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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绪:政治信任研究:民本主义的理论框架

更新时间:2022-04-02 06:44:37
作者: 王正绪  

   【内容提要】 本文重点分析我国研究者在将政治信任这一西方政治文化和政治心理学概念运用到对中国政治实践和政治现象的研究时所面临的理论与方法论的挑战。最重要的是,政治信任研究依赖的以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公民文化”理论,以及英格尔哈特和诺里斯的“批判性公民”理论为代表的传统,很可能错误地规定了对研究中国政治信任的理论预期。本文尝试构建一个民本主义的政治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并展示其对中国政治信任的解释能力。分析表明,民本主义的政治文化理论,可以更好地解释中国政治信任研究中发现的经验现象,同时也能更好地容纳它不能解释的经验现象。

   【关键词】 政治信任,政治文化,自由主义,民本主义

  

   的差序格局,主要表现为居民对中央或高一层级的政府的信任度高于对基层或低层级政府的信任度。中国居民较高的政治信任水平是否是持久的?有学者根据比较政治研究中的政治文化变迁等理论认为,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实证数据表明,中国社会的政治信任水平,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推进,正在并将会继续呈现下降的趋势。首先,如果这一结论是准确的,那么这种长期的下降趋势速率有多快?将会下降到什么程度?其次,中国居民所呈现的差序性政治信任,是由什么因素通过什么机制造成的?为什么中国的政治信任与其他一些国家相比,呈现的是反向的差序信任——多数国家的居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高于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而中国则相反?

   要解决实证研究中面对的这些问题,很可能需要在理论上认识到,中国社会长期形成的政治价值观所塑造和发展的政治文化,与西式自由民主框架影响下的政治文化有很大的不同。现有的主要由美国的政治心理、政治文化研究者发展起来的若干理论框架,如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和维巴(Sydney Verba)的“公民文化”理论,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的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理论,诺里斯(Pippa Norris)的“批判性公民”理论等,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社会的政治信任的来源和发展变化的特征。

   本文对近二十年来有关中国政治信任的研究进行全面总结与分析,重点讨论有关中国政治信任研究目前面对的主要理论与实证的困境。在分析我国古代和当代政治实践的民本主义思想的重要价值构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一个民本主义的政治文化理论框架,并展示它解释中国政治信任有关发现的有效性。民本主义的政治文化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政治信任研究中的主要的经验发现——中国持续的高水平政治信任以及显著的差序性政治信任。同时,这个理论框架还能较好地容纳它不能解释的经验现象——中国的政治信任水平在最近二十年呈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因此,它展现出比现代化和“批判性公民”的政治文化理论更强的理论解释力,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中国政治信任现有的经验发现证伪。

  

   一、中国的政治信任研究:二十年的积累

  

   大卫·伊斯顿(David Easton)最早提出政治支持的概念,并进一步将政治支持区分为弥散性的政治支持和具体的政治支持。①他认为,政治信任,即公民对政府机构的一般性的信任,属于弥散性的政治支持,而具体的政治支持则包括对有关政府机构和政府人员的支持,包括政治家、领导人。后来的研究一般将政治信任归入具体的政治支持范畴,以区别于公民对政体和政体原则(民主价值)的支持。②由此,政治信任成了政治支持这一概念下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尽管“政治支持”和“政治信任”不见得是两个相同的概念。在西方的“民主”政体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竞争的背景下,西方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议题即为民主如何产生以及延续。③在这种背景下,政治学者认为,公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和对民主政体的支持——政体的公众合法性(legitimacy)——是民主政体能够延续的必要条件。出乎意料的是,20世纪70年代,随着问卷调查数据的积累,学者发现西方国家的政治信任水平其实很低。当时这一发现带来一阵“民主危机”的惊呼。④这一现象也带来了一大波的政治信任的研究,政治信任成为政治观念和政治态度研究的一个单独的领域。⑤

   经过三十余年的研究,学者们认可了西方各国政治信任水平普遍偏低的现实。⑥政治信任水平长期偏低究竟会有什么后果,比如是不是意味着政治体制运作失效等,学术界则没有比较有效的研究。换句话说,长期低下的政治信任水平,究竟是不是民主的危机,学术界尚无定论。⑦政治信任成为政治态度、政治行为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这也相应地催生了众多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信任的研究。受到西方比较政治和政治文化、政治态度研究影响的中国学者,也在这种背景下,将对政治信任的研究带入对中国公众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文化的研究中。⑧

   从那时发展起来的实证政治信任的研究一般包括以下特征:

   首先,政治信任代表政治支持的一个概念和变量,一般被理解成普通公民(抽样调查中的被访者)是否相信政府是为公民谋利或保护公民利益的。⑨

   其次,政治信任是通过询问被访者对一系列国家、政治机关和组织是否信任来测量的。被访者的回答一般被区分为四个等级:非常信任、比较信任、不太信任(比较不信任)、非常不信任。也有的量表将四个等级的选项设置为从绝对不信任到绝对信任一共七个层次,或者请被访者就其信任程度从1到10或1到100之间取一个分值;有时又用是不是“可信”来询问被访者。在2019年的“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中,询问被访者对各类政府机构的信任程度就有“完全可信”“相当可信”等选项。

   第三,信任(trust)和信心(confidence)、信念/信仰(faith)、支持度、满意度、合法性或正当性(legitimacy)等概念,尽管在理论上是可以区分的,但实际研究中往往无法或难以区分。因此,我们会读到很多以“政治信任”为自变量、因变量、调解变量的文章,而实际操作化的过程则使用的是信心、支持度、满意度等变量。同时,在研究合法性、正当性等概念时,也常常用信任或支持度来操作化。⑩

