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张静:提问是发现的开始

更新时间:2022-03-29 13:15:07
作者: 张静 (进入专栏)  

  

   摘要:基于自我研究经历的反思,本文聚焦社会科学实证研究如何展开提问。作者提出,学术提问的主要目的指向知识产出——事实知识、解释知识和规范知识。文章分析了为何提问需要关切领域、问题、困惑和提问的关系,讨论了一系列影响提问的要素——价值、理论、目的、逻辑和经验限定在提问中的作用。由于不同语言的关注重点有异,它们约束同时也构造提问的方向和深度,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提问尤其需要突破自设的限定,面向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挑战。

   关键词:社会科学 学术提问 逻辑思维

  

   思考“如何提问”是一项进步,因为这意味着我们意识到专业标准的存在。三十年前我刚刚读博时,很少有人会问“如何提问”,似乎这不是个问题,只要有天资就可以解决。虽然当时大家意识到提问有大众(common)和专业(academic)之别,前者意在表达个人好奇,后者则指向知识性困惑,但当时大家普遍不觉得专业提问是需要学习的。我自己在大陆和香港接受教育,不曾接触到如何进行专业提问的训练,完全靠自己慢慢摸索。1996年进入北大社会学系任教,我开设面向研究生的专题课程,根本没有涉及提问,只是灌输答案。

   显然,这样的学习过程缺少能力培养。几年过去,我越来越发现基础能力的重要。因为交流一旦展开,就会感到巨大的差别来自基础能力的水平,诸如如何提问,如何批评,如何拎出困惑,如何论证,等等。如果说学习有几个重要阶段,那么提问如同从爬行到站立,对于眼界拓展是飞跃性的——从只能看到地面,到上下左右前后多方位环顾。没有结实的站立,怎么跑得起来?于是我提议,开设研究性思维和写作课程。开始没有得到支持,因为“缺少必要”: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论文导师,为什么要专门开课?由导师提出问题,学生去做就行了……。意识到有 “替代论文指导”的疑虑,我赶紧退缩。若干年过后,应学生要求,课程还是开起来了。十几年下来,课程从选修变成必修,“必要性”又有了。虽然整体上学生的论文水平在提高,但我认为课程的成效尚不够好,因为不少同学在听课之后还是难于掌握提问。这越发使我认识到,提问主要不在技能,而在思维逻辑,求快不行。值得高兴的是,现在,如何提问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本身就说明,对研究能力的专业要求更高了。

   既然主要不是技能问题,就干脆放弃“教”的目标,主要从思维逻辑的角度,聊聊我个人对提问的摸索反思。也许初学者希望求快,更关心技能——比如如何增加问题的信息,如何从一般走向具体,将主问题分解成子问题;或者相反,如何从具体走向一般,提炼枝节问题的共同关切焦点,等等;但逻辑角度关乎思维方式——我们如何了解并交流对社会现象的认知,这涉及整体判断、历史感知、比较性选择、理论素养,甚至价值判断。所以逻辑不是技术性的,不是提问技巧,而是广义的方法论基础。它具有一系列前提,这是学术工作的约束性:我们是面对一系列约束进行提问的。比如,提问要追求重要性,要点出什么现象是值得关注的,在什么意义上值得关注,因为显然不是所有问题都有同等重要性。思维方式虽然养成慢,但更为基本,它可以帮助人提出正确的研究问题。我同意这样的说法:面对正确的问题,即使给出了错误答案,也比在错误的问题上前行好很多。

   一、领域、目的和问题

   八十年代我进入大学工作的时候,尚缺乏教材,年轻老师常被组织起来,分工撰写教材。我的任务是写发展社会学中的“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之后有出版社约稿,我又写了“当代社会思潮”系列中的《法团主义:及其与多元主义的论争》(张静,1998/2005)。这些写作促使我进行大量阅读,系统学习了相关知识,但应该说,我并没有自己的研究问题,只能说进入了研究领域。

