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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商业市场的重要性与东西方大分流

更新时间:2022-03-30 09:29:14
作者: 陈志武 (进入专栏)  
在那个时期的罗马,也出现了从陌生人募集资本的公共合伙公司及其有限责任股份,包括活跃的公众股票市场,还有相当发达的保险市场。虽然各类金融市场在欧洲进入中世纪后被基本消失,到13世纪才重新恢复,尤其在16世纪新教改革后,加快了荷兰、英国等加尔文新教国家发展,但在整个演化历程中,陌生人之间通过金融交易实现人际合作的需要,不断刺激欧洲社会改善相应的制度,包括契约法则、商业规序等市场制度及法治体系,以保证社会化风险分摊和资源合作的顺利进行。特别是在基督教于公元4世纪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后,超越血缘的广义道德秩序更是得到推进,为西方人走向社会化合作奠定更强的基础。

   正是因为这样,中国在海上丝路竞争中先让位于阿拉伯穆斯林商人,后来也难跟新教荷兰人和英国人竞争,也造就了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以来的中西大分流。

   风险、福利与国家的起源

   经过轴心时代以来的努力,各主要文明因应对风险挑战而被迫不断演进,分别在几类主要的化险方式——婚姻、家庭、宗族、宗教、商业与金融市场——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创举,使许多社会在工业革命之前能勉强应对传统风险(以自然风险为主)。可是,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化、贸易体系和金融市场的不断发达,也带来一些全新风险:一方面工业化使人们离开农田,进入城市工厂和机关工作,而经济周期引发的生产大起大落带来失业风险,另一方面,更发达的金融和一体化的商业,意味着时常会出现金融危机和产业危机,这些新型风险威胁现代人的生活。也就是,虽然市场的发达解决了传统风险的挑战,却也产生了频率低但危害大的人造风险。诸如1929年金融危机及紧跟而来的大萧条(1929-1941年),这种风险冲击是前人没经历过的;这时,不仅金融和商品市场的救急赈灾效果有限,而且连血亲与教会网络也“心有余,力不足”。于是,美国社会呼唤第四类避险救急机制——国家福利,就如茂斯(DavidMoss)的书名《当所有其他手段都失败时,政府成为风险的最终管理者》所称,这就是罗斯福新政的背景。在逻辑上,由于国家垄断合法强制力(市场、教会和族亲都没有调动强制力的权力),它可利用征税等手段在不同群体间进行转移分配,包括救急、扶弱、济贫等。

   人类发明国家的动因源于风险,至少风险是主要推动力之一。比如,前面说过,在中国远古,大禹因治水(水灾风险)、商汤因治旱而获得建立国家并成为统治者的合法性,表明从一开始,建立国家和为民避险是连在一起的。在古希腊,城邦政府有一套应对饥荒等危机的方案,为民避险显然是政府要务之一。印度教《摩奴法典》(Manusmrti,成书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间)第8章28节规定,国王“必须关照赤贫妇女、无子妇女、无家妇女、忠诚于主的妻子与寡妇、以及病妇”。

   那么为什么现代福利国家在19世纪后期才逐步推出呢?其实,直到19世纪末,经合组织(OECD)国家花在社会保障(包含工伤残疾、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的资金占GDP之比几乎都接近0,只有德国等少数国家例外;而至20世纪末,该比例通常达20%,有些国家甚至超过30%。至于福利国家先由工业化的国家发起,这不奇怪,因为工业化给离开农业进城的工人带来与经济周期、金融危机相连的失业等新型生存风险,越早进入工业化的国家,就越早有政治压力推出社保福利。

