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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磊:深耕中国政府与政治的大学问

更新时间:2022-03-29 14:22:17
作者: 朱光磊  

  

   朱光磊,1959年生,天津市人,南开大学原副校长、教务长,现任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南开大学中国政府发展联合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职能转变工作推动小组专家组成员,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七届政治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政治学教指委副主任委员,天津市社科联副主席、市行政管理学会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学理论、现代政府理论与中国政府、中国阶层与收入分配问题等。2003年获全国首届高校教学名师奖,2008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4年“中国政府与政治”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2008年“中国政府与政策教学团队”被评为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2020年,主讲的“中国政府与政治”本科课程获评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代表性论文有《“职责同构”批判》与《在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提高政府公信力》等;代表性著作有《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国政府过程》《现代政府理论》《政府职能转变研究论纲》等,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政府职责体系建设研究”、深圳市重大委托项目“流量城市与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等。

  

   原编者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服务型政府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多轮实践探索与理论反思,但其共同的基础——转变政府职能的工作却“还在路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统筹考虑各类机构设置,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权力、明确职责”,为新时期构建政府职责体系相关工作提供了具体指导。在转变政府职能、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框架下,进一步明确提出要“优化政府职责体系”,这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意义深远。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政府职能转变”的概念与历史沿革?优化中国特色政府职责体系的路径在何方?如何更好推动中国政治研究的发展?为此,政治学人专访南开大学朱光磊教授,共话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的大学问。本期学人专访在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线下进行,由政治学人团队策划与整理而成,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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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朱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政治学人的专访!您曾有过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经历,也曾研究过社会阶层与中国政府。首先请您回顾一下您的求学与治学生涯,这些教育经历对您后来的学术发展都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谢谢政治学人!我于1980年通过自学考入南开大学哲学系学习。事实上,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我更希望从事政治学专业的学习,但当时中国尚未恢复政治学专业,我觉得政治学和哲学比较接近(事实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就填报了哲学专业以及其他学校科社、法律等方面的专业,最终有幸与南开结了一生的缘分。当时正是吸收知识的黄金时期,思维训练对我的帮助和影响很大。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哲学对基本范畴提炼的重视,使我一生受益良多。在和学生交流的过程中,我反复强调的要培养“找抓手”的能力,实际上就源自于这一训练。“职责同构”的概念,就是典型的“抓手”。另一方面,我比较注意历史和逻辑的辩证统一,重视主观和客观的联系与区别。举个例子,我在讲阶级概念时,固定会谈到两句话:阶级是一个客观存在着的经济实体;相应的阶级概念作为对人们这种经济关系的理论概括,首先是一个特定的经济范畴。这两句话,一个侧重于客观,一个侧重于主观。这些思维方式,对于提高我在政治学、行政学研究中的理论层次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尽管本科和硕士阶段,我一直在哲学系学习,但始终坚持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政治学。本科期间,我利用七个寒暑假,将校图书馆几乎所有的政治学行政学专业藏书(当时藏书并不多,基本是旧书)全部读完,做了大量的笔记,专业水平有了很大提升。以本科毕业论文为基础完成的《以权力制约权力:西方分权论与分权制评述》被收入“走向未来丛书”,发行了十万余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从而也成为了我一生的学术底盘。硕士期间,我在封毓昌教授的指导下研习历史唯物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其间,我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除了马恩列斯的以外,像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著述,我也读了不少;“读毛选”的基础小时候就有。所以说,这一时期我实际研习的是政治学理论,主要是国家的本质与职能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直接影响到我后来对于政府职能转变研究的思考。我是在职读的博士,研究方向是政治经济学。在朱光华教授的指导下,我深化了对于收入分配和国家经济职能等课题的认识,提高了我认识中国问题的深度和系统性。

   总的来说,在学生阶段,我相当刻苦,在学习上投入了非常大的时间和精力,同时在吸收知识的全面性和深度方面做的比较好。比如,我大体上浏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重点学习了其中的不少章目。我现在上课经常会提到的马克思的《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就是我在浏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时候发现的。之前,国内外学术界不太重视这部分内容,因为它是编者们后来才发现的,只有一张纸的内容,题目是编者加的,出版时间较晚,大家的印象不太深。这部分内容对我理解政治学基本理论的框架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使我深受鼓舞的是,我发现我对政治学原理架构的一些想法,与其架构基本一致。这应当说明,马恩的书,我基本上读进去了。我在《政治学概要》一书中,很早就专门拿出一个章节来论及“政治现象的起源”。这是我对于政治学原理教学内容的一个重要改变。

   小结一下,在读书期间,除了对政治学、行政学的学习,我相当系统地学习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此外,在上大学之前,我比较系统地自学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世界近现代史、国际共运史、中共党史、形式逻辑、现代汉语等,而且选的多是大家的本子。由于其间奠定了较好的哲学基础,接受了比较系统的社会科学训练,且写作能力较强,使得我的学术写作比较规范,注意语言的准确性和逻辑性,注意修辞。除了论文写作、政策报告之外,我的随笔功底也可以,多篇随笔被《读者》杂志、《天津日报》、《今晚报》等刊摘、连载、转载。在起点上,我是“野路子”与“学院型”相结合的产物,我有坚持走规范化道路的优势,但也有早期随意自学的局限性。由于没有经历过正规的初等教育,没有读过高中,我缺乏数理化、古代汉语和中国历史等方面的最基本训练;进入南开以后,为了“集中优势力量打歼灭战”,也由于左耳失聪的因素,我的英语一直进步不大。这些都限制了我的一些发展。

   2

   问:是什么契机让您选择深入研究中国政府与政治这一领域的呢?

