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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银兴:论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学维度

更新时间:2022-04-01 12:37:11
作者: 洪银兴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经济思想明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根据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所擘画的现代化蓝图,基本实现现代化时,人民生活更为宽裕;全面实现现代化时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这样,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可以归结为:温饱—小康—宽裕—幸福安康。

   中国式现代化所要求的人民富裕包含哪些内容?一是人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二是居民家庭财产明显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随之增加。三是居民享有的公共财富明显增加,特别是社会保障覆盖面扩大,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四是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明显提升。这是人民富裕程度的集中表现。特别需要关注的是,进入新时代,虽然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是说,现代化进程所要关注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仅是经济的,还有文化、精神、健康、生态等多方面的需求。现代化就是要解决不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人民物质和精神富裕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

   世界上现有的现代化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许多关于后现代化的文献都在批判这些国家在贫富分化等方面的现代化病。共同富裕本来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理应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要以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为前提。生活水平、环境质量、公共服务、法治环境相对比较直接影响人民对现代化的评价和认可。习近平同志提出,“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共同富裕程度是随着现代化进程循序渐进的。根据党的十九大关于现代化目标的蓝图,基本实现现代化时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面实现现代化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

   当下,绝对贫困问题解决了,相对贫困问题还是较为突出。相对贫困存在的原因,既有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又有分配体制上的不完善问题,还有市场机制的不完善问题。相应的实现共同富裕有不同的路径,缩小城乡和区域差距主要涉及区域、城乡二元结构现代化;缩小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主要靠结构调整和市场作用;克服收入分配体制产生的收入差距,需要解决好效率与公平的包容,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显然,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共同富裕逐步实现的过程,决不能、也绝不会出现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两极分化现象。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与共同富裕同步推进的现代化,是富裕程度差距逐步缩小的现代化。

   (二)促进人的现代化

   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目标定位还包括促进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即人的全面发展,体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的现代化,不仅是现代化的目标,也是现代化的动力。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人自身的发展,即人的身体、文化和道德素质达到现代化水准,人的文明程度和能力达到现代水平。二是人的生活方式达到现代水平,人民不仅在物质上富裕,还在精神上富有,包括受教育机会增多,政治民主、法治完备、文化繁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诸多方面。人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特有的目标。作为现代化重要方面的城镇化,也被明确为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人的现代化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涉及两个方面:第一,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其基本特征是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涉及人的文化素质、道德素质和身体素质的现代化。就如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不仅需要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存在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用于创造科学、艺术等活动,也需要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造就全面发展的人,还需要发展支持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教育和科学。因此,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充分重视社会发展和精神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第二,基于“现代工业的基础是革命的”科学判断,马克思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由此,对工人提出的生死攸关的问题是,“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因而,“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的和实践的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马克思设想未来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旧的社会分工被消灭,教育和文化事业高度发达。基于教育在人的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教育现代化应先行。相应的,“教育与技术赛跑”,实现人的知识全面发展、人的能力全面发展和人的才能全面发挥,足够应对科技和产业变革导致的劳动职能的不断变革。

   人的素质和能力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之基。相比物质资本,人才资源才是第一资源,人力资本才是重要的现代化资源。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人才为支撑,不仅需要培育企业家人力资本,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还需要培育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社会主义现代化所要求的人的现代化,可以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界定。包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

   (三)由追赶型现代化逐步转向赶超型现代化

   现代化并非新名词。长期以来,发达国家现代增长的历史进程被作为现代化的样板,与此相对应,现代化意指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追赶先行现代化国家的过程,即追赶型现代化。如此,就有将中等发达国家和高等发达国家分别作为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全面实现现代化的追赶目标之说。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现代化不能停留在追赶意义上,最终目标定位是赶超发达国家,这是由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时代的特殊国情和社会主义目标决定的。首先,新时代社会生产力水平基础稳固。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说,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在这样的生产力基础上推进现代化,已不完全是在发达国家之后亦步亦趋,应该有由追赶到赶超的目标和战略。其次,虽然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阶段设定的目标是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具有追赶性质;但全面实现现代化目标是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目标显然超过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水准。这就是邓小平同志在“三步走”现代化战略所说的:“要证明社会主义真正优越于资本主义,要看第三步。”这第三步就是赶超。

   无论是追赶还是赶超,都是发展社会生产力问题。迄今为止进入现代化阶段的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没有哪个社会主义国家达到现代化水平。在此背景下,社会主义国家要建立自己的物质基础,就需要着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之达到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从现代化角度讲发展的生产力是先进社会生产力,也就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的现代生产力。其实,先进社会生产力是动态的概念。就像马克思所说,大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现在我国达到的生产力水平已经大大超过马克思当年所处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但仍然不能说我国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已经建立起来,原因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依赖其先行优势,不断地创新技术,创新产业,由此其生产力达到了更高的水平。在这样条件下中国式现代化,应该以现阶段发达国家所达到的生产力水平作为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参照系。一百多年前讲先进社会生产力是机器大工业,现在是以信息化数字化为代表的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和绿色产业。

   由追赶型转向赶超型关键在科技先行现代化。改革开放开始以后我国通过模仿和引进跟踪世界科技,明显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在更多领域并跑、领跑。所谓并跑,是指与国际接轨。所谓领跑,是指与未来接轨,直接瞄准国际最新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成为某个领域的领跑者。由跟跑转向并跑和领跑,不仅要求中国科技的自立自强,而且体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由追赶转向赶超。正因为如此,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进入前列就意味着赶超发达国家的科技。科技的赶超是最终实现现代化赶超的先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

   经济学家对现代化的研究更为关注其进程和战略,诺奖得主库兹涅茨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突出现代化进程的描述(西蒙·库兹涅茨,1989)。其中包括:需要经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科学在经济领域的广泛应用,农业比重的下降,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即著名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这些过程对中国所要推进的现代化进程来说也是不可避免的,但其道路和进程则是中国式的,效果也非常明显。

   (一)四化同步

   就如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所说,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其经验就是2013年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将经济现代化归纳为这4个领域,并突出并联式的四化同步,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创造和经验。

   首先,工业化与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是在200多年前工业化起步,其工业化以剥夺农民为代价。如马克思所说的,使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其后果是农业和农村的凋敝:“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它们是在实现工业化以后再来逐步解决农业农村问题,因而其整体的现代化需要漫长的过程。

   我国原先是农业大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农业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经过程,新中国建立后50年代的国家工业化,从无到有建立起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大规模的工业化则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推进农村工业化,一般的工业化过程都在城市进行。中国工业化则是在农村推进。工厂、企业办在农村城镇,或者以乡镇工业为基地新建城镇。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进入城镇的非农产业就业,创造了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工业化同城镇化同步推进,反哺农业。没有出现西方国家当年工业化时产生的农业和农村凋敝的现象。同步发展农村小城镇,创造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的城镇化道路。后来发展外向型经济,大举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与外商合资合作,工业化进入质的提升阶段。这一过程对城镇化的带动作用也非常明显。一方面吸引外资的开发区基本上都是建在当时的农村,是地域的城市化。另一方面开放地区及城市工业迅猛发展,离土不离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离土又离乡进入沿海和发达地区,开始了城市化进程。再一方面在城镇的乡镇企业也在与外资合作合资及改制中脱去“乡镇”的外衣。显然,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并联”推进,不仅是在较短时期内实现工业化,而且明显加快了城镇化进程,同时促进了农业发展。2011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第一产业10.1%,第二产业为46.8%,第三产业为43.1%。标志着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与此同时,城镇化同步发展,2011年的城镇化率达到51.27%。工业化和城镇化促进了农村繁荣,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富裕了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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