         第四,所测量的信任的对象一般包括中央政府、政党、全国人大、地方政府、公务员系统、公安系统、法院、军队等。11

   自学术界开始研究中国的政治信任以来,解释中国社会高水平的政治信任的成果,“内生”或制度性的解释和“外生”或文化性的解释一直存在。史天健早期的文章,通过分析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问卷数据,发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影响政治信任的关键变量。这可以算是“外生”或文化主义的解释路径。12史天健等考察中国的新闻媒体是否影响了政治信任的水平,是一个“内生”或制度性、机构性的研究路径。13笔者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对比文化性或价值观变量与制度-机构性变量对中国的政治信任水平的影响,发现制度-机构性的变量对中国政治信任水平的影响大于文化类变量的影响。笔者同时发现,文献中的后物质主义或自我表达价值观理论所预测的经济社会现代化会降低政治信任水平的机制,在当时(2001年)并未或尚未对中国社会的政治信任产生显著的影响。14李连江研究农村居民的政治信任,对政治信任水平的解释是制度-机构性的,即农村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来自他们心目中政府的绩效。李连江对农村居民的政治信任研究,确立了中国政治信任的差序性特征,即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最高,对省级政府的信任度次之,对地市、县、乡级政府的信任度更是依次降低。15

   这些成果对中国社会的政治信任有四个主要的发现:第一,中国的政治信任水平高;第二,政府的绩效正面地影响了政治信任水平;第三,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正面地影响了政治信任水平;第四,居民对各级政府的信任呈现差序的特征。16此后出现的对中国政治信任的研究,对这四个基本的结论进行了扩充、检验。

  

   二、现存问题与方向

  

   除了将政治信任作为一个一般性、政体性的概念进行研究外,将它进行不同维度和层次的拆解,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李连江通过对长期上访的居民进行深度访谈发现,居民对政府的信任至少应该区分为对其“意图”和“能力”的信任两个维度。17根据“A信任B能做X”这样一个基本模型,李艳霞认为,居民是否信任政府愿意为民谋利,乃是意愿型信任;而居民是否信任政府能够为民谋利,则为能力型信任。能力型信任包括对政府效率的信任和对其能力的信任,意愿型信任则包括对其“民主性、诚实性、公正性”的信任。18肖唐镖和赵宏月指出,人们信任政府的原因有四个:首先,信任的应是“真心实意为民众的良善型政府”;其次,应是“能为民众主持公道的有决心的政府”;再次,应是有能力“解决民众问题的能干型政府”;最后,应是“洞悉社情民意尤其是了解民间实际的知情型政府”。由此,政治信任就区分为知情信任、能力信任、决心信任、动机信任四个维度。19孟天广则将中央和主要国家机关、机构称为“象征性”的国家机关,作为政治信任的一类对象,类似笔者提出的“想象的国家”;同时将公安系统、公务员系统、地方政府等称为“执行性”的国家机构,类似笔者提出的“真实的国家”。20

   但是,有几个重要问题依然存在。为何政治信任要拆解成这些维度,这些研究者并未给出明确的理论或心理学的依据。李连江对能力和对意图的信任的区分,孟天广以及笔者对不同的信任对象的区分,是从经验数据中归纳的。21而肖唐镖与赵宏月、李艳霞则是通过演绎的方法,从信任的概念中推论出它“应该”包含的维度,如对意图的信任、知情信任等。这样演绎出来的概念,很可能会面对其他研究者的挑战。例如,为何“知情”不是“能力”的一部分,而是和“能力”并列的一个维度?“决心”为何不是“能力”的一部分或为何不是“动机”的一部分?政府作为机构和组织,它的“决心”是一个什么概念?如何测量居民对政府“决心”的判断?为什么信任政府是否诚实是对政府的一种“意愿型”的信任?我们如何知道公民对政府的意愿的判断是从“民主性、诚实性、公正性”这三个维度来进行的呢?又例如,信任除了向内分为对能力的信任,对意图的信任,或对“想象的国家”的信任,对“真实的国家”的信任,是否也可以向外分成若干种类?比如,有些信任是恐惧型,有些信任则可能是依赖型或感情眷恋型的。22

   通过演绎的方式将政治信任拆解成若干部分后,需要进一步操作化,设计新的问卷,对这些政治信任的组成部分或子概念进行实证的验证。目前,多数对政治信任的测量,依然是使用已有的问卷调查数据,或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亚洲晴雨表(Asian Barometer)调查中的问卷问题,对一个新的样本进行测量。23若使用目前已有的数据库,则很多概念无法准确地操作化,研究就被带进概念化与实证部分脱节的困境。其实要检验这些新的概念化工作的可靠性,不需要使用全国代表性样本,也不需要使用很大的样本。研究者已经有一些有益的尝试,值得继续努力。24

  

   三、解释高信任水平与差序结构:新的理论框架

  

可以说,直到今天,实证的政治文化研究依然在阿尔蒙德和维巴于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公民文化”范式内进行。25在英格尔哈特的后物质主义理论与诺里斯的“批判性公民”理论的影响下,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自我表达价值观或自由民主价值观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被学者作为解释变量或控制变量纳入对政治信任的回归分析中。这构成了解释中国政治信任的一个重要理论路径:经济社会现代化会带来后物质主义、自我表达,或亲民主的价值观,同时会削弱传统的或“威权主义”价值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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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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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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