   领域不是问题,因为目标不同。教科书的写作目标是展现一个领域,其做法是分类,按照年代、人物或者观点线索陈述,包含其中的进展、联系、差异以及核心论辩,把有关的论点、论据及针对的问题系统梳理出来。当时我以为这就是做研究,完全没有意识到,所谓“研究”工作可以在多种目的下进行,其产品重点实际上很不同。

   比如以育人教化为目的的研究,其目的是教导向善,把读者变为“好人”、“高尚的人”。这是一件对的事,但由于将道德判断作为主要标准,教导的目标自然指向这样的研究问题: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社会当中存在哪些恶,何者为善,何者为好,为何它们有利于人的社会生存,等等。比如解读和阐释,这个目的不同于解释,而是依据一个现成文本,或者是一种思想体系、学说、传统、行为模式,对其涵义进行理解,所以关注问题的方向往往是它为何正确(或者错误),为何真实有用(或者虚假过时),为何必须传承(或者放弃)。比如论战,它的目的是阐述肯定或者否定,支持或者反对,赞扬或者批判,帮人帮派帮学说战斗,扳倒攻击者,所以它的问题会是为什么我方正确而敌方谬误,为什么某种主义正确而另一种主义必然失败……。比如政策咨询报告关注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它多不是问为什么问题会发生,而是问怎样解决,为什么某个方案可行,具体怎么行动有效,等等。这些研究都可以自称“以问题为导向”,但 “问题”所指内涵有异。

   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与这些目的有所不同,它的问题内涵,指向探索和认识未知,面对社会现象,去发现我们尚不知道的表现特征、行为模式、变迁原因和客观定理。这个目标,使学术研究的提问特别指向“是什么”(事实现象)、“怎样运行”(机制过程)、和“为什么”(因果联动),企图探求相互影响的要素关系,终极目标是发现知识(特征和关联、定理、原理、公理),以便对广泛的经验现象进行解释和预测。

   上述几种研究目的有差异,但在学术活动中常常混合存在,较难清晰辨认。不同的目的决定了提问指向,学者完全可以选择研究目的,但前提是明白并认同自己追求的目标。我自己最终选择了学术性提问作为研究目的,是因为在不断的阅读比较中,我发现这类提问对我更具吸引力:以解答特定未解的问题为目标的提问。这也许要归功于前期的领域游荡和大量阅读。

   同语文的丰富生动相比,学术性提问较为单纯,一般有三类。一是针对事实(现象、经验或材料)的经验问题:它是怎样的?具有什么特征?属于什么类别?回答这类问题需要的基本功是:描述、提炼、证实和比较。二是针对事实的评判问题:它具有什么性质?与其他性质的差异何在?为何如此?回答这类问题需要的基本功是:界定、批评和评判。三是针对解释的理论问题:为何出现这个现象(或行为特征、运行模式)?回答这类问题需要的基本功是:证明、推论、关联经验和理论的分析、构建并运用解释框架、一般化提升。这几个方面的提问深度不同,需要认识活动的逻辑递进。这里的逻辑递进,意思是严密系统的论证,对于实证科学而言,逻辑不仅指演绎需要有章法,也指归纳需要有依据。也许这不太符合惯例,会使研究者感到思维约束,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天马行空的“才气”对抗,或许他们认为,有约束就难以创造。

   我的看法是,要看约束的是什么,合理的约束当然能够产生创造激励。为何有约束的提问意识吸引了我?自然是论证的说服力和创造力。说服力从何而来?我认为来自这几个原因:提出问题基于可见、可共享的经验事实,而非构造自己单方面理解的事实;解答问题基于符合认知逻辑的论证,区分观点和事实、结论和证据,证据陈述基于可验证可衡量的事实,他人可以批评,但须基于共享的事实和逻辑。为何说这样的问题有创造力?因为它可以引导深探未知,界定新事实,提供新信息,建构新分析框架,摆脱习以为常的限制,提供更新的认识(知识)。

