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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德立:反求诸己与学以成人

更新时间:2022-04-01 12:34:22
作者: 孔德立  

  

   这个题目是根据本次世界哲学大学的主题“学以成人”,并结合孟子的“反求诸己”的思想来拟定的。我认为,“反求诸己”和“学以成人”之间有紧密的关系。刚才有几位专家也谈到这个问题,发表了深邃的见解,对我启发很大。我现在谈这个题目的角度与诸位专家稍有不同,我想从思想史的角度来切入,回到孟子时代,找寻孟子提出“反求诸己”的原初意义。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孟子说的“反求诸己”是针对谁?每一个人都要通过“学”来改变自己的气质,成为一个品德优秀的有修养的人。但是,我们看《孟子》书中讲的“反求诸己”,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是给普通人讲的。那么,不是普通大众,就是特定群体了。是的,孟子说教的对象是一群特定的群体——执政者,特别是居于高位的执政者——国君。

   《孟子》开篇就是“孟子见梁惠王”,然后书中记述了“孟子见齐宣王”,“孟子见梁襄王”等,可见,这三位国君是孟子游说的主要对象。毫无疑问,孟子游说的对象就是统治者,特别是国君。其实,早期儒家(先秦儒家)游说的对象基本上都是执政者。但是,这一点在孟子那里更加突出。

   那么,为什么孟子一定要劝说国君“反求诸己”?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就回到我们讨论的主题上来了——“学以成人”。“学以成人”在孟子的语境里,实际上是想让国君“学以成人”。至于让普通老百姓、每一个人都“反求诸己”,当然应该,但是按照儒家的理论,当天下大乱,危机四伏,民不聊生的时候,首先是执政者先修身,先反求诸己,学以成人,然后才是普通人。今天,我们常说,每个人都要修身成人,这个观念应该是孟子之后的观念。孟子时代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呢?是民生问题。

   与孔子着重关心人的礼仪教养不同,孟子更关注人的生存和民生问题,两位伟大的思想家的思想差异与他们所处的时代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研究古代思想与哲学,要首先注意特定的时代背景。孟子的时代,民生是最大的社会问题。百姓的生存面临的威胁要比孔子的时代严重的多。孟子如果再像孔子那样,重点强调礼仪教化,培养文质彬彬的君子,恐怕是不能尽快解决百姓的生存与安全需要的。解决民生问题,维护社会稳定,必须依靠统治者的政令与国家治理,所以孟子要给执政者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孟子》书中有一段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大意是齐宣王舍不得杀牛衅钟,改用一只羊,齐国人笑话国君小气,可是国君真实的想法是看到了牛被杀前害怕打哆嗦的样子,产生了恻隐之心,于是决定换一只羊,这就是著名的“见牛未见羊”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关键点在于国君看到了牛害怕,没有看到羊害怕。孟子称赞国君有“仁术”,可以行“仁政”。这里初看起来,孟子强调的是统治者的善心,但实际上,强调的是统治者的责任。按照孟子的理解,如果国君看到百姓受苦受难,却无动于衷,国君就没有尽到应该尽的保民的责任。孟子论述这一点的时候有个人性的依据,就是国君如果对禽兽都可以做到“不忍心”,当然对百姓,对人更应该“不忍心”。如果百姓受苦受难,国君看到后仍认识不到是自己的统治的问题,而是找各种借口推卸自己的责任,这种政治就不是仁政。真正的仁君应该“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孟子说,“无恒产者无恒心”,这是针对普通百姓讲的,只有士人无恒产可以有恒心,但是这种人很少。也就是说,你不能用要求少数人的标准要求老百姓。如果是因为国君治理的失败,导致老百姓无恒产,他们会失去控制力,因为他们没有恒心。到了衣食都有问题的时候,百姓就是“放辟邪侈”,什么事都可能干出来。到了这个时候,百姓就违法了,违法了官府就去抓他们。按照法治的理论,这没有问题,但是,按照孟子的说法,这就有问题。百姓违法的错并不在百姓自身,而在于执政者。因为老百姓失去控制,被迫为了生存去冒险,是由于没有恒产造成的,而不是百姓自己的本性有问题。那么,这是谁的问题就很明显了,百姓犯罪是因为没有恒产,没有恒产是因为国君治理不当造成的。归根结底是统治者自己事先做得不够,导致老百姓没有教化,从而铤而走险。孟子用了一个词,“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焉有仁人在位而罔民者也”?这样,孟子就引出来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制民之产”。

   在孟子看来,当时统治者做的都不好,无论是齐宣王、梁惠王还是梁襄王,都没有做到“制民之产”。在与梁惠王的对话中,孟子批评梁惠王不能与民同乐,甚至讥讽他说,你虽然有鸟兽园囿,你也快乐不起来,因为你不顾百姓死活,老百姓要和你玩命,你还能快乐起来吗?

   这段对话,孟子讲了一个最最简单的政治学原理,就是现在的老百姓太苦了,如果统治者稍微能够转变一下,使他们能活下来,老百姓就“引领而望之”,意思是伸着脖子来争相投靠他。孟子认为,政治就是这样,并不复杂。要想达到百姓“引领而望之”,就需要国君担负起责任来。要想担负起责任,“打铁还需自身硬”,国君就要率先修身。国君治理有问题的原因在于没有责任心。从这里看,孟子甚至都没有强调治国的本领与技能。他强调的重点是责任。治理不好,就要“反求诸己”,看看自己有没有做到,不能只要求别人。

   《孟子·离娄上》篇:“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只要治理不好,都要问问自己做得好不好。然后下面紧跟的一句话更加凸显了孟子言说的对象是国君,“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并且引《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自己身正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前提,不要怪他人,“多福”需要自求。

   接着下面的一章是讲:“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就是修身。如果修齐治平的主体是一个人,那么,更能说明,治国、平天下的前提“修身”,是说给国君、统治者听的。

   综上所言,孟子讲的“反求诸己”在当时不是一个哲学话题,是关于社会治理的话题。这个话题在今天讲,更具有现实意义。孟子当时的反求诸己的主体是国君,今天,我们可以扩大到社会各行各业的精英。这些精英就是少数关键人物,居于高位,或掌握大量的社会资源,理所当然的要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当职位、职务与其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不相称的时候,就要“反求诸己”了,而不是归罪于他人,或者埋怨客观条件。至于我们今天讲的“学以成人”,是更广泛意义的哲学上的修身意义。这与孟子针对国君讲的“反求诸己”并没有冲突,只是有一个轻重缓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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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孟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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