   从个人成长的角度看,我的老师,南开政治学系重建后的老主任车铭洲先生,是我研究中国政府过程最早的动议者。他在80年代中期从明尼苏达大学访学归来,就要求我开始备课,课纲成为后来完成《当代中国政府过程》一书的提纲。这直接奠定了我一生从事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工作的主要基础。在1990年之后,我将自己的研究计划比喻为“两臂划水”:以两到三年为一个小周期,交替前进,也即同时关注政府理论与中国政府、中国阶层问题及收入分配两大领域。在2005年之后,我的精力更多地放在了前者,这主要是出于两点考虑:其一,照顾学生的想法。学生研究政府方面的课题,可以在政治学和公共管理两个学科中找到教职,同时也便于从事公务员职业。其二,在2003年后,服务型政府建设全面启动,对学术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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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很多同行和同学反映,您对政府问题的研究似乎比较“有感觉”?您的著作《当代中国政府过程》对中国政府活动的行为、运转、程序以及各构成要素进行了实证性的分析和阐述。请问您是如何开展这项研究的呢?

   事实上,在从事相关领域的研究之前,我对中国政府的内部结构与运作是有少许了解的。我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到天津市物资局技校(隶属于市物资管理局)上学,但学校领导看我能做点儿事儿,就“脱学”开始“打杂”,做了不少行政工作。物资局是计划经济年代的产物,主要负责生产资料的管理。在与上级主管部门打交道的过程中,使我小小年纪就对体制内运转、政府运作有了初步了解。其实,初中时,我就担任了当时天津市级学生组织的职务。上大学后,担任首任校研究生会主席、市研究生会主席、全国学联研究生部副部长。这些社会经历使我有机会接触到了某些人和事,在人丛中但却是近距离地观察了官方的内部结构与运作,丰富了我对于政治生活的理解,也锻炼了工作能力。举个例子,1986年我作为中国青年学生代表团成员访问日本。第一次踏出国门的经历让我更加真切地认识到,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有很大差距。在这些杂七杂八的经历中,我慢慢懂得,经济是其他一切工作的基础,国家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治理好一个国家,永远是“七分经济,三分政治”,不然路就走不稳;政治学比人家经济学简单的多,也比哲学史学要稚嫩一些。我也很早就明确认识到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政治的基础,党政关系是中国最基本的政治关系,中国的一切政治关系都是党政关系的展开和具体化。

   这里我想插播一条花絮,这个故事我极少向他人提起。在全国学联工作期间,我结识了日后在政治学界的一生的挚友,北京大学王浦劬教授。浦劬老师和我一样,时任全国学联研究生部副部长,我们的友谊从那时就开始了。当时在全国学联的很多老朋友,或是进入政界,或是进入商界,但我们两人一直从事学术研究,从二十多岁到年过六旬,我们一直相互支持,共同致力于推动中国政治学行政学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关于政府过程研究的具体内容,《当代中国政府过程》一书中有比较详细的介绍,我就不再赘述了。简单概括来说,过程研究是对于传统的体制研究、要素分析和法理说明的重要补充和丰富。我的主要贡献在于,将政府过程学说引进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并结合中国的情况做了重大修正。我们既要如实地承认在这方面是受了西方的某些启发, 但又不能也无法完全照搬国外研究政府过程的方法和模式。中国的政府过程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相应地关于中国政府过程的理论也会有自己的特殊性。因此,在基本方法论上,除了充分吸收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也坚持从中国的实际政情出发,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分析问题的指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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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政府职能转变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的综合性复杂问题。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政府职能转变的理解存在不够准确的问题,应当如何从理论上准确地把握其概念?

   我对政府问题的观察、思考和研究,都是以政府职能为基础和逻辑起点的。在90年代,我曾经提出“政府职能转变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结合部’,是调整政企关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行政体制改革、机构改革、发展第三部门等多项改革的重要内容或重要基础。”从学科专业建设上看,它又是政治学和行政学共同的结合部。政治学和行政学之所以不可能拆分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将它们紧紧地连结在一起。因此我认为,对于政府职能问题的研究,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应当高度重视,在当前的基础上更加重视。

正如你们上面提到的,现在对政府职能转变的理解确实还不够十分到位。我认为,这是因为对相关问题的思考,不够深入,也不够细化。一方面,在强调“转变政府职能”的时候,还存在许多模糊的地方,对转变的细节,比如各个政府部门应该如何具体分工,五级政府之间在职能配置方面如何分工等问题的认识还远谈不到清晰。另一方面,对政府职能的界说比较乱,对有关问题缺乏必要的梳理。最典型的现象就是把有关国家机器的一切活动都解释为政府职能。对于上述问题,我提出了政府职能的“两层次说”,即政府职能包括政府的功能和政府的职责两方面。政府的功能,即对重要社会关系的处理,如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基本不存在转变职能的问题;所谓转变政府职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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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人”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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