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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之光:平等的肤色线——20世纪帝国主义的种族主义基础

更新时间:2022-04-01 20:29:08
作者: 殷之光  

   【内容提要】 今天西方学界对“帝国主义”的讨论,绝大多数将其视为一种源自政府的政治与军事政策。同时,通过斩断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种族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试图将“帝国主义”概念去政治化。本文的核心任务是要强调,帝国主义时代以来的种族主义思想是维持霸权秩序——特别是垄断经济全球霸权的结构性力量。这种结构性力量对欧洲内部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也造成了不可消磨的负面影响。本文认为,在欧洲社会政治语境下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很早便面临着民族团结与国际团结的矛盾。这个矛盾在今天的欧洲,体现为国家主权与欧洲一体化诉求之间的矛盾。这一难于调和的矛盾,恰恰是西方中心世界观对“民族主义”认识的基础与历史记忆。

   【关键词】 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南非,契约劳工,社会民主主义

  

   一、导言

  

   1903年至1910年间,南非政府希望通过引入中国劳工来解决布尔战争之后出现的矿山劳动力短缺的问题,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矛盾冲突。特别值得注意却几乎没有详细研究的是,欧洲及白人殖民地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与种族主义的问题,也在南非华工事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从1904年5月,第一批一千余名来自中国汕头、福建的劳工被送往南非,一直到1910年最后一批华工被遣返,这期间共有接近十八万中国“契约劳工”(indentured labour),在《中英招工章程》的框架下被送往德兰斯瓦尔(Transvaal)的黄金矿,从事包括井下作业在内的最危险与最低级的“无技术劳力”工作。①然而,华工的到来引发了南非白人社会,特别是布尔人农场主,以及来自英、美、澳等国的白人工人阶级移民的恐慌。

   这种对华工到来的恐慌也影响了当时欧洲知识分子左翼与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党。19世纪末,诸如英国的费边社、独立工党,澳大利亚、美国等主要白人新老定居殖民地的工人政党和工会组织,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法国的工团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波兰、巴尔干等在旧帝国冲突夹缝中谋求独立的流亡社会主义者与工人组织等,结成了第二国际。第二国际的政治重心、活动形式,以及主要诉求都受到当时欧洲政治状况的极大限制。欧洲工会组织与工人政党除了被细碎的民族、语言界线分隔之外,行业保护主义以及极端的地域主义更进一步消解了阶级这个范畴的革命意义。能够将这些团体凝结在一起的主要议题,是诸如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等劳动权益保护问题。②

   南非华工问题的背后,是两个影响了20世纪全球秩序的关键词——帝国主义与种族主义。1902年南非布尔战争之后,欧美各国自由主义左翼,以及第二国际内的工党、社会民主党,甚至各国保守党势力,都开始对本国海外军事与经济扩张的帝国主义政策进行反思。在这场讨论中,种族问题也开始获得普遍关注。根据《牛津英语词典》与谷歌N元语法查看器(Ngram)的词频统计,种族主义(racism)在英语中于20世纪初期正式出现。在帝国史研究中,一般将19世纪末在欧洲“瓜分非洲”(the Scramble for Africa),③以及美国通过美西、美菲战争向加勒比与西太平洋等热带地区扩张时涌现出的种族观视为“伪科学种族主义”(pseudoscientific racism)的开端。④

   今天的帝国史研究,普遍将种族主义视为对某一个特定族群先天优越性的强调。作为一种决定论,种族观为霸权者合理化自身行为,特别是帝国主义政策提供了基础。“种族主义”则是特指在这种种族观基础上形成的,对特定种族或民族群体的偏见,以及系统性歧视与敌意,及其在国家政策、社会生活和文化态度中的反映。⑤种族主义与欧洲民族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也是研究热点之一。⑥英语世界帝国史、国际关系史等研究者普遍采纳的看法是,种族主义仅仅是19世纪以来欧洲帝国用来合法化扩张主义,构筑帝国治下不同人群高低贵贱秩序的诸多思想资源之一,⑦并且在帝国历史中仅仅昙花一现。⑧

   然而,种族界限非但影响了帝国秩序下自由的实际边界,更在帝国中心(metropole)对边缘(periphery)的经济与政治控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⑨近些年,英语学界中更提出了“种族资本主义”(racial capitalism)的概念,⑩强调资本主义生存的基础在于对“人性价值不平等的区分”。11但是,这类讨论主要将视角局限在一国之内,且主要关心资产阶级对本国有色人种的剥削。然而,种族主义在帝国主义全球经济垄断结构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对工业化国家工人阶级左翼政党的影响很少有深入研究。

   因此,本文强调,帝国主义时代以来的种族主义思想是维持其作为垄断资本主义全球霸权的结构性力量。它不但将诸如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化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劳动力资源的榨取结构化、合法化,也帮助消解了中心内部工人的阶级意识。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到,欧美国家的工人阶级是支持英国“退欧”,欧盟右翼极端民族主义政党排外,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等政策的主体。作为中心国家内部边缘的工人阶级被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抛弃的失落感为何能够轻易地受中心的精英集团利用?为什么许多中心国家的左翼政党与知识分子,也乐于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造成的不平等与全球环境问题归咎为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崛起?只有回到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并将种族主义视为帝国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我们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到,那些以反帝国主义面目出现的论述,本质上与帝国主义是同流合污的。

  

   二、帝国主义观的去政治化

  

