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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今:“冠带”“夷狄”之间:司马迁的民族意识

更新时间:2022-03-29 14:35:08
作者: 王子今  
……实自司马迁始’,这些都是缺少根据的。”他还写道,“古来有误认司马迁为极尊孔子者,如清王应奎、刘鸿翱、陈作霖等人,都是很荒谬而不合事实的。”“清初姜宸英认为司马迁作《孔子世家》,并非尊孔子,只是以其与诸侯同尊周。陈沣认为这是司马迁以孔子比周公。我认为,世家者世其家也,这是孔子不同于诸子百家的地方。”他认为,司马迁“表面尊孔实则反儒”。“扬雄论司马迁为‘不依仲尼之笔’,他哪里知道这正是司马迁超过了孔子而自成一家之言之处。郭沫若在司马迁祠院里题诗,说他‘功业追尼父’,不合事实。司马迁的真正思想是反对尼父的,其史学功业是超过尼父的。”对于马班比较,蔡尚思说,“马在武帝统治下,又身被腐刑,尚且敢于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真是胆识俱全”。

   与齐鲁夹谷“好会”孔子对于“夷狄之乐”的偏执态度可以形成鲜明对比的,可见《史记》卷四三《赵世家》有关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革新运动的记载,即赵国所谓“革政而胡服,并二国于翟”,“克二国于翟”的进步。这是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进程中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史记》就此给予了高度肯定的评价。对于赵武灵王反对派的意见,司马迁有所记述:“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闻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寝疾,未能趋走以滋进也。王命之,臣敢对,因竭其愚忠。曰:臣闻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学者,离中国,故臣愿王图之也。’”其中所谓“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宣传了“中国”充分的文化自信。然而公子成的意见,却是被赵武灵王否定的。赵武灵王“初胡服”,“革政而胡服”,“胡服骑射,以教百姓”,“出胡服令”,“胡服招骑射”,“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的成就为《史记》明确肯定。司马迁说到“胡服”凡16次,用心以浓重笔墨予以记述。“胡服”绝不仅仅是服饰革易,而涉及“革政”“变俗”,是通过行政方式以“教”“令”全面推行的。对于“胡服之功”,《史记》卷四三《赵世家》两次出现:“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乐,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贤者察焉。世有顺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于是遂胡服矣。”使人转告公子成,“今胡服之意,非以养欲而乐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事成功立,然后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从政之经,以辅叔之议。且寡人闻之,事利国者行无邪,因贵戚者名不累,故愿慕公叔之义,以成胡服之功。”所谓“胡服之功”于北边民族格局的表现,是前引赵武灵王“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之后,“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其后赵将李牧时,匈奴不敢入赵边。” “匈奴以李牧为怯”,“李牧多为奇阵,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

   赵武灵王“吾不疑胡服也”决心的确定,前因是肥义的论说:“臣闻疑事无功,疑行无名。王既定负遗俗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矣。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国,非以养欲而乐志也,务以论德而约功也。愚者闇成事,智者睹未形,则王何疑焉。”肥义发表的意见,与《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所记载商鞅对秦孝公发表的言谈有明显的一致性:“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闇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通过这种一致性,以及《史记》“秦用商鞅之法,东弱韩、魏,兵强天下”,“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以及并说“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等言辞,我们可以理解司马迁的态度。

   早有学者评价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议,当时有支持的意见,也有“争之”“谏止”言辞。论者注意到“其辩说各数百言,太史公详书之,以见夫胡服骑射前是中国未之有,而赵主父率意变古始于此也”。以“赵主父”之“始”“变古”和“太史公”之“详书之”,指出了《史记》卓越的史学洞见。司马迁对于“远方”“蛮夷”文化的开明态度,也值得民族史研究者关注。

   四、“堂邑父”故事与“胡骑”“越巫”表现

   “张骞凿空”之说,为司马迁首创,见于《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张骞西行,途中有“胡人”堂邑父同行。“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陇西。经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单于留之”。“留骞十余岁,与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司马贞《索隐》:“案:谓堂邑县人家胡奴名甘父也。下云‘堂邑父’者,盖后史家从省,唯称‘堂邑父’而略‘甘’字。甘,或其姓号。”司马迁记述,“居匈奴中,益宽,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遣骞,为发导绎,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太子为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张骞等“留岁余,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又为匈奴所得。留岁余,匈奴“国内乱,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穷急射禽兽给食。”堂邑父协助张骞开通丝绸之路的历史功绩得到汉王朝的肯定,“汉拜骞为太中大夫,堂邑父为奉使君”。

   司马迁的相关文字,是史实的记录。而就堂邑父对于“张骞凿空”协助之功赞赏的语气,也表现了他的态度。《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记载,匈奴拘留张骞十余岁,“与妻,有子”。这里所谓“与妻”,《太平御览》卷七七七引《汉书》:“匈奴不听去,乃留骞十余岁,娶胡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 “与妻”,又明确写作“娶胡妻”,应是匈奴女子。张骞逃离,“与其属亡乡月氏”,不知“其属”是否包括这位匈奴女子。张骞自月氏归,再次被匈奴拘禁,“国中乱,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张骞逃归汉地,“胡妻”作为追随者同行。张骞西行大宛,未见“胡妻”随行记载。我们不清楚与张骞“俱亡归汉”的“胡妻”是否第一次被扣押在匈奴“十余岁”时所娶“胡妻”。如果仍是一人,又有以“其属”身份同行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或者未同行,只是张骞第二次“为匈奴所得”时重新见面两种可能。这位“胡妻”即使未曾追随张骞西行,我们在考察丝绸之路正式开通即史称“凿空”的历史功绩时,也不应当忘记这位匈奴女子对张骞的支持和帮助。

