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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钊进 朱安新 邱月:跨国移民多维度认同边界的建构——以东京池袋华侨经营者为例

更新时间:2022-04-02 06:40:36
作者: 吕钊进   朱安新   邱月  

   【内容提要】 全球化时代跨国移民的“超级多样性”使得以“群体主义”为前提的同化-多元化二元论失去了其对流动的、多样化的移民身份认同的解释力。本文受边界建构范式的启发,以东京池袋华侨经营者为研究对象,探讨移民如何在不同关系情境下利用各种象征符号建构自我认同的边界。研究发现,虽然华侨经营者都明确地认同中国人身份,但该身份在不同情境下的显著度有差异。只有在亲密朋友关系中,以族群性为基础的国族认同才是划分自我/他者的核心标准;而在家庭关系、工作伙伴关系和陌生人关系中,行动者遵循其他叙事逻辑来构建个人认同。本研究是一个文化社会学的实践,旨在对同化-多元化二元论进行批判性继承。

   【关键词】 华侨经营者,身份认同,关系情境,边界建构

  

   跨国移民是全球化的重要产物。在民族-国家认同成为现代个体主要认同的前提下,广大海外华侨华人的身份认同如何被移民的跨国经历所形塑,成为移民研究者关心的问题。近年来,华侨华人研究汗牛充栋,但它们大多数关注东南亚以及欧美国家的情况,东亚文化圈内部的跨国移民一直不受重视。本文基于对东京池袋华侨经营者①的质性研究,深入分析在全球化背景下日本新华侨个人认同的特征,从而增加华侨华人移民研究领域的实证经验。

  

   一、问题的提出:在日新华侨的个人认同

  

   聚集于池袋的华侨经营者属于“新华侨”,即改革开放后由于工作、经商、留学等原因而移居日本的中国人。区别于依靠“三把刀”(菜刀、剪刀、剃刀)谋生的“老华侨”,新华侨的生存和发展取决于他们的教育背景(Tajima, 2003:68-78),因而其职业种类呈现多样性。老华侨在历史上聚集于城市的一角,形成了位于横滨、长崎、神户的三大“中华街”,而大多数新华侨则散居在都市圈。新华侨的社会适应过程呈现出个体化倾向和异质性,与日本社会的融合过程较快,整合程度较高(朱慧玲,1999:14-19;朱慧玲,1994:1-8;罗晃潮,1995:60-65;Le Bail, 2005;鞠玉华,2006:38-44;张辉,2011:203,205)。与坚持保留中国人身份的老华侨不同,新华侨对归化的态度更为开放和积极,20世纪90年代以来加入日本国籍的华侨逐年增加(印红标,2000:22,23-27)。在此背景下,研究日本新华侨个人认同的特征,具有现实意义。

   但是,考虑到当代跨国移民呈现“超级多样性”(Vertovec, 2007:1024-1054)——移民不仅映射出外来人口和本国公民的区别,还反映出移民内部在家庭背景、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适应轨迹等方面的多元化——新华侨的特征不可一概而论。为了简化分析,本文聚焦于东京池袋的华侨经营者。与受雇于当地企业的华侨相比,华侨经营者与当地社会的互动可能更加深入和广泛;与分散在其他地区的经营者相比,聚集在池袋的经营者更可能拥有“族群社区”的认知。因此,对池袋华侨经营者的研究,能够体现其在建构个人认同的过程中,原生的族群性与外部环境互动的特征。本文要探讨的是:华侨经营者在日常生活的不同情境中,如何运用不同的符号进行身份建构?具体而言,族群边界在多大程度上被作为划分自我/他者界限的工具?

   本文分析的资料来自于2019年夏天笔者所在团队对东京池袋华侨经营者的半结构式访谈。在当地联系人的帮助下,我们通过“滚雪球”方法和随机抽样方法寻找到24位访谈者,约占池袋华侨经营者总数的10%。大部分受访者为第一代移民,个别属于“一代半”,母语都是汉语。大部分受访者目前是中国国籍且近期没有改变国籍的打算,有较为稳定的国族认同——称自己为“中国人”。表面上看,这似乎说明他们没有被日本社会同化,保持着少数群体和“客居者”意识。然而,本文从文化社会学和边界建构的视角,能够呈现出更为复杂的认同特征。

  

   二、移民认同研究的发展:从群体主义到边界建构

  

   (一)同化论和多元论中的群体主义

   20世纪初,西方移民研究领域奉行同化论,即移民会被所在国同化而不再认同其原生的族群(Park & Burgess, 1921;Gordon, 1964)。但20世纪后半叶以来,越来越多的新移民主动与主流社会隔离,同化论被多元论所取代。多元论主张,少数族群移民的社会流动和整合不一定会消解它们的族群认同(Kymlicka, 2007)。虽然对移民认同变化的预测相反,同化论和多元论都遵循赫尔德的民族主义传统(Wimmer, 2009:244-270),将属于同一族群的移民看作由族群社区、族群文化和族群认同结合而成的,具有内部同质性的整体。族群因而在研究中被作为分析单位。这被称为方法论的群体主义(groupism)(Brubaker, 2009:21-42)。族群认同是一个整体,要么在结构同化的作用下逐渐消解,要么由于移民依靠族裔身份获取社会资源而被坚持。

   遵循方法论群体主义的华侨华人移民认同研究通常围绕着一个问题展开:海外华侨华人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移民的汉语能力,以及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加入所在国国籍的态度和行动等成为衡量族群认同的常用标准。而族群认同通常被分为政治维度和文化维度。一个典型的观点是,虽然海外华人早已加入了所在国国籍,表明他们对所在国的政治认同,但他们仍在不同程度上对中国有文化认同(陈志明,1999:3-5;庄国土,2002:63-71;朱桃香、代帆,2002:64-68;梁英明,2006:32-38;李其荣,2008:69-77;谢剑,2010:15-26)。这种认同的不同维度分别被同化和多元化理论所解释。

