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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吉惠:论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精华

更新时间:2022-03-31 10:29:10
作者: 赵吉惠  
”(《孟子·尽心上》)以上便是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四种类型和两个基本特征,这些特征所体现的也正是中国文化或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基本精神。

   二、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思想精华

   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一样,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生活、实践、交往经验的积累与升华,是中国人民数千年来不断反省人生道路的智慧结晶。由于历史时代的不同、价值取向各异,人生道路自然呈现出不同的选择方式,因而也就有了对人生道路的不同评价和不同的评价方法坐标。唯物史观从人类历史发展眼光看,任何文化现象都是历史的、具体的,都可能包含正负两个方面,针对某种社会需要来说,它是积极的、有用的,针对另外一种社会需要而言,它又是过时的、无用的,甚至是消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现象、中国传统人生哲学本身,既包含有积极的、精华部分,也包含有消极的、糟粕部分。科学研究的任务是分清楚“精华”与“糟粕”,以达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目的。关于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思想精华,可以从不同的方方面面论述很多内容,对这里拟从十个方面加以探讨和论述。

   第一,追求人生的理想境界。在中国传统多元文化的人生哲理中,不同程度的体现着一种精神动力源泉,就是对人生理想的追求。如果把这种理想加以高度概括,那就是人生对于真、善、美境界的追求。尽管儒、道、墨、法、佛各家对真、善、美的解释各不相同,但是对这种精神追求却是共通的。“真”是本体性概念,“善”、“美”是伦理性、认知性概念。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都以改造现实世界为人生最善、最美的追求。儒家把这种至善至美的追求归结为“天下为公”的“大同之道”(见《礼记·礼运篇》),为此而奋斗就是人生或生命的最高价值,也可以使生命永存。道家则认为人生进入“体道”的回归自然的境界,是至善至美的人生最高价值体现,这样可以无私无欲、延年益寿,与自然同体、与自然为一。墨家以人生“除天下之害,兴天下之利”为至善、至美的理想与行为。法家以“实用”为最高的追求,法家虽然缺乏道德理想的追求,但是仍然有他们自己的真、善、美的解释。佛家虽然讲究“一切皆空”、“万法唯识”,但是通过行善事引导人们追求至善至美的“真如”佛性,以便死后登上“西方净土”。总之,真、善、美是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理想追求,对于我们今天的理想教育、道德教育仍有借鉴意义。

   第二,发扬刚毅进取、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刚毅进取”、“自强不息”的民族。《周易》乾卦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传曰:“地势坤,君了以厚德载物。”乾卦象天,坤卦象地,天的运行强健,所以理想人格(君子)的气质应当自强不息,地的形势是顺天存在的,所以理想人格(君子)的品格应当是以深厚的德泽化育万物。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据此把《周易》对“刚毅进取”、“自强不息”的论述概括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这是颇有见地的。实际上,这种文化精神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反映了中国传统人生哲理的深层精神追求。孔子晚年对弟子讲述自己的心志时说:“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曾子也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这些话都反映了自强不息的人生哲理,值得我们吸取与借鉴。

   第三,注重人生修养、安贫乐道。中国文化提倡反躬自省,著名哲学家梁漱溟认为:“儒家孔门之学要在反躬修己。”曾子一句有名的修身格言即是“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子贡问于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这里的“贫而乐”,是指人生不以贫苦为忧,反而乐志于道,坚持自己的志向。当然,那更不用说“富而好礼”的人生走向了。道家也是重视人生修养。《老子》说:“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59章)提倡“知足常乐”,“少私寡欲”。《老子》有句名言:“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46章)还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44章)这便是道家对人生道路的透视。

   第四,人生处世“以和为贵”,适可而止。儒家的处世学讲究“中庸”之道,“和谐”为怀,“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所谓“中庸”即以“中”为用,适可而止,不走极端,不为己甚。这样,便可以保持比较“和谐”的人际关系。孔子说:“中庸之谓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宋儒程颐解释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四书集注》)后来朱熹对“中庸”提出了更简洁的解释:“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引自《四书集注》)今人冯友兰更用“极高明而道中庸”一语来评价儒学中的“中庸”之道,可见,“中庸”之道是儒家人生哲学中的核心理论,所谓“极高明”就在于它“不偏不倚”、“以和为贵”。过去我们在很长时间里把“中庸”之道误解为“不讲原则”的“好人主义”加以批判,现在看来是曲解了“中庸”的本义。其实,“中庸”是“极高明”的处事哲学,只有坚持“中庸”之道,才能“和谐”人际关系,创造好的人文环境,才可能避免与克服片面性与极端主义。

   第五,人生处事不蛮干,顺其自然,因势利导。道家的处世哲学强调“因顺自然”,不可任意妄为。《老子》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73章)“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2章)“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22章)这里讲的虽然是对帝王的要求,但是这之中包含的人生哲理,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上面所说的“不争”、“不言”、“无为”,并非真的“不争”、“不言”、“无为”,而是不乱争,不胡言、不先言,不乱为,这就是因循自然,不可妄为。《老子》书中有一句更加形象的话,那就是“治大国,若烹小鲜”。“小鲜”是小鱼。治大国,何以若烹小鲜鱼呢?因为烹小鱼,弄得不好就乱掉了,所以要细心、谨慎,不可乱翻动。这句话给人们的启示是人生要小心谨慎从事,不可违背自然的力量。凡事,要“因其自然”,方能收到较好的效果。治国更不可蛮干,不可随意“运动”人民,应该因势利导。