   《史记》卷九五《樊郦滕灌列传》:“破豨别将胡人王黄军于代南。”《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前将军故胡人,降为翕侯,见急,匈奴诱之,遂将其余骑可八百,奔降单于。”这些都说明“胡人”在汉地军队中服务的情形。其称谓或作“胡骑”。长安附近卫戍部队,《史记》卷二八《封禅疏》说到“长水”,司马贞《索隐》:“案:《百官表》有长水校尉。沈约《宋书》云‘营近长水,因以为名。’”《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长水校尉掌长水宣曲胡骑。”颜师古注:“长水,胡名也。宣曲,观名,胡骑之屯于宣曲者。”虽然有“长水胡人”的说法,但是“长水宣曲胡骑”应当是指“长水胡骑”和“宣曲胡骑”。《汉书》卷六六《刘屈氂传》“持节发长水及宣曲胡骑”的记述,即是明证。汉王朝军事编制,有“胡骑”,也有“越骑”。

   长安“胡巫”的活跃,曾经影响高层政治生活。司马迁没有直接记述长安“胡巫”的活动。但是《史记》卷二八《封禅书》:“九天巫,祠九天。”司马贞《索隐》引《三辅故事》以为“九天巫”就是“胡巫”:“胡巫事九天与神明台。”而《封禅书》对于“越巫”是有明确记载的:“是时既灭南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百六十岁。后世怠慢,故衰秏’。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越祠鸡卜始用。”民族战争中,战败一方的信仰传统影响中原民族的史例,还有匈奴祭天“金人”被缴获后置于宫廷的情形。《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裴骃《集解》:“《汉书音义》曰:‘匈奴祭天处本在云阳甘泉山下,秦夺其地,后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祭天人也。’”司马贞《索隐》:“韦昭云:‘作金人以为祭天主。’崔浩云:‘胡祭以金人为主,今浮图金人是也。’又《汉书音义》称‘金人祭天,本在云阳甘泉山下,秦夺其地,徙之于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祭天人也’。事恐不然。案:得休屠金人,后置之于甘泉也。”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径路神祠在雍州、云阳县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处,秦夺其地,后徙休屠右地。’按:金人即今佛像,是其遗法,立以为祭天主也。”所谓“径路神祠”,有较复杂的意义。《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左冯翊”条也说到“云阳”的祀所,可见分说“休屠”“金人”“径路神祠”:“云阳。有休屠、金人及径路神祠三所,越巫祠卯古襄阝三所。”或可读作“休屠”“金人”“径路”,为“神祠三所”。汉室宫廷对休屠祠和越巫祠的沿用,是有特殊的文化意义的。而这一重要的民族史信息,来自司马迁的提示。

   五、“李陵”和“金日磾”

   “李陵”名字在《史记》中仅出现三次。但是这个历史人物的存在,特别是他在民族战争中的特别表现,深刻影响了司马迁的文化人生。

   司马迁对李广及其家族深切同情。《史记》卷一〇九《李将军列传》保留了有关英雄崇敬的心理。如:“太史公曰:《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李广人格的感染力,受到司马迁的高度赞扬。李广“引刀自刭”的悲剧结局,所谓死时“天下”“尽哀”,司马迁写道:“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这应当是真实的记录。汉与匈奴之间诸多战争史的生动情境因司马迁的神奇笔力得以存留千古。而敌对民族匈奴军人如“射雕”“胡儿”们的英雄气势以及高明的战略战术,也得到真切的史学表现。

   对于李陵,司马迁写道:“天汉二年秋,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击匈奴右贤王于祁连天山,而使陵将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余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专走贰师也。陵既至期还,而单于以兵八万围击陵军。陵军五千人,兵矢既尽,士死者过半,而所杀伤匈奴亦万余人。且引且战,连斗八日,还未到居延百余里,匈奴遮狭绝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虏急击招降陵。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匈奴。其兵尽没,余亡散得归汉者四百余人。单于既得陵,素闻其家声,及战又壮,乃以其女妻陵而贵之。汉闻,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这个“耻”字,读者是可以体会到沉重的内力的。

   李陵秋季出军,“冬寒”作战,突围时“令军士持二升糒,一半冰”,战斗之艰难,与违背汉军北上远征的季节性规律有关。而“军无后救”,战略决策者也应当承担责任。

   司马迁本人并没有因“李氏名败”而改变对这个英雄家族的正面判断。他因为肯定李陵的人品才能而遭受宫刑。司马迁对李陵的赞扬“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见于《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及《汉书》卷五四《李陵传》。就是因为这样的言语,这位史学家冒犯强势帝王,以致“受辱”至“极”。

对于李陵行为的判定,不能离开当时民族关系的背景。相关评价要避免简单生硬,应当考虑到汉与匈奴民族交往的复杂渊源与和战形势的动态演进。我们看到,司马迁提示了汉武帝对“来降”“胡人”的特殊优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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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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