   今天西方的许多知识分子左翼会将帝国与帝国主义观念强加给中国,将中国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关系描述为一种“新帝国主义”。这实际上类似于20世纪初考茨基(Karl Kautsky)等第二国际理论家们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列宁认为,考茨基等人用“改良主义的方法”,尝试去“改变帝国主义的基础”,从“实践上”与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对派“同流合污”,客观上助长了帝国主义金融寡头消除自由竞争,并对弱小民族进行全面压迫的趋势。12

   列宁认为,作为“资本主义特殊阶段”的帝国主义,其存亡与资产阶级国家的任何政策改良无关。这一点在他对考茨基帝国主义论的批判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针对考茨基将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割裂开来的认识,列宁明确表示,不能将帝国主义视为一种政策。13它是资本主义经济秩序进入垄断阶段的必然结果。14帝国主义时代所出现的一系列战争、殖民暴力,以及第二国际内英国工党与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对本国帝国主义政策的服从,都是“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社会各阶层渗透的结果。15

   作为对20世纪初期欧洲帝国主义问题讨论的总结与有力回应,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述表明,不平等是帝国主义赖以存续的结构性基础。20世纪欧美帝国史研究者们也无法绕过列宁的批判。然而,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之后,欧美学术界对帝国与帝国主义的讨论仿佛出现了集体失忆。20世纪初期那种对帝国主义是一种政策的认识重新成为共识。在麦可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合著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二者站在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上,将帝国主义定义为民族国家权力“超越边界的使用”,并由此提出了“帝国主权”的说法。16这种被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称为“时髦的空话”的判断,忽略了早已被列宁指出的帝国主义的实质,即作为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帝国主义的霸权基础是工业中心垄断集团对非工业化外围地区的系统性剥削。17这种系统性剥削既能够以“非正式帝国” (informal empire)的形式展开,也可以表现为工业中心国家对第三世界的暴力干涉。

   今天欧美学界对帝国主义的讨论,以及将种族主义身份政治化的倾向,表现出对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理论的彻底遗忘。这类讨论狭隘地将帝国主义定义为一种国家对外政策,仅与实力政治有关,它着重表现为领土、文化、经济影响力的对外扩张。18存在扩张现象的国家便是帝国。19除了领土扩张之外,近些年的欧美帝国研究者们还在这个脉络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帝国作为一种普世政治秩序,控制与发挥霸权方式的多样性。现代的“自由帝国”(liberal empire)秩序可以绕过旧帝国那种低效的直接占领模式,在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对其所宰制的其他政治社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种“非正式帝国”也被许多欧美学者视为保证今天全球秩序和平稳定发展的必要手段。

   这种去政治化了的帝国主义概念,包含了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种族主义”几个关键概念的重塑。其表现之一,是斩断上述三个概念之间的逻辑与历史联系。这个过程包含了三个层面:第一,断开帝国主义政策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二,将帝国主义窄化为一种源自政府的政治与军事政策;第三,否定种族主义在帝国主义经济与政治秩序中的核心地位。

   具体来看,在针对帝国经济历史的研究中,我们多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对种植园奴隶劳工,以及对本土白人劳工的剥削。具有强烈种族主义色彩的前者被归咎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重商主义者的恶。到了19世纪自由贸易资本主义时期,随着废奴运动和“自由劳工”的兴起,种族主义仿佛迅速从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当中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批判重点则落到了资本主义秩序对劳工的剥削上。进入19世纪末期,金融资本主义大规模兴起,特别是20世纪中后期,欧洲资本主义中心的产业工人工会制度完善了之后,讨论的重心才开始重新转向全球南方。在许多研究中,全球南方的出现被视为是资本主义全球产业分工的结果。正是在同样的逻辑下,“东方”与“西方”之间在生产力与经济增长方面的“大分流”,被视为19世纪西方,特别是英国产业革命、消费主义发展产生的直接影响。20

   其次,针对帝国主义概念本身的讨论经历了几次重要的演变。“帝国主义”一词最早作为贬义词,出现于19世纪中期的英语中。它仅被用于描述法国“军事政府”的扩张政策。21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帝国主义作为波拿巴主义或拿破仑主义的同义词,仅出现于公共媒体。22拿破仑主义在公共媒体上则意味着“命令与控制整个世界”的恐怖企图。23同样,作为“独裁者们精神实质”的帝国主义,则更是不符合“民主主义者”独立精神的“专制主义”,是真正爱国、热爱自由的“宪章主义者”们所必须摒弃的“伪装的暴君”。24

   而到了19世纪末帝国史研究诞生之初,帝国主义逐渐被等同于一种能够与“殖民主义”(colonialism)互相替换的国家政策形式。它能够在广大的跨区域空间中,统合多个文化、民族各异的群体。因此,帝国史研究关注的重点主要落在帝国(empire)这一政治实体上。帝国主义则被视作帝国的意识形态附庸。25它缺少稳定的概念内涵,且容易被党派利益侵染。

   英帝国史研究中最早尝试为帝国主义一词“脱敏”的论著出版于1924年,是丹麦历史学家博德森(C. A. Bodelsen)对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帝国主义观的研究。博德森将帝国主义视为“英帝国维护与稳固其帝国统一的行动”。26在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下,学者们一般以古罗马的政治实践中出现的“治权”(imperium)这一公法概念为基础,将帝国主义作为帝国对其所辖范围内领土及人民行使治权的系统表现。

英语世界较早在英帝国之外系统阐述帝国主义概念的研究,是1935年威廉·朗格(William L. Langer)对1890年至1902年间欧洲列强全球竞争的讨论。朗格认为,帝国主义仅仅是国家间的“实力政治”,与资本全球流动和资本对国家行为的支配作用无关。他认为,帝国主义是由于“欧洲霸权竞争进入死局”,越发强大的内部压力让欧洲工业强国转向海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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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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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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