   第六,人生处事要善于“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中国的许多文化典籍中,对于“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有过很好的总结与概括,是指导人生处事的重要哲理。《周易》坤卦初六爻辞中有“履霜,坚冰至”的判断,这揭示了一个重要思想:看问题,处理问题,思想不能僵化、凝固,当你“履霜”的时候,要想到它会在气温继续下降的条件下,变成“坚冰”的。《周易·系辞》进一步发挥了上述思想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用这个人生哲理去批评那些“小人”的心理与行为,借以警世和指导人生。具体地说:“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用这些人生哲理去观察、分析社会的治乱,预见统治者的安危存亡,则得出结论:“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志者也”。由于揭示了这些人生哲理,既提高了人们观察、分析人生道路的能力,又可以知其所为而避其不可为,所以又说:“知策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

   第七,人生处事要看到祸福的转化,经常保持清醒的头脑。中国文化长于悟性辩证思维,古者圣贤对于人生的吉凶祸福,社会的安危治乱,常有比较透彻地观察与分析,成为指导人生宝贵的至理名言,是中国传统人生哲理的颇有价值的精神财富。《老子》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谜,其曰固久。”(朱熹《四书集注》)所以人生的理想性格应该是“真而不肆,光而不耀”。(朱熹《四书集注》)即正直而不放肆,光亮而不炫耀自己。这是何等的深邃,做起来又何等的困难!《周易》有几条卦爻辞所蕴含的转化辩证思想特别深刻。乾卦爻辞上九一条云:“亢龙有悔”。“龙”,物象,中国是“龙”文化国家,以“龙”比喻为吉祥,亦喻天之阳气。“亢”为高亢,阳极于上,动必有悔。以“亢龙”比喻处高危之地位。“悔”有返意。“亢龙有悔”一语警喻人生处高位极点必有灾祸,即物极必反之意。人生顺利向上时,应有节制、约束自己的理性,以防物极必反之祸害。《系辞传》解释否卦九五爻时明确告示:“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清代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深得中国传统人生哲理真精神,用“难得糊涂”、“吃亏是福”概括了他的人生哲学,对人极有启发。他在解释“难得糊涂”时说:“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著,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他在解释“吃亏是福”时又说,满者损之机,亏者盈之渐。损于己则益于彼,外得人情之平,内得我心之安,既平且安,福即在是矣。这些脍炙人口、极有厚度的人生哲理精华,既可启发人的智慧,安排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合理途径,又可使人经常保持清醒头脑,保持自己的节操,而不忘乎所以。

   第八,待人谦恭有礼,不为人先,留有余地。儒家和道家都特别注重人的自我调控、自我修养、处处以谦恭待人,不为人先,留有余地。孔子非常谦恭好学,《论语》记载:“子入太庙,每事问”。(《八佾篇》)他还经常教导弟子们:“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篇》)有一次弟子子张请教如何做才能得到好的俸禄。孔子回答说:“多闻阙(同缺义)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同疑义),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为政篇》)这里讲的“阙疑”、“慎言”、“慎行”等等,都能给人留有进退迂回的余地,使人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道家在这方面更为深沉、持重,翻开一部《道德经》,真是名言触目,妙语连珠,警句省人,处处告以“圣人被褐怀玉”的大道理。例如第68章:“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与,有与之对付之义),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第76章:“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由此,又引发出“损有余而补不足”的道理。77章曰:“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是以对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不居之义),其不欲见(现也)贤。”在第67章概括起来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接着他又解释说:“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

   第九,人生能苦能乐,先人之苦而苦,后人之乐而乐,生活朴实、节用。中华民族向来以勤俭耐劳、刻苦朴实而著称于世,形成了优良的民族传统。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依靠这些好的传统开拓、建设了自己的土地、农园,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我们还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扬这些优良传统,光大伟大的中华文明。墨家在先秦文化中是最能发扬艰苦耐劳精神的著名学派,其创始人墨翟就出身于劳动者(工匠),其弟子很多都是能够吃苦耐劳的劳动者。《墨子·鲁问》记载他们“短褐之衣,藜芥之羹,朝得之,而夕不得。”《淮南子·泰族训》记载:“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伏火蹈刃,死不旋踵。”墨子学说提倡“节用”、“节葬”、“薄表”、“非乐”等原则,都包含丰富的艰苦朴素的思想作风。这些都构成中华民族优良的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我们在今天提倡弘扬墨家精神(或墨子精神),就是指的弘扬这些优良传统。儒家提倡民本主义,对我们今天培养、建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价值观,很有借鉴、启发意义。孟子以带有批评的口吻说:“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后来宋人范仲淹把这些深刻思想概括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为名垂千古、指导人生走向的深刻哲理。

   第十,保持个体人格尊严,发扬勇于承担的大丈夫精神。过去有人在谈论中西文化比较时,批评中国文化“不讲个体人格”,这未免有片面夸大之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较,固然不如西方文化那样强调尊重个体人格,但不是不尊重个体人格。在这方面,儒家、道家都有许多尊重个体人格的论述,道家更加提倡个体人身自由。所谓“庄子精神”,主要是指他的人生自由、放达、追求理想境界的精神。儒家虽有压抑个性的弊病,但也有不少强调个体人格独立的思想。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志。”(《论语·子罕》)又说:“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论语·卫灵公》)是孟子更具体地论述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又告诫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明清之际大学者顾炎武后来又把这些民族精神归结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些至理名言,都是中国传统人生哲家的思想精华,都能对人生道路发生良好的借鉴和导向作用,都能给人们以深刻的思想启示。我们应该以积极、反省的态度,批判继承,发扬光大。

  

   赵吉惠(1934年-2005),曾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副会长。

   (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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