重新考虑世界经济、政治和实际也是文化秩序,中国资源的有效程度究竟如何。如果中国实行儒家的价值观,按照它自己文化资源所言说的“共赢”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社会一道,可以做到营造一个“双赢”的无限游戏的一套混合模式,中国就将成为全球新秩序的一个唯一举足轻重的方面。这个世界将变成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不一样的地方。

   从渗透在经典文献的儒家思想看,它对变革世界文化秩序究竟是一种什么关联?对那些相信儒家哲学具有对新世界文化秩序可作有利贡献的价值观和机制的人们而言,需追溯性提出的重要且关键的问题,从一个泛亚洲现象考虑,是它的悠久的历史,其中既有儒家思想的贡献,也有它的挫折。前瞻性考虑也是一样,我们也必须要问,儒家价值观的全球化,是否将会带给当代全球活力以积极性变化?如果会,那么“现代性即西方化”这二者风靡一时、造成恶果的等式,如合起来起到给儒家文化抹黑,该怎样去挑战它?另外,恐怕最重要的,是这样全球性的儒家文化,将怎样翻新构成一种断然、与时俱进、苟日新日益彰显的力量,对我们时代所面临这些紧迫问题的解决,做出它自己的贡献?

   具体来说,儒家传统究竟须有的是什么,才向一个变革的世界文化秩序可作出贡献?作为一个依然鲜活的文化传统,当代中国的与她原始文化源头的一直延续,更为明显说明,它远非那种古希腊和现代希腊民族国家、古罗马与现代意大利今天面目、古埃及同它的当今样子,其间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中国呈现的是一种兼容并蓄、日趋融合的文化转化形态;它包括数百年之久的炙热角逐,已燃烧为一个锻造混合、汇同一体的熔炉。她是这样一个传统:西学东渐,先是佛教,后又从耶稣士会到基督教传教士,然后是马克思主义思潮涌入,再至当代我们现象学和实用主义进入,它们都被吸收、内化为日日新的儒家文化本身传统。儒家传统这种一以贯之的势头,出于这样一个事实,也即它的初心是较为直接关怀实实在在人的经验的。儒学,远不依赖什么形而上学虚设或者对什么超自然东西作冥想,而只是实实在在对自然的思考,意在关注弘扬人的价值的潜在条件,从我们身边可行之处做起,使每日的普通事务得到升华。作为文化,儒家思想大道至简,是向一切最普通事务注入精神,是在人经验的层面,使其升华至事务的最不平凡意义。在这一鲜活文明的世世代代传承过程中,文化一以贯之的血脉相传已然深在其中。它依靠的载体,是文化参与者生生不息所创造的文明,而且得到扩展延伸,以致整个宇宙意义蕴含其中。它依靠的载体,是作为与家、国内在不分的人的生生不息生产而出的文明。人的价值,是人文化的源泉,人的文化又反过来成为兼容并蓄资源,向一切个人提供自我修养的环境。

   至于“宗教感”(或曰人的群感),儒家思想的,是一种“家为中心”的内涵,而不是“神为中心”宗教的。它不是具有好争倾向的亚布拉罕传统,不是致力做出某种独一无二、排他与绝对性的姿态。这样的一种“人”宗教感,不是以明示“唯一普世真理”、在宗教徒之间酝酿战争甚至屠杀。儒家思想同时既是准无神论亦是深含宗教性的。儒家文化不诉诸于一个独一无二、前溯性、本质实在“真神主体”(Divine Agency),将它作为一切现象背后之“真实”,作为一切宇宙意义之源。其实,儒家是没有“真神上帝”宗教性传统;它的宗教意识所确认的精神,是呈现于人经验本身的激情。对儒家思想而言,世界是自我而生的,也即一“自然”过程,正所谓“自然而然”。它蕴含生生不息演进变化之气,内在于对其本身的一以贯之叙事。它拥有一个内在而无外世界。而且,人的宗教情结本身,是宗教(人与人群感)意义的推进器,既是追溯性也是前瞻性,作为一种扩展与包融的精神,于家国、天地的实实在在充满激情的活动事务之中产生。人类既是激情的,也是精神情怀之贡献者,致使我们人的生活同其中的、人在天地之中具有的经验,获得超越感的升华。除去延伸到家庭之外,这里没有教堂;除去一起用餐的餐桌,也没有神坛;除了历史的和现时的文化楷模人物,致使人们敬仰,作为社会生生不已的中心,这儿也没有牧师。人的成人/成长过程,是成己成物的整体性意义。它是一个在森林里的树木成长概念。它与那种“生于无有”传统的神学,与造物者之“上帝头脑”即是一切,同时它的所造之物却不值一提这样的传统,形成鲜明的对照。

