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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小骏:后疫情时代香港的管治效能建设

更新时间:2022-04-04 23:40:11
作者: 阎小骏 (进入专栏)  

  

   冷战的结束,对思想史而言是有划时代影响的重大事件。它使国际社会得以从半个多世纪意识形态纷争的泥潭中脱身出来,停止“我是你非”、漫无目的的路线争吵,而转而思考那些对实现人类共同福祉更直接相关的实际议题。如何在后意识形态时代,建设良好的政府管治效能,便是冷战后国际学界积极探讨的这些新的实际议题之一。

   在旧有的意识形态论述中,对政府的描述通常是负面的,其共识是政府能力应当受限。美国时任总统列根(Ronald Reagan)于1981年就职演说中的名言,“政府并非问题的解决之道,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是新保守主义者政治改革的宣言书。之后,列根主义、戴卓尔主义与皮诺切特军政府治下智利的经济自由化改革,用政策实践构造了一个崇尚政府愈小愈好、市场愈大愈好、监管愈少愈好、国家能力愈有限愈好的时代与主流论述。过去十余年间,全球金融危机和民粹思潮的风起云涌,为这一主流论述指导下西方的集体“治理失效”写下注脚。

   但即便是在新保守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与之相反的思想探索也从未止息。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治学者即指出,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政府权威首先需得“建立”起来,然后才谈得上如何对其进行“限制”。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奇迹,更证明了具有高度管治效能的政府,有助经济腾飞、产业成长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2004年,曾在东苏剧变后预言西方体制会战胜一切、历史亦将随之终结的美国史丹福大学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出版专著警告说,“虚弱、能力不足或形同虚设的政府”势将引发严重社会政治问题甚至国际危机。最近20年,愈来愈多发展中国家开始学习亚洲的经验,认识到政府效能建设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理念之争终究虚幻,实践才是最好的老师。

   第五波疫情显露特区结构性不足

   政府管治效能建设,具有自身的多面性与辩证法,并非可以一蹴而就的事。于现代社会,传统型小政府在面对重大自然或社会危机时所表现出的行动迟缓、指挥不力和协调不足等问题,往往引起社会对政府管治效能的关注,这是必须予以回应的呼声。在管治效能建设方面,政府需认真辨别来自社会的声音,并结合实际情况审慎判断。对的坚持,错的改正,既不僵化保守,也不随波逐流。

   政府管治中需要权衡的侧面众多,对同一问题,随着时空条件变换,每个侧面所具权重亦非恒定,需因时因地制宜。政府效能不足,结果是政策议程失衡、执行脱力、督责失效、目标落空,既存问题久拖不决,新生问题又纷至沓来。但政府能力使用过当,又有成为“保姆型政府”(nanny state)之虞。在管治效能建设问题上,须持中守一,方可循于正道。

   今年农历春节以来,在应对第五波疫情过程中,本港政府管治效能也经受了一场全面考试。截至目前,香港每日新增确诊数字已从峰值回落,稳控疫情初见成效,这是中央大力支援和帮助的成果,也体现了特区政府在管治方面所具有的好基础。本港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形成的很多好经验,如“抗原筛查、核酸诊断”等行之有效的措施,已经并将继续对国家完善防疫措施发挥积极影响。

   但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老人和残疾院舍遭受的惨重损失,也显露出特区在政府管治效能方面,仍存在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结构性不足,亟需在后疫情时代予以弥补与提高。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时指出,要善于“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笔者以为,这亦是在后疫情时代加快政府管治效能建设的行动指南。

   一国两制下 管治效能建设6个“可”

   在“一国两制”条件下进行政府管治效能建设,并无前例可供遵循,宜有完整清晰、具针对性的目标体系。笔者试将其归纳为6个“可”字,即议程可行、执行可见、服务可达、形象可亲、应急可靠、效果可测。

   议程可行,是指政府对于中央政令、本地实际及民情民意有准确了解与掌握;对政策议程设置、措施阶段部署、工作先后优次,做到谋划在先、综合审慎、科学可行、合乎情理。另一面,也应着力构建稳定的政策话语论述,不能见步行步、含糊其辞,甚至左右支绌、朝令夕改,令社会无所适从。

   执行可见,则指政府培养扎实的工作作风。政策一经制定,就要坐言起行、通力协作,用“钉钉子”的精神抓落实。另一方面,亦要求提高管治“能见度”,政府及时与社会进行信息同步工作,令普通市民了解政策推进的阶段成果、感受社会环境的次第优化,及体会公共服务的逐步改进。

   形象可亲,是指政府真正做到以市民为中心,开辟多种渠道,加强沟通技巧,借助现代化技术力量,以可亲、可爱、可敬的方式,走入街市、民居、屋邨、渔船,与市民大众真诚对话,真正拜市民为师,尊重民众的首创精神,适应社会的表达方式,构建可亲可信的管治形象。

   服务可达——要求政府聚焦基层市民需求,使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资源充足、布点均衡、流程顺畅、指引明确、易于获得。政府服务有所侧重,公共资源向基层、底层市民群体倾斜,以实现政府服务在全域范围内跨阶层的可达性。

   应急可靠——要求政府居安思危,多做预案,做好各方面储备,着力防范“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爆发的风险。在出现紧急状况时,特区首长应保持领导体系稳健,各部门首长靠前指挥、做好诸部门协同,力争阵形不混乱、动作不走样、人员靠得住,从而给予社会稳定感,以利于全域尽快恢复正常。

   效果可测,就是政府的管治效果应能够在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上进行评价、量度和考核,建立健全政府施策的准确反馈机制。

   笔者以为,以上六方面大略可勾勒出在后疫情时代,一个高效能的现代化服务型政府应该达到的标准。

   需全社会参与 也需良好舆论环境

   加快特区政府的管治效能建设,发挥现有优势,弥补潜在不足,是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香港的前提与基础,既需全社会共同参与,也需要良好的舆论环境。《淮南子.兵略训》中说“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此语有大智慧在。当前香港疫情防控形势仍严峻複杂,“针大的窟窿漏过斗大的风”,必须慎之又慎。相信只要大家一起支持特区政府担负主体责任,在中央支持和帮助下慎选措施、周密实施,香港就一定能够尽快走出疫情阴霾,在全国率先恢复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及对内对外交往,开启特区管治效能建设的新篇章,实现中央放心、市民满意、国际社会认可的后疫情时代“三赢”管治局面。

  

   作者是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中国制度研究中心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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