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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平:中华民族的国家叙事

更新时间:2022-03-29 13:33:19
作者: 周平  
”由此,一套富有特色的多民族国家叙事逐渐形成,并成为中国历史上国家叙事的主要方式。不过,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只是基于经验事实而进行的描述,而非规范意义上的国家类型。

   但是,站在统一国家的角度上看,众多的民族虽然各自为政,有的民族甚至在相当长时间内相互间彼此隔绝,但相邻的民族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而发生联系和互动,并形成了丰富而多样的互动方式,也包括相互之间的战争。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各个民族“在竞争中发展、兴盛和消失······竞争的胜利者,走向了发展和强盛、文明;竞争的失败者,走向了没落直至消失。”也正是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各个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朝着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和演变。

   关于中国历史上各个民族的互动,费孝通有过非常精彩的论述。不过,在费孝通的论述中,历史上的各民族并不是今天享有集体权利并且集体权利得到国家制度保障的民族,而是各种各样的历史文化群体。各个民族的互动或交往交流交融,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有一明显的核心:早先是以华夏族团为核心,汉族形成后便以汉族为核心,从而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因此,“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二是“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但是,这样一种各民族围绕着一个核心的互动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着明显的前提条件的,即是在王朝国家的框架下展开的,它们相互间互动的形成以及其间的 “来”和“去”,都是在一个国家的框架中进行的,并受到这个特定的国家框架的影响和制约。抛开这样的前提条件,各个民族的互动及其朝着一体方向演变,就无从谈起了。

   费孝通显然注意了这一点,并用“国家疆域”来描述这样的前提条件。不过,疆域并不是一个自然的地理空间。自然的地理空间只有为某个国家政权占有或控制而成为政治地理空间以后,才能成为或被界定为国家的疆域。任何疆域都是国家的疆域,都以国家的占有或控制为前提。但是,一个纯粹的地理空间为某个国家政权占有或控制,在成为其存在条件的同时,也打上了这个国家政权的印迹,具有了政治属性或国家属性,成为国家政治地理空间。因此,国家政权是疆域形成的逻辑前提,疆域本身就体现着国家的属性。

   国家疆域及建立于其上的国家政权,以及由此形成的完整的国家政治框架,对历史上各个民族的互动来说,首先也是最基本的,是为这样的互动提供了一个特定的场域,创造了必要的历史时空条件,但是,这样的国家框架对各个民族的互动的影响远不止于此,概括起来看,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历史上的国家政权尤其是秦统一以后的王朝国家,为各民族的互动提供了得以进行的基础条件。这首当其冲的便是国家的疆域,同时也包括由国家提供的政治框架,尤其是这样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一方面为各个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体制框架,包括解决族际间矛盾和冲突的制度和政策;另一方面也为在此框架内的各个民族提供政治上的保障,提供了一个各民族共用的政治屋顶,这个屋顶下的民族的利益受到域外势力的破坏或袭扰,国家就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来维护其利益。

   其次,王朝政权采取各种直接或间接有利于各民族互动的政策措施,促进它们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秦统一六国并建立中央集权政权后,中央政权就为了应对广大疆域内不同区域的民族性问题,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政策和措施,其中的相当部分有利于或直接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比如羁縻统治(尤其是后来的土司制)、和亲和通婚政策、朝贡制度、册封和赏赐制度、移民实边政策、戍边屯垦政策、开发交通和兴修水利的措施,以及生产技术和文化的广泛传播,等等,都在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再次,王朝的中央政权及其政治框架,对各个民族的互动形成一种政治上的规制,从而以另外一种方式巩固了各民族的互动。历史上各个民族的互动在王朝的统治下展开,王朝政权在实施统治的过程中,便采取各种统治方式或手段来对各个民族其他地方政权进行控制,进行约束和规制,如实行羁縻制度、纳质宿卫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各个民族的互动形成了制约。处于王朝统治下的某个民族如果不服从这样的规约和规制,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王朝中央就会慑之以兵,甚至使其成为“你来我去、我来你去”互动中“去”的一方。

   最后,国家的框架及其所实施的政治统治,将各个民族整合或组织成一个整体, 对各民族的互动或交往交流交融产生组织作用。回顾历史可以看到,上述几个方面的作用结合在一起,就在为各个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创造条件的同时,将各个民族在国家的框架内整合成为一个国家共同体,成为一个有形的和一体的存在,同时也为各 个民族朝着“一体”的方向进行想象提供了一个标的物或认同的符号。

   王朝国家宏大的疆域、疆域内不同区域间突出的差异性,其间生活着的众多民族群体也具有突出的差异性,各个民族间的关系中还充满竞争甚至会发生战争,因此,中国历史上国家的分裂便不时出现。那么,在国家分裂的时期,国家政权或国家框架还会对各民族的互动产生作用吗?答案是肯定的。中国历史上的分裂与统一是交替出现的,国家的分裂不仅时间有限而且在历史上不占主导地位。国家分裂固然是对统一 的否定,但分裂一段时间后又会再度归于统一。于是,国家的统一对于分裂来说,就既有前置性的约束,又有后发性的影响:一方面,国家的分裂的确是对统一的破坏,但统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对分裂了的各个部分仍有很深的规约性影响;另一方面,分裂后的状态尤其是由此出现的更大范围的民族交往,又在统一后作为新因素被再度整 合。于是便出现了一种十分有趣的现象,即在这样一个“统一——分裂——统一”的链条式的进程中,分裂时的状态对于整个国家以及各个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也具有重要的影响。“每一次新的统一,与前一次统一相比较,都是在生产力更加提高、社会更加进步、民族更加发展的新的基础上的统一。”如公元220年一581年相当于魏晋南北朝的361年,“这个时期,是中国各民族大混战、大迁徙、大同化、大融合的时期。”虽然王朝国家处于分裂状态,但“形成了各民族人民在中原和内地的大杂居,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通婚和社会交往,出现了各民族在同化、大融合。”