   对这种提问意识的认同让我意识到,《法团主义》虽然再版多次,但不能达到上述标准;它是一个教科书式的写作,有领域、论辩和背景问题,但没有提出困惑未解的研究问题;它提供了当时尚未被读者系统了解的东西,属于知识搬运,但没有基于经验事实提供任何新解释,亦即没有向未解的研究问题迈进。所以,尽管有出版社多次约稿,我却很少写教材,因为它不符合我的研究目标。

   我的第一个经验研究是《利益组织化单位》。根据上个世纪50-80年代的企业组织档案,以掌握事实为目的,我提出的基本属于经验问题:企业职代会是什么建制?其基本目标是什么?由谁来组织?处理哪些议题?解决问题的效果如何?它是如何运转的?内部的组织结构和权力关系有什么特征?它和行政体系的关系是什么?在中国的单位体系中,它的基本角色(作用)是什么?

   这些问题与写作《法团主义》不同,我不再满足于领域游荡,而是希望在未解方向上深耕。为何称其“未解”?因为对于企业职代会,已有很多研究以组织独立的理想类型作为标准,问其为什么偏离了标准。这没错,但还不够,因为如果没有挖掘特定历史对组织目标和结构关系的塑造,自然会对职代会的性质给出远离经验事实的界定。我的工作要说明,中国的企业职代会是一个政治与行政(两项功能)合一的建制,是国家政权建设的一部分,目标在传达行政旨意,同时调整并传递职工的利益需求,其内部类似于一个上下连接的法团结构,其宏观角色在促进职工和体制的整合,因而与理想类型所言的自发组织具有不同的起因和特点。

   二、提问起始于困惑

   研究性提问起始于困惑,但困惑基于发现。一群人一起到调研地,面对同样的事实和数据,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发现隐藏的困惑。困惑不会自然走出,而是被研究者发现的。比如,同样的商品,在不同地方定价不同,一些人认为很正常,但却有研究者提出困惑,为何它在富裕地方反而更便宜?这个困惑引导出对商业活动的制度成本的比较。而不善于发现困惑认为一切正常者,则很少有机会进入这一研究。所以提问是发现的开始,需要有善于发现困惑的眼光,也可以说,提问是用问句揭示对困惑的发现(拎出困惑),好的提问往往包含困惑。

   不同的困惑引出研究方向的差异。比如,为何同一物品在不同地方价格不同的困惑,可能会引向两地比较研究,如果困惑是:这个物品的原材料由本地提供,为何在本地更贵?则会引出历史研究,挖掘本地商业组织化的成本。这是两种最常见的提问方向,差异性提问多走向结构关系和特征比较分析,历史性提问多走向变迁、演进或状态形成分析。

   如何挖掘困惑?常见的出发点是从经验事实和理论解释的差异入手:为何已有理论解释不了当前实际(事实)?合乎逻辑地,下一个问题自然是新的解释应当是什么?挖掘困惑的另一个出发点是历史比较:为何(两种或以上)历史进程的结局不同?显然,挖掘困惑不仅需要求知关切,还需要研究者同时了解——当前事实(或历史)中的问题(problem),以及对有关问题的解释理论,同时善于把问题转化为提问(从问题中提问,raise questions from problems)。比如,我们发现公务员有卸责行为,这是一个问题(problem),但停止在这里还不算提问,而当提出——为何公务员不是承担而是避责?——这样一个带问号的问题(question)时,才算提出了明确的问题。明确的问题有助于推动研究者贡献新的知识。这种创造使人兴奋,我想,这是我偏爱这个提问视角的原因。

几年前,我写“双重治理体系的瓦解”一文,试图解释的现象是,为何近年基层治理难度增大,变得低效?这一问题包含有什么困惑呢?经过40年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在增长,投入治理的人力和财力在增加,政策出台日多趋严,但基层干部的权威却增强不明显,为什么呢?我把这个基本困惑转化为前面的提问。但如果一个提问值得解释,它还必须有意义。上述问题的实践意义是通过寻找治理陷入困境的原因,提供改进的路径;它的理论的意义则是已有的解释存在缺陷,需要寻找更为基本的要素关系——因变量(治理低效)和自变量(低效的原因)之间的关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2344.html
文章来源:《区域》
收藏