   然而,在跨国移民“超级多样性”的背景下,若坚持同质性假设并以族群为分析单位,可能会忽视移民身份认同的复杂程度。其一,同族群的移民在社会经济、宗教文化、生存环境等维度上往往具有显著差异,这可能导致认同的多样性。换言之,族群性不是影响移民认同的唯一因素,阶层、性别、地域等在认同建构中也发挥作用,有时甚至导致族群性的重要程度降低(Vargas & Stainback, 2016:442-464)。其二,被用来界定同化和多元化的标准,如文化、语言、国籍等,未必能直接与某种认同对应。当“中国传统文化”被作为界定认同的标准时,随之而来的就是“如何定义它,谁来定义它”的问题。虽然对汉语的掌握程度和对改变国籍的态度与行为分别反映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但研究者不能排除移民在做相关决策时于认同之外的考量。

   为了规避方法论的民族主义,有学者开始摒弃采用“客观标准”来衡量认同的做法,强调认同在不同情境下的变化(Roth, 2016:1310-1338)。在定量研究领域,有学者认为调查问卷不仅应让填写者自我指认族群身份,还应询问填写者对族群关系的看法和与族群性有关的态度及行为(Phinney, 1990:499-514;Burton, Nandi &  Platt, 2010:1332-1349)。在质性研究领域,移民社会学的边界建构范式有利于研究者在考量客观情境的基础上,把握移民认同的多样性。

   (二)边界建构范式

   边界建构范式关注认同如何在塑造和再塑造自我和他者之间界线的过程中被建构。自我认同的核心不在于生理、文化等所谓“客观”特征本身,而在于边界建构。这一范式规避了群体主义,因为它将群体的存在问题化,强调分析边界划分的过程,而不假设认同能够依照固定标准来评判(Eberhardt, 2005:181-190)。这一思想有深厚的心理学(Tajfel & Turner, 1979:33-47)、人类学(Barth, 1969:1-38)和社会学(Weber, 1978)渊源。近年来,边界建构的思想被广泛应用到认同研究中,包括跨国移民的研究(Lamont, Pendergrass & Pachucki, 2015:850-855)。在社会科学“文化转向”(Bonnell & Hunt, 1999)的影响下,文化在态度和行为中的表达(而不是文化内容本身)被看作社会认同的本质组成部分(Nash, 2001:77-92)。作为文化表达的产物,以符号形式存在的边界及其建构受到了重视(Lamout & Moln􀅡r, 2002:167-195)。

   按照边界建构范式,移民认同研究需要把握以下几点。第一,身份认同是主观建构,不存在判断其存在的客观标准(如语言或肤色)。第二,身份认同建构本质上是通过意义赋予实现的。第三,意义赋予的过程受现有文化结构的限制(Giddens, 1984)。行动者只能从既有的“文化工具箱”(cultural toolkit)中选取符号来利用。第四,族群性是移民身份认同的其中一个元素,与其相关的符号只是“文化工具箱”中的一部分。第五,不同情境下,特定符号在意义建构过程中的显著度不同。总之,移民认同研究要关注移民在什么情况下使用什么符号工具来叙述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界线(Lamont, 1992)。

   近年来,国内的海外华侨华人研究界逐渐注意到了边界建构范式的价值,涌现出一批具有开创性的经验研究成果(黎相宜、周敏,2013:45-57,124;赵晔琴,2013:193-214,245-246;田美、黄国文,2015:50-59;杜亮,2015:20-27;罗杨,2020:68-78,141)。基于该范式并受场域式分析思维的启发(董丽云,2016:74-83;段颖,2018:7-12),本文根据社会关系类型,将日常生活情境划分为家庭成员关系、朋友关系和陌生人关系,探索日本华侨经营者如何在日常生活的不同情境下,运用不同的符号对自我认同边界进行建构。本研究还关注移民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赋予,这是一个文化社会学的实践,最终目的在于通过对国族群体的解构,对同化-多元化二元论进行批判性继承。

  

   三、家庭关系中的边界建构

  

   家庭通常被认为是移民坚持其族群认同的场域。在家庭中,华侨华人移民通过相关实践,将中国认同延续至下一代。对下一代的母语教育和对中国国籍的坚持是两个典型的国族认同实践。对日本的老华侨来说,变更国籍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因为这意味着对自身国族的“背叛”,还可能导致与原生家族的情感裂痕;他们认为下一代必须传承中华文化,而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教会子女说中文,写汉字。基于此,就有了一个家庭关系、国族认同、认同实践三位一体的认知行为结构(见图1)。

   但是,这一结构是否反映新华侨的认同特征呢?研究发现,虽然第一代华侨移民经营者拥有较为稳定的中国认同,但在家庭关系的语境中,大多数受访者不一定用族群认同来解释与国籍、语言相关的实践。在他们的叙述中,实践与认同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脱钩。

在国籍选择上,大部分受访者表示国籍选择更多出于理性的利弊权衡,而非国族认同的简单直接反映。如在日本做生意近20年的LL女士告诉我们,她和她丈夫还没有归化日本,是因为非中国国籍会给她们回国探亲造成麻烦。而已经归化日本或有此打算的受访者,如W先生则表示,这是出于获得生活上的便利的考虑。在日本长期发展的需要是影响第二代移民国籍选择的一个关键因素。只有少数受访者坚持认为子女应该和他们一样保持国籍,大多数受访者表示是否入籍取决于孩子自己的决定。如W女士表示,如果孩子将来有归化的打算,她不会加以阻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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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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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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