   儒家文化不存在末世论。或许儒家原初思想家是重在对过程、变化现象世界作最多思考,简洁地将其归结为“道”,或曰“扩展开去的经验域境”;万物,或曰“万般过程及事件”;而统合起来考虑,或曰“一切正在发生呈现之中之事”。这些哲学家不倾向对开始始因做如此发问:“什么”作为事物之“真实”?或者问:东西“为什么”存在?他们似乎更关切:怎样实现使得周围无时不变化现象的复杂关系有恰当的协调,产生出最理想的实际结果。它是以成就家、国乃至最终天下的太平,始终尊为这个传统根本的导引方向,而不是什么神学或目的论的对缘起始因或先验计划去作冥想。

   在理解社会秩序方面,儒家思想也作出贡献。儒家社会建立的基础,在于它对人的激励,推动人圆成恰当的身份关系(“礼”)。这是使得这一关键哲学术语实现转化的方法,是开动脑筋的选择。在正式意义上,“礼”是赋予了意义的身份、关系及机制组织,它们提供做利于重要交流的条件。它们激励对家、国的情怀。所有正式行为皆是构成“礼”的某一层面,包括用餐场合言谈举止、见面与告辞致意、毕业典礼、婚礼、葬礼、诚敬举止、祠堂祭祀等等。在这样的正式含义里,“礼”起到社会文法的作用,在人经验符号的意义上,向每一成员提供由家、国和理政领域确定的位置与地位。但是过程宇宙论的“礼”,更是韵律而不是形式。“礼”在生存意义上具有鲜活感,总是即时即兴、呈现而出。可将“礼”的模式恰当地描绘为一种文化阐释,因为它来自一代一代传承,维系一个活着的文明,如同一个丰富意义的宝藏,使得人人拥有一以贯之的价值观,并让价值观变为自己,总是与时俱进。我们在今天情况下对“礼”身体力行,其中的许多效果,出自它们与过去相连,并且也与未来相连。

   在广阔纷繁的话题呈现的家、国环境,有效交流带来关系施展的良好作用,社会展现秩序。“礼”在最广泛性的意义上,一点也不亚于公用“语言”。当然“礼”确是语言学意义的,而它又比只是人与人之间互相说话意义大得多。“礼”也是体式与举止、音乐与食品、礼节与仪式、组织机制与功用、身份与关系的语言。对孔子而言,做人、成人是社会成就,是成功地实现适宜性,是贯穿于“礼”而达到运用社会智慧的成功。社会不是源于一己私有财产,“一己人”也不属于社会力量的产品。并不是相互关系生存和人与人协同合作这样的个人特殊性,带来互不相连单子个体人的具有关系地在一起,而更是让已然是关系构成的人,更加具有创造力。儒家文化提供一种家、国思想,是基于从身份与关系之中,追求持续的恰然性,身份与关系把家、国紧紧连在一起。作为最根本与一以贯之性,“礼”焕发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内在活力,令祈求和强行法治,虽然不幸地有时很必须,却总是属于第二位优选,总是作为明显表明一种社会失败。

历代儒家对人类文化作出了贡献,在教育哲学方面,我们必须从一开始接受,个人修养是当然的儒家哲学根;而且还要知道,这样的个人成长本身即是教育之本。但是我们必须还得懂得,任何没有恰宜长好的根和缺少营养的环境,都会枯萎、死去。一直利用这一树木生长的比喻,儒家教育必应被理解为,是强调离不开而且是身份与关系内在成长;身份与关系,是构成我们作为人的家与社会的沃土环境。教育同儒家道德之紧密关系,是这样的事实,即它们皆然以在我们的身份与关系之中持续生长为基础。教育是这样被视为是非工具性,不是某种欲望的目的,而是一种过程,教育本身即是目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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