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张亮 强若昕:何以为友:自然资源开发的族际合作与民族团结——云南藏区松茸商品化过程的价值链分析

更新时间:2022-04-02 06:53:23
作者: 张亮   强若昕  

   【内容提要】 族群资源竞争理论突破了民族关系研究的文化解释范式,启发研究者基于政治经济视角分析民族关系问题。本文借用“价值链”研究模型,分析云南省香格里拉市居民在松茸商品化过程中的群体性资源分配机制。本文发现,围绕资源开发所形成的分工合作,使各民族形成了经济生活中共享共赢、社会交往上相互理解相互依赖的有机团结关系。

   【关键词】 资源竞争,松茸商品化,价值链,族际合作,民族团结

  

   一、 导言:资源竞争、社会分工与民族间的社会团结

   西方的族群资源竞争理论认为针对土地、水、能源、资本、政治权力、优势地缘区位等资源的社会竞争是引发族际冲突的根本原因,而民族意识、族群边界是资源竞争的建构性产物。族群资源竞争理论代表人物、德国社会人类学家李峻石(Günther Schlee)的专著《何故为敌:族群与宗教冲突论纲》的翻译出版引发了国内学者的热烈反响,有学者旗帜鲜明地指出:“基于自己30年来在边疆民族地区的调查,我得出了与他(李峻石——引者注)基本相同的认识”。①这掀起了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对族群资源竞争理论与民族关系研究的新一轮关注。

   族群资源竞争作为解释族际冲突的理论之一,为民族关系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目前国内关于族群资源竞争理论的研究聚焦于对海外学者相关成果的介绍和解读。有学者系统性地回顾了西方族群资源竞争理论的起源、演进线索与一些经典研究案例,明确了族群资源竞争的实质:“当一个具有族群多样性的社会在正式制度上无法在个体与群体层面充分协调社会竞争时,社会个体就可能以族群方式组织起来,并以族群方式展开竞争。”②族群资源竞争理论在论证社会竞争与族群冲突的相关性时,通常能够考虑经验研究对象所处的社会条件,会将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和正式制度设计、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转型和人口迁移等结构性要素作为重要的变量加以考量。

   族群资源竞争理论突破了民族关系研究的文化解释范式,引发了对民族关系研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中的多维度思考。资源开发、社会竞争被认为与族群冲突有一定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围绕资源开发的竞争性生产活动一定导致冲突。相反,资源开发、社会竞争引发群体性分工,而分工协作是社会整合的内在动力。资源开发贯穿人类社会生产的全部历史,但工业革命后人类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此引发了社会关系的重构。古典社会理论家在思考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重建问题时,已经关注到资源开发等生产领域的分工变化与社会关系转型的内在联系,建构起关于社会分工的社会结构理想类型。马克思围绕分工建构起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分析模型,“联系分工的具体历史形态和社会经济条件,研究社会分工所形成的商品经济社会生产关系,研究分工的社会意义、社会作用及其对人的发展的影响”。③在商品经济社会,社会分工、社会竞争发挥调节社会生产要素合理配置的作用,只是在阶级社会中“分工却给个人形成强大的支配力量”。④由此,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与阶级斗争构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分析主线。涂尔干认为社会分工构成了现代社会关系的基础。“在进入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分工的发达使社会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被紧密地组织起来,新的组织结构替代原来的环节结构,使以往在‘环节’之间相互分离的个人也日渐在实际生活中被联系在一起。”⑤在复杂的工业生产方式下,社会分工越细密,社会竞争越激烈,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间的联系越紧密,越需要进行社会协作。社会分工是实现工业社会社会团结(social solidarity)的内在机制,这是涂尔干社会整合论的核心观点。