   不过,虽然工业革命可以解释社保福利为什么从19世纪后期开始增加,但还是不能解释为什么政府福利没有更早推出,尤其是中世纪后期的欧洲并没像同期宋朝明朝政府那样,把荒政作为首要责任之一。为什么呢?主要在于宗教,源于教会与国家的竞争关系,这又是欧洲、伊斯兰中东跟中国不同的地方。19世纪前欧洲也有贫穷和灾害、瘟疫、战争的挑战,扶贫救灾一直是教会的领地,世俗政府不得介入,所以,教会反对政府与其竞争。试想,如果政府利用强制力大举征税,借税收救助贫困个体和遭灾民众,那么,世俗政府不就能快速消耗宗教组织的俱乐部产品之价值,夺走信众吗?对此,天主教、路德新教、加尔文新教等基督教各派的回应大为不同,所以,不同教派主导的欧洲国家走上福利国家的时间和路径都相差甚远。但其中的许多实证研究都表明:政府福利兴起之后,不仅让世俗政府取代了宗教,造成教会地位的萎缩,而且也导致多种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使西方社会从原来以教会为中心转变为以政府中心。也正是由于教会跟政府间的这种此消彼长竞争关系,在今天的美国,坚决反对大政府的主要势力不是经济学家,而是教会,尽管欧洲的经历展示,政府福利消除了困扰众多个体的风险挑战,使暴力减少、社会和谐度提升。

   文明化秩序之路

   钱穆先生曾言:“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在每个社会,文化都是作为对某些更深层需求的回应,是内生创造,也在不断应变;并不存在一个特定社会或族群所固有的、永远不会改变的文化元素。诚然,一个群体文化的某些方面可能几千年都没有变化;例如,博康(OanaBorcan)等几位学者发现,较早发明或采用农业的社会也更可能较早形成国家,这意味着某些文明元素的高度持久性,不会轻易改变;帕特曼(LouisPut-terman)教授利用当今180多个国家的数据表明,1997年各国人均收入的差距有一半以上可以由一个国家多少千年前就采用农业及其地理因素来解释,但是,一旦那些地理因素对社会存在和经济成果不再那么重要了(比如,地理因素的重要性通过技术创新被削弱、风险挑战被被新的避险手段解决),那么,这些文化元素也会被淘汰,或发生变化,以适应未来的新要求。

   每种文明都是各种创新的集合,包括文化、社会、制度与金融创新等。这些创新最初都是虚构的故事,但只要它们持续对当地社会有用,对建立社会的规则和秩序有贡献,它们就会被逐步纳入该社会的文化元素,成为其文明的一部分。每个社会的文明秩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们为应对生存风险挑战而创新的结果;由于从原始社会到现代,挑战一直在不断变化,因此增强人类风险应对力的最佳文化要素也在不断变化。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的地球村,地理距离的意义被大大淡化,所适用的文化元素就更是不同了。从石器的出现到福利国家、中央银行、财政刺激的产生,这一系列贯穿历史的人间创举,虽然未必提升生产率,但却一一强化了人类应对风险的能力,塑造了我们生存的方方面面。稍许遗憾的是,宗族、宗教、市场和政府福利之间本应该互为补充,以最大化人类应对风险的能力,可是,在各社会的历史长河中,这些不同的人际互助与资源共享手段多数时候是相互竞争排斥。

   现在,市场和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已取代了婚姻、家庭、宗族、教会,来应对自然风险和工业革命带来的人造风险,这种转型已经改变了人类社会。比如,作为社会制度的婚姻和家庭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结婚的人少了,离婚率高了,单亲家庭多了,宗族也瓦解了;在各社会,教会的出席率和宗教信仰度也在持续下降,这种情况尤其在金融市场发达、政府福利完善的国家突出。英国人在19世纪后期发明了“中央银行”这个"最后贷款人",成为对抗金融危机这种人造风险的主要工具;经过20世纪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完善,“中央银行”已被世界各国采用,这把各个国家转变为“货币国家”。经过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努力,各国也很快成了以积极干预主义为特色的"财政国家",于是,如果经济危机带来私人需求萎缩,政府就迅速进行干预,加大公共投资和政府支出,以保住总需求。

   正如2020年新冠病毒危机期间各国政府的大幅救助所表明的那样,财政干预已经成为应对大小经济危机的标准工具。换句话说,工业革命后的三大发明--福利国家、货币国家、财政国家--代表了现代社会应对新型人造风险的全套工具箱。这些发展将文明化进程推向新高,大大减少了暴力和战争的激励,但同时也扭曲了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导致财富更加集中于极少数人手中,强化社会的不满和怨恨,制造社会动荡与政治危机风险,给文明化进程带来新挑战。

  

   (作者系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文章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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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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