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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佳明:王船山思想的高度

更新时间:2022-03-29 23:15:22
作者: 郑佳明 (进入专栏)  

  

   今天我从头到尾认真听,非常受教育,非常受启发。这一次读书会专家分享可能是我们读书会开办以来水平最高的一次。咱们读书会的宗旨概括起来就是:“弘扬湖湘文化,推动全民阅读。”湖湘文化,提倡和研究很多年了,但是我们始终是在表面,没有深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处理好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我们读书会也要把这个关系处理好,我们一方面请专家讲,另一方面也要搞活动造势。另外,感谢文鹏这样的董事长给我们以支持,还有高总的支持,企业界与学术界、新闻界形成一股力量,推动湖湘文化的深入研究和普及。咱们是一个民间机构,好好地做一点具体的事儿,彭永和他的团队很辛苦。

   今天你们看,王兴国老师,八十五岁了,还有我们屈老,(屈老其实没有我老),特别是咱们彭崇谷厅长亲自诵读诗文。袁大使不远千里从北京赶来,昨天6点起床,到晚上6点多钟才到我们这个会场,坐了12个小时的高铁和汽车,来的时候做一次核酸,回去还要做一次核酸,来参加我们这个会。他今天的发言,我非常受启发,我一直不知道湖南人为什么会出这么多外交官。所以咱们湖南人这种对外开放的思想要好好研究,好好总结,出那么一两本书。袁大使本身就是咱们湖湘文化对中国外交贡献的一个样本,我们给他鼓一下掌。谭嗣同是受王船山影响非常深的,咱们岳麓书院党委书记陈宇翔教授,我的北大校友,亲自来给我们讲。孟泽老师呢,他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他上次讲得我差点就哭了。他讲郭嵩焘好到什么程度呢?他的粉丝留言,“能不能抱一抱郭大人”。年轻人开始喜欢郭嵩焘,这比咱们当时湖南人不让回乡的郭嵩焘上岸要好很多很多了,是吧?我的意思就是感谢我们各位专家,感谢团队。

   我也有一点功劳,策划的时候,彭永开始的方案不是这样的,而是请专家们对讲。我说不能对讲,因为对讲这两个人事先没有磨合,对不上。郭德纲的相声,得磨合多长时间呢?再说我们谁能和王兴国老师对讲啊,反正我是对不上,我得向他学习,是吧?谁能和朱迪光对讲啊?朱迪光他对船山文化熟得不得了。所以我提议每一个专家讲一个湖湘人物。集中到船山思想对湖湘人物的影响这么一个点上来,效果不错。这是我对今天这个活动的一点体会,一点感觉。

   我也做了一点准备,讲一讲王船山的历史地位。这个题目很大,但是很有意义。我讲这个题目,是想讲王船山有多么不起,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了不起?最近我看了陈来教授的书,叫做《诠释与重建》,讲船山哲学精神;张立文教授的书,《正学与开新》,也是讲船山的哲学。这两本书,再加上王兴国老师的《王船山与近现代中国》,都非常有份量。我想谈几点学习体会。

   1、王船山思想的高度与他置身的那个思潮的历史高度有关

   我们对王船山的历史地位和他的意义、他的价值的研究是不是到位了?其实还远远不够,况且学术界一直有讨论。随着历史向前发展,我们会不断发现新的东西,有新的认识。今天我们不可能展开去讲,但是我们可以找一个参照系,在比较中认识船山思想的地位和作用。什么参照系呢?就是跟他同时代的清初大儒顾炎武、黄宗羲思想相比较。那个时期还有唐甄、孙奇逢、陆世仪、张履祥、李颙等思想家,在历史转变的时代,他们掀起了中国思想史的一个高潮,聚起了一个思想文化高峰。为什么这个时候会出现这么一个高峰?原因就是明王朝的倾覆。1644年,崇祯自尽、明朝灭国、清军入关,对当时人而言,就是天崩地裂、乾坤转换,这是一个汉民族少有的悲剧,儒家文化少有的悲剧。人人都在问,怎么了?为什么?反思的历史思考开始,后人把它叫做“清初经世思潮” 。