   在运用古典社会思想家的普世主义理论讨论民族关系这一具体的社会关系类型时,需要特别关照具体的社会情境。涂尔干的社会团结论具有实证性,但为个人与社会紧张关系开出的“整合论”药方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古典社会思想家无法预料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秩序在20—21世纪的巨大转型,更无法对具体国别区域的具体问题进行解说。具体到民族关系上,族际冲突已经成为当代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在国际比较的视野下,中国民族关系中出现的示范问题从总体上看属于程度较轻、范围较小、处置较好的。同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国的民族关系开始由接触阶段进入竞争阶段,亟待从团体多元主义的角度重新理解中国的民族和民族关系。⑥在这一背景下,涂尔干的社会整合论,在讨论中华民族共同体“一体”与“多元”关系的语境下具有全新的价值。一些研究者敏锐地关注到社会分工与民族团结之间的结构性关联,试图建构起通过建设“社会团结”实现“民族团结”的民族关系分析模型。⑦不过,相关研究多是基于概念推演的演绎性研究,缺乏社会实证研究的支持,这要求经验研究者“超越小型社区研究、族别研究和文化撰写的模式”,⑧探索新的研究方法。

   笔者通过2015年8月、2016年8月、2018年7—8月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尼西乡汤堆村(以下简称“汤堆村”)及香格里拉市区松茸市场的田野调查工作,以当地参与松茸产业的各民族居民为经验研究对象,讨论自然资源开发的族际合作问题。研究发现,香格里拉各民族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形成了群体性的经济角色分工,这种分工机制保证了利益分配的相对均衡,由此映射出香格里拉各族居民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经济交往中,在原有睦邻友好的民族关系基础上,建构出具有互助协作性质的民族关系。香格里拉民族关系的互嵌结构表明,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行动者有能力在资源开发过程中,通过社会分工消弭群体间由于市场竞争引发的社会关系张力,实现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富裕。

   二、作为稀缺商品的松茸:价值链的构成及其资源分配机制

   解析社会竞争与族群冲突的关系,关键在于理解群体性资源分配机制。价值链(value chain)研究为分析群体性资源分配机制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论工具。价值链指一种商品(或服务)从生产、运输、加工、包装、储存等环节,最终达到终端消费者的过程。世界体系理论研究扩展了价值链的内涵,关注特定群体、特定社会阶层在特定行业商品生产流通中扮演的角色,分析价值链参与者的社会网络建构和物的跨国流动。⑨在这一视角下,研究者发现,价值链的形成不仅仅只是由经济逻辑结合社会文化传统的简单叠加,同时也是社会分层的结果。⑩人类学家进一步指出,价值链参与者的个体社会文化禀赋、所处地方的政策、社会文化背景影响了经济参与者进入市场的机会,直接制约了个体利益的获取,从而形成关于资源分配的群体性机制。11价值链作为经验研究的方法论工具,以物的全球流动为线索,将个体理性选择、地方组织形式、国家政策背景、全球贸易规则与生产领域的社会分工、分配领域的社会分层以及人口流动等结构要素归拢到“资源分配与社会竞争”这一议题下,以人的实践活动和生活世界作为考察对象,分析分级市场体系中的群体性资源分配机制,为推进族群资源竞争理论的经验研究提供了有效的知识论和方法论支持。

   松茸只有在全球性的价值链体系中,才具备奢侈品的属性。12松茸学名松口蘑,本身具有一定的营养价值和药用医学价值。但松茸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并没有为国人熟知,只是偶尔被产地居民采集供家庭食用,不存在额外的商业价值。汤堆村村民提到:“一开始都是上山采松茸回来自己家煮来吃,那个时候采的人很少,不像现在,满山都是采松茸的。一直到后边可以卖了,采的人多起来后,像我们,都要早早起来去抢松茸。”13汤堆村村民所谓的“后边可以卖了”,指的是松茸在成为全球贸易中一个重要的稀缺商品,被市场赋予了高额的利润率后,才由不起眼的土产变成稀缺商品,以至于“都要早早起来去抢”。