   上述情况表明,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是在国家的框架下和疆域基础上进行的。王朝国家这个制度框架,为历史上各民族的互动提供了基本条件,也是中华民族历史形态之所以形成和延续的基本条件。在此基础上,国家框架将各个民 族整合成为一个整体,尽管是一个松散的整体,但也是国家共同体意义上的整体。由于如此,疆域内数量众多且差异性极大的各个民族才具有一个整体的模样,才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描述和分析,因而也才能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态。

   四、古老民族在现代国家建构中的转型

   今天的中华民族,既是历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和演变的继续,又与历史上的中华民族具有根本的差别。中华民族在从古到今的整个发展演变过程,既有连续性又有间断性,既有在漫长历史演变过程中沉淀下来的丰富内涵又有现代民族的属性和特征。看不到这样的历史演变过程,就无法全面把握中华民族的丰富内涵;忽略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民族形态和属性,就无法真正把握中华民族的当代特质。而中华民族由历史上的古老民族转变为一个现代民族,以及由历史形态转型为现代形态,是经由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过程而实现的。这个过程就是中华民族的现代构建。而中华民族的现代构建过程,更是蕴涵着丰富的国家属性和国家内涵。

   在中华民族的现代构建中,两个因素在其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是其间的关键性变量:一是“中华民族”族称的形成,二是中华现代国家的构建。它们也成为中华民族由历史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化得以实现的两个前提条件。

   中国历史上本无“民族”概念。现今广泛使用的“民族”概念,是梁启超于19世纪末引入的。“民族”概念进入国内时,中国的民族状况复杂而特殊:一方面,历史上形成的众多民族群体中的一些民族趋于活跃,如汉、满、蒙、回、藏;另一方面,由历史上众多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庞大民族实体正呼之欲出。当“民族”概念被用于指称历史上形成的各个历史文化群体以后,梁启超又创立了“中华民 族”概念,并在几经周折后确立了与今天相差无几的涵义,不仅为历史众多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而形成的呼之欲出的庞大民族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族称,使之可以明确地指称和述说,而且提供了一个民族认同的符号,使组成这个民族实体的各个成员有一个明确的认同符号,从而能够真正地凝聚为一个整体。有了这一切,作为一个民族实体的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形成。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华民族族称的形成,是中华民族从历史形态转变为现代形态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

   中华民族从历史形态转变为现代形态的另外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中华现代国家的构建。纵观人类民族形态演变的历史,现代民族首先出于近代以来的欧洲。但是, 这样的历史时空并不是现代民族形成的根本条件。导致现代民族形成的根本因素,是民族国家( nation-state)的构建并产生广泛影响,或者说,是民族国家对王朝国家的取代。在这样一种取代王朝国家的新的国家形态中,民族与国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样的民族就是全体国民构成的共同体,即国民共同体。“在当时,‘民族’即是国民的总称,国家乃是由全体国民集合而成”。在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中,国家以民族为主权者,民族拥有了国家的形式,民族与国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样的国家至今在世界范围内仍然是主导性的国家形态,因而也被称为“现代国家”。当辛亥革命终结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国家之时,中国便开启了这样的现代国家的构建进程。正是在这样的现代国家即民族国家构建中,中国历史上交往交流交融的各个民族群体,最终转变成为具有国家形式的民族,并与现代国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族。没有这样的现代国家构建进程,古老的中华民族或历史形态的中华民族,就不会转化成为一个现代民族。

   但是,“中华民族”族称和中华现代国家构建的进程,为中华民族由历史形态转化为现代形态所提供的,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必要充分条件。有了这样的必要条件,历 史上在交往交流交融中朝着一体演变的各个民族,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变成一个以 “中华民族”为族称的现代民族。这样一个历史性转型的实现,还必须经过一个在中华现代国家构建背景下展开的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 )过程。而且,这样的构建过程并不是给它一个名称、添加一个形式的简单过程,而是一个内容丰富并长期持续的过程,具体又经由两条路径而实现。

   一方面,中华民族的现代构建经由国民凝聚而实现。任何一种民族,归根到底都是人群共同体。但是,组成民族的人口并不是纯粹的人,而是处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中, 并经由这样的关系所塑造的权利义务关系确定其人身位置。这样的由特定权利义务关系确定的人身位置即社会身份,把人口塑造成为了具体的社会行动者。这样的具体的社会行动者,成为所有社会行动的基本单元,决定着各种社会行动的基本方式。在中华民族处于各个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朝着一体方向演进的历史形态时期,所有人口 皆拥有一个由王朝国家所塑造的统一的身份,即臣民,同时又生活在家庭(家族)或村社中,在一个更加具体的社会关系中形成权利义务关系,并形成相应的更加具体的社会身份。在社会成员如此一种复杂的社会身份的条件下,能够将其组织起来的最基本 的形式依次是家庭(家族)、村社和以共同的历史文化为纽带的众多民族,能够将全国人口组织起来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形式付之阙如,整个社会便呈现一盘散沙的状态。

但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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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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