   这个思潮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1)反思性强。王朝的倾覆、生灵的涂炭,为这些反思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因此反思的力度也很大,很全面,很深刻。反思的角度不同,形成了思想的多元性、多样性和丰富性,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深度和广度;(2)批判性强。对程朱、陆王的弊端都进行了严肃地批判。对明朝专制制度进行了批判,包括对君主制度、君臣关系、君民关系的批判。对郡县制、各项具体政策的反思;(3)学术性强。学统反思、学术反思,对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反思,追溯到魏晋隋唐、两汉经学、孔孟六经,返本开新。经学、史学、文学乃至各个门类的学问都得到拓展和研究;(4)实用性强。三人学术宗旨都反对晚明空疏之风,力求经世致用。他们以“经世致用”为旗帜,以解决国计民生遇到的实际问题为目的。顾炎武的“明道救世”,黄宗羲的“学贵履践,经世致用”,王船山的“道随器变”的思想,成为思潮的主旋律。其规模和气象可以跟宋初理性思考相媲美。他们站在历史思潮的潮头,思想巨浪的巅峰,这个高度决定了他们思想的高度,也决定了王船山的高度

   2、他们的共同点是返回六经,王船山守正创新站得更高。

   顾炎武、黄宗羲和王船山,被称为“清初三大儒”。顾炎武1603年生,黄宗羲1610年生,王船山1619年生,他们是同时代的人,又都是伟大的思想家。但是对他们的认识、评价却不同。开始的时候顾炎武的地位最高,黄宗羲的地位第二,王船山还不为人知。客观原因是顾、黄生活在较为开放发达的江浙,出身名门望族,人脉广,影响大,思想传播较早较快。王船山隐居衡阳一隅,与外界联系很少,思想传播的时间很晚。到道光年间,1842年吧,邓显鹤刊印的《船山遗书》才出版,曾国藩兄弟利用湘军的影响推广船山就更晚了。但是到了鸦片战争前后,王船山被发现、被重视、被推崇,后发先至,地位越来越高,时至今日,经久不衰。

   他们从经学开始,重新梳理传统文化,王船山说“六经责我开生面”。黄宗羲主张经史并重,“六经皆史”。顾炎武提出“经学济理学之穷”的思想,他说“理学,经学也”,成为“朴学”的开山鼻祖,引领清代汉学之风。所以梁启超说,顾炎武的建设方向是“科学的”,船山的建设方向是“哲学的”。顾炎武这里讲的“科学”,指的是清初的“朴学”、“汉学”。黄宗羲维护王学道统,弥合朱陆,修正王学,终究没有脱离王学窠臼。

   王船山的特点是守正创新。关于船山学术渊源和取向,学术界一直有不同见解,争论的焦点是,既然船山批判了程朱和陆王,那么他的学问是不是属于“程朱理学”,也就是说,是不是属于承载宋元明清中国学术主流的“道学”,是不是属于中国儒家文化的“正脉”、“正道”、“正学”?对于这个问题,嵇文甫先生说了十二个字,“宗师横渠,修正程朱,反对陆王”,陈来先生加了四个字,“渊源濂溪”,变成十六个字;后来陈来又说,船山“参伍于濂洛关闽”而“归本于横渠濂溪”,这后一句讲的是船山的“希张横渠之正学”的本意。回归横渠濂溪,以重建儒学正统,这也就意味着船山学问是重建道学正统,拨乱反正,影响深远。船山从张横渠、周濂溪哲学和《周易》中受到启发,在理学的框架之内,沿着气本论深入,接近唯物主义,开辟出了中国哲学的新天地、新境界。