   松茸消费文化起源于日本。松茸是古代日本百姓进贡给皇家的贡品之一,食用松茸是身份尊贵的象征。直到现在,松茸仍被日本人奉为“神菌”。松茸被认为具有强精补肾、健脑益智甚至抗癌的作用,每逢佳节都是日本家庭餐桌上重要的菜品之一。20世纪80年代,由于日本国内松茸产量降低,便在全球寻找松茸的供货商。日本客商在中国寻找松茸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首先在黑龙江的穆棱和云南的禄丰等地发现松茸。中国大规模的松茸出口约始于1986年,在这之后的10年中,松茸贸易迅速发展。14到2000年以后,日本的松茸大多依靠进口,在每年所消费的3000吨松茸中,1000吨是国内自产的,其余都是进口的,15主要来自中国、摩洛哥、韩国和朝鲜。近年来,由于环境的恶化和大规模掠夺式的采集,野生松茸资源日益枯竭,全球松茸产量逐年下降,终端消费价格不断攀升。

   进入21世纪,日本松茸消费文化被中国高端餐饮消费市场所接受。2012年,随着《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的热播,汤堆村的松茸作为云南藏区的代表性食材为全国观众熟知,松茸消费需求井喷式增长。在终端市场消费需求的刺激下,外来资本涌入松茸产地,松茸收购价格一路飙升。在经济理性的驱动下,部分产地居民还参与到松茸的流通环节,与外来松茸收购者建立起紧密的合作关系。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内物流行业和网络购物平台的迅速发展,逐步形成了从产地直达终端消费者,涉及全产业链资源开发与利益分配的完整的松茸价值链。

   对松茸价值链进行结构分析,可以发现松茸价值链体系主要包括生产环节和初级、中级、终端三级市场。在生产环节,采集者不需要投入本金,通过自己的劳动在林区采集野生松茸获取收益。采集者由具备地方性知识的产地居民构成,所得利润稳定,非产地居民无法参与本地林区的松茸采集。在初级市场中,松茸不分级,由采集者主要出售给基层贸易商和部分批发商。中级市场由部分基层贸易商、批发商和进出口公司代理商购成。在此阶段,松茸细化分级,相较于采集者而言,经营风险和获益率呈正相关关系;对应不同级别的松茸,贸易商群体的销售渠道较为多元,利润率各不相同,但能够保持群体性和结构性均衡。松茸的全球价值链体系的最后一个节点是终端市场,由市场(农副产品市场、野生菌市场等具体市场)、餐厅和家庭消费者之间的交易形成。

   在松茸价值链的生产环节和各个市场,均有特定的群体参与利益分配。在生产环节和初级市场、中级市场,松茸价值链的参与者由云南省本地居民构成,除了数量极少的特级松茸经营者外,收益分配较为均衡。直到最终消费环节,在松茸离开产地进入终端消费市场后,才出现商业利润大幅增长的现象。进一步调查表明,围绕松茸资源开发的族际合作构成了松茸价值链的群体性利益分配机制的主线。

   三、松茸采集者:基于地方性知识的资源开发者

   松茸价值链的基础是松茸采集。松茸无法人工培育,松茸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是地方的自然条件。目前中国只有云南、吉林部分地区出产松茸,其中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是松茸的核心产区。香格里拉市位于东经99°20′—100°19′,北纬26°52′—28°52′,总面积 1141739公顷,森林覆盖率高达74. 99%,“在丰富的林下资源中,野生食用菌中的松茸在全县分布广、产量高、质量好,是全县经济价值最高的非木质林产品,是农民增收致富和增加各级财政收入的重要渠道”。16汤堆村位于香格里拉市松茸生长的核心地带尼西乡,海拔3100—3600米左右,是一个藏族聚居社区,下辖三个自然村。包括汤堆村在内的整个尼西乡植被覆盖率高,林地保存完好。当地气候比较潮湿,全年平均气温偏低,夜间多小雨,腐殖质较少,地面覆盖物较少,适合松茸生长。汤堆村的松茸采集时间一般在每年的7月初到9月底。进入松茸采集季节后,当地村民会在每天早上5—7时上山,15—16时下山,傍晚将松茸拿到附近的市场出售。在汤堆村以外的其他松茸采集区大多也遵循这一季节性的规律,只不过上山采集和下山出售的时间会据当地情况进行调整。

采集者的个人经验和掌握地方性知识丰富程度决定了松茸采集的效率。松茸生长在树根下的土壤里,只有少部分的松茸伞帽会破土而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2426.html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2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