   船山并非简单继承横渠的“气本论”,陈荣捷先生指出,王船山“所要求的不仅仅是世界的物质性,而且是物质存在的具体性”。在他看来,船山哲学中“气作为物质力是意味着构成事物的一般质料,但器作为具体事物则意味着特殊的和有形的客体或规则”,这里对“气”和“器”的概括很深刻,通过对一般和特殊的关系说明“气”的实有,物质存在的原理,既有本体论,也有辩证法和认识论。冯友兰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说,中国哲学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就是对一般和特殊的关系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并认为这一问题直到“王夫之才得到正确地解决”。冯友兰和陈荣捷讲的是同一道理,揭示了船山哲学的精髓与真谛。船山的思想与唯物主义和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陈荣捷先生指出,“王夫之的哲学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他是一个具有独立性格的思想家,通过批判宋代新儒学的理学和明代新儒学的心学,而走向一个新的方向。在这样做的时候,他预示了其后两个世纪内的中国思想,尽管他并没有直接影响这时期中国的思想。”陈来先生接着说,“指出王船山的哲学预示了后来两百年的哲学思想变化这是陈荣捷的卓见,也是后来多数中国哲学史学者的认识。” 从经学走向哲学,船山贡献了中国自己的物质本体思想和对立统一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水准,使中国哲学别开生面,意义非凡。船山哲学不仅提供了解决中国历史课题的思想武器,而且证明中国古老文明的哲学底蕴和思辨能力。有趣的是,欧洲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与船山思想处于同一时代,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则晚于船山近一个世纪。就哲学而言,船山与那个时代的世界,几乎处在同一个水准,同一个步调上。这位天地大儒,沟通古今,连接中外,给人类以振聋发聩的启迪和强大深邃的思考能力,在基本封闭的明清社会,王船山是怎么做到的?

   3、船山民权思想具有重大启蒙意义。

   以往有人认为批判君权、限制君权、提倡民权方面,顾炎武、黄宗羲比较大胆和坚决,船山相对薄弱一些。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提出“众治”的思想;黄宗羲说,君主只是天下的公仆而已,“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顾、黄停留在批判,没有提出新的思想和方案,又被清初专制主义的强化和理学的兴起所打断,在当时未能发挥大的作用,一直到康有为、谭嗣同、严复,孙中山、黄兴的时代,被发掘出来,在与西学结合之后,作为民主主义思潮的一部分,其启蒙作用才得到比较充分地发扬。王船山重申孟子的民本思想,倡导古今之大义,天下之大公。提出“不以一人私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的主张,看起来与顾、黄没有什么不同,实际上在船山的思想体系中,民本思想有深刻的内涵。谭嗣同说 “更以论国初三大儒,惟船山先生纯是兴民权之微旨”,如何理解谭嗣同的话?王兴国先生在他的书中专辟一节加以论述,这里不重复。张立文先生指出,“船山从对人的价值、地位、作用的重视,而建其人学思想体系,并发为对人的尊重,否定对人性的压抑,人欲的摒弃等,使船山在人性论、人生论上均有创新的阐述。”船山从六经和孔孟出发,在批判君主专制的路上,重新发现儒家“人道日用精神”,从“载舟”、“覆舟”的民本思想,向人生、人性、人本的现代思想迈了一大步。熊十力说,“儒者尚法治。独推王船山。”并把船山称为“东方的孟德斯鸠”。比起顾、黄,船山这一思想更深刻、更独特,影响更深远。

   4、王船山的民族气节和民族思想使他成为民族精神领袖。

   船山的民族气节大家比较熟悉,他以自己的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身躯和生命,显示了决不向异族新朝妥协的立场,成为千古的榜样。他的民族思想内涵深刻丰富,远超整个古代社会的一切思想家,成为中华民族的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1)他继承《公羊春秋》的思想,发挥其中微言大义,提出“夷夏之辨”的思想,他认为夷夏之辨在于“文”“野”之分,即民族文化的文明程度,以及民族人口居住分布的地域;(2)他认为汉民族居住于中国的“中区”,已经达到相当的文明程度,要坚持汉民族的独立性、自主性,要坚守“仁”和“礼”的民族文化传统,如果倒退就会变成“蛮夷”、“禽兽”;(3)反对异族入侵,反对互相吞并,互相奴役,主张不同民族和睦相处;(4)他提出“尊黄”的思想,被视为推翻清王朝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在章太炎看来,“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儒,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而已”。辛亥革命后,这个思想演变成华夏的思想,中华民族的思想,成为我们的民族旗帜。他梳理了中华民族困扰千年的民族团结与民族战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等错综复杂的思想,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主义思想体系。正如欧阳祖经所说,“持数千年盛衰离合之故以启论民族精神者,莫备于《黄书》。……先生不云乎:‘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

从